各省來的多是當地文藝口頭面人物，有文聯作協負責人，有刊物劇團負責人等。而北京市來的三個人，一是鍾敬文教授，一是畫家尹瘦石，一是我，都是有過帽子問題的，不知為何這樣安排。
文聯學習部王部長，聯絡部沈部長（女）在這裡頂攤，二位都是老延安。沈慧同志能乾爽麗，令人愉快。人們說，她是延安時期的幾大美女之一，其他還有張穎（曾任劇協黨組書記）和陸璀（曾任對外友協副主席）等。她說起在延安的時期，說：“那是我的黃金時代。”我後來把此話說給父親，父親想了想，說，“我在想什麼時候是我的黃金時代，我想的結果是我的黃金時代還沒有開始呢。”他的話讓我感到絕望，1963年，他已經52歲，在我的心目中他已經沒有多少未來，他還能等到什麼樣的黃金時代呢？
文聯黨組負責人與副主席劉芝明、以及副主席田漢、老舍等來看望學員，講話聚餐，十分紅火。劉芝明曾在中共中央東北局負責過宣傳方面的工作，主持過批判蕭軍。他到北京後工作並不順利，他給人的感覺是喜怒不形於色，臉上如戴著面具。而田漢老舍兩位大作家則精神奕奕，情緒飽滿，位居人上。共進晚餐時，鍾敬文老先生向劉芝明同志表示他要好好學習，要控訴赫魯曉夫，因為他的“犯錯誤”是上了“赫光頭”的當。我也緊接著表示決心，說是對自己的“失足”感到痛心。劉芝明安慰我說：“你還年輕嘛……”他還小聲囁嚅：王某，很聰明嘛。
田漢講話大罵赫魯曉夫這個“光頭”，他打趣說，“雖然我也是光頭……”幽默而又鮮明堅定。能這樣講話也是一種自信和受信任的體現。
老舍也講反修，說是現在蘇聯不行了嘛，世界要看中國，要看毛主席了嘛。在這樣敏感同時具有核心性複雜性的問題上，他同樣講得同仇敵愾，有一種政治上的堅定與使命感，（被）信任感與光榮感乃至滿足感。聽到黨外高級人士這樣心明眼亮地論述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紛歧與前途。我佩服，又略感不安，由他老人家包括田漢同志來論述國際共產主義的運動的爭論與前途，似乎不那麼順溜，不那麼自然。你又不能不欽佩黨的領導的深入人心，怎麼指怎麼打，萬眾一心，從來沒有疑問。
我聽得專心致志，點頭稱是，心領神會，醍醐灌頂。從反右以後，我深深明了，在咱們這裡，沒有比領導的態度更重要的了，生殺予奪，吉凶福禍，全看領導對你的印象。我下了死的決心，一定要明白表示，反复證明，王某是最最尊重領導，服從領導的。不信你試試？
我的小組會批修發言受到同組學員讚揚，因為我是鑽到這些反面教材作品的創作構思、藝術思維里分析批判的，我斷定蘇聯的這些文藝作品，確實用藝術的語言傳播著和平主義、人性論、頹廢、消沉，對革命的失望……我確實認為，批修的另一面就是給自己打預防針，就是改造思想，就是棄舊圖新，我的發言必須觸及靈魂（當時尚無此詞通用）。一位外地的老領導鼓勵我說，你確有才華，今後只要是方向正確，定能做出巨大的貢獻。我很感謝，同時深感方向正確云云，談何容易。我也奇怪，為什麼凡是離文藝界的點距離的，都知道文藝界應該走什麼方向，都能敏感到文藝工作的方向問題，絲毫不用費力就能知道該如何糾正文藝工作的方向錯誤。而凡是搞了文藝的人，從事文藝創作的人，都那麼糊塗，那麼不爭氣，老是不知道正確的方向在哪裡老是給領導添憂增亂。或許這就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看來只有從未上過廬山的人才明白得了廬山的方向。可憐的文藝呀，鬧得人失去了方向感，不知道東南西北，更分不清左與右了。
這個讀書會上當然有濃厚的政治空氣，大家都講學習，講政治，講鬥爭，講思想改造。只有一位地方的歌舞團創作員說了幾句笑話，說是他們那裡的俏皮話是：
“六盤山上高峰，紅旗漫捲西風，今日條條在手，何愁不受批評……”
眾人一笑，沒有人認真。
也是在這個讀書會上，我第一次閱讀了作為反面教材印發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我不覺得他寫得多麼深刻，但很真實，其中寫到捨不得很快將午餐吃下去，因為一天只有吃飯這一會兒屬於自己一節，特別真實。連連的躍進加班中，我有過類似的體驗。作品還寫到被流放者用“小鬍子爸爸”稱呼斯大林，則是到了新疆才明白的，維吾爾族有這種稱呼，布魯特大大，撒卡拉阿卡（小鬍子爸爸，大鬍子大哥）都是很普通的、有時帶有反諷意味，有時又是很親切的說法。
全世界的兩極對立的冷戰格局確實驚心動魄。一邊是美帝、蘇修、各國反動派，一邊是毛主席、中國、阿爾巴尼亞、還有一些國家的加括弧、括弧裡另加註“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主義政黨。你能掉以輕心嗎？伊姆雷·納吉原來是匈牙利的領導人之一，他最後被槍決了，與他混到一起的著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盧卡契則只是因為他是個書生，勉強保住了性命，何去何從，能大意嗎？我當時常說的一句話是，對於一切教訓，王蒙不敢忘記，不能忘記，也不會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