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萬歲》的出版事宜重新提到了日程上，令我不勝唏歔，卻根本不敢相信其可能實現。中青社請了當時文藝報的負責人馮牧代審，馮對此稿印象頗好，只要我把太多的寫到蘇聯文藝作品對於那時的中國青年的影響的地方刪一刪。這是我第一次到馮牧家裡拜訪，他眉清目秀，口齒清晰，忙忙碌碌，隨隨便便，他一直是這麼一幅風度，不太像文人，更加不像領導。
有驚無險地度過了反右關口的黃秋耘對我關心備至。我常常到大雅寶胡同他家去看望他。每次他都是唉聲嘆氣，無法可想。他在此年十月告訴了我“精神又變了”消息，他指的是北戴河八屆十中全會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強調。他回顧了他親歷的整風反右時期的同樣場面，他在邵荃麟家中，見到邵接了一個電話，立刻神情一變，緊張地說：“要收了。”他還說到邵荃麟的匪夷所思的想法，說是六十年代初期，作家們想寫大躍進中的種種畫面與教訓，又不敢寫，他設想能不能出一個內部文學刊物，只限於領導幹部閱讀參考，文學內參？曠古未聞。
他的說法令我產生了更加古怪的念頭，不，不是念頭，只是一個調侃罷了。我想說的是，如果閱讀文學作品有級別限制的話，能不能搞個上限，即辦一個只准二十三級以下員工和農民看的刊物？當然，我沒有敢多說，我流露了幾句，黃秋耘也沒有聽懂。
黃秋耘早年從事黨的秘密情報工作，喜愛文學，喜愛羅曼羅蘭，尊崇人道主義。五十年代中期，他寫了《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閉上眼睛》《刺在哪裡》為一些人和事不平，後來又寫了《銹損了靈魂的悲劇》，為一篇揭露陰暗的作品張揚。六十年代，我得到了他老的極大的關心友誼，我永遠忘不了他住的那套房子，他始終憂心忡忡，無可奈何，他使出了渾身解數，卻無法幫我發表什麼新作。
從此，曇花一現地發表了一點小文字的摘帽右派們再次銷聲匿跡。我的姐姐告訴我，上面已經傳達，摘帽右派，就是右派，仍按右派掌握。姐姐唯恐我再找不素淨，每次見面，不忘猛澆冷水降溫。形勢一變，文藝十條八條之類，偃旗息鼓，就跟沒有發生過那回事一樣。我的所有稿件都被退回。 《青春萬歲》再次擱淺。黃秋耘不斷地給我出主意，一會兒說遼寧的《鴨綠江》開明一點，一會兒說天津的《新港》可能方便一些。但是我的稿子寄去，都沒有戲。
這裡有趣的是並沒有文件或口頭傳達說什麼什麼人從此不要再出現了。一切決定於精神與氣候，精神一變，氣候一變，一切自然改變，誰都不願意往槍口上撞，當然。同時誰也不會正式告訴你根據什麼你就歇著吧，你就名存實亡吧……沒有通知，沒有禁令，勝似通知，勝似禁令。你已經無法可想。邵燕祥剛剛在上海發表了一篇《小鬧鬧》，寫一個襁褓嬰兒，也受到德高望重的老評論家唐弢的猛烈抨擊。
甚至連說過《青春萬歲》的好話的好人馮牧，當形勢一變，別人問到他對王某長篇的看法時，據說他甚為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