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我的請求，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與我見了面。我給他的信裡附上了我的舊體詩。詩中有“疾首煎腸憶舊時，風花雪雨曾相欺”“肩挑日月添神力，足踏山川鬧自然”之語，無非是接受教訓，努力改造，並無二心之意。
邵荃麟的接見本身就表現了極大好意。他一見先稱讚我的舊體詩寫得真摯。他說，經過一番驚濤駭浪，願意與我談談心。他說，已告《人民文學》雜誌向我約稿，還要介紹我成為作協會員。他說丁玲對說她反黨想不通，這裡可能有一些下意識的東西。他的下意識反黨論固然奇特，但他說這些事有一種客觀感和距離感，確實這也不是他能做主的事。我想起他在批判丁陳會議上的發言，關於毀損作家的問題來了。後來形勢的發展恐怕早就超出了他老的想像，大火燒，小火燉，濃煙薰，吐沫淹的結果越來越不像是挽救幫助，更與今後寫出好作品無涉了。
但是他主要與我談的是一個觀點，不但可以寫先進人物，也可以寫中間人物，寫人物的轉變。
我已經記不清是談話前還是談話後我看到了《人民文學》雜誌的頭題，西戎的《賴大嫂》。寫一個農村婦女，從賴皮厚顏到提高覺悟的故事。
當時正在搞什麼文藝八條、十條，從政策上試圖搞得合情合理一點，把反右派以來左了又左的文藝思想稍稍規範一下。邵的中間人物論也是這樣應運而生的。他無法從更大的方面調整政策，只能說點中間人物之類的小打小鬧，無非是讓文學創作鬆動一下。
邵荃麟的好意決無懷疑，但是他能做的也有限，我還得自己努力。
這期間傳出了海默的電影《洞簫橫吹》受到老革命家保護的消息。 《洞》片挨了棍子，後由於李先念同志看後覺得無大問題，乃轉危為安。
《文藝報》上討論《達吉和她的父親》，使一篇已經被戴上了人性論帽子的小說有了重見天日的可能。
劉紹棠在《北京文學》上發表了滑稽梯突的短篇小說《縣報記者》，多麼不可思議，劉整成那個樣子，反而變得笑聲不斷了。
燕祥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短詩《夜耕》，使我想到他在北大荒的勞動生活。為了避免麻煩，我沒有與他們當中任何人聯繫。
從韋君宜的《月夜清歌》，汪曾祺的《羊捨一夕》等作品中，都折射出他們幾年來下放農村的經歷，他們都以最美好的心情概括與回味農村勞動的生活，在苦水中培育出怡人情性的鮮花。汪的作品還運用了點心理獨白，視角轉換的手法，在那時已屬空穴足音，令人感動了。
那個年代我最著迷的是茹志鵑與李準，後來才知道了浩然。在萬馬齊喑的年代，他們是少數能夠歌唱的天之驕子，他們明媚春光，他們歡聲笑語，他們緊隨時代，他們宣揚先進，他們獨領風騷，他們是文學的驕子，時代的寵兒。李準的《李雙雙小傳》本來是歌頌公社的食堂化的，但是在不搞食堂之後，他仍然能起死回生，寫出性格生動火紅的李雙雙來，拍了電影，得了獎。他的《耕雲播雨》《龍馬精神》都使我羨慕，心嚮往之，知自己實不能至。畢竟對農村生活沒有李老兄熟悉呀。
而從閱讀上給我以滿足和親近感的是茹志鵑，她仍然多情，她語言如歌如詩，她變成了我的唯一，既符合大躍進精神，也保持著語言與人物，題材與敘述的細膩的藝術感。我決心向茹志鵑學習，用心血歌頌時代。但不久她也受到了（老是寫）家務事兒女情的非議。那確實是一個你想盡辦法歌功頌德，想盡辦法靠攏跟隨，就是不讓你歌頌得成，就是不要你靠攏跟隨的時代。
那一段我讀到艾蕪的，同樣歌頌大躍進，但寫得絲絲入扣，多情多姿。法捷耶夫的一篇評論里高度評價安東諾夫的，說是像這樣的小說，如果契訶夫有知也會稱讚的。我找來了安的，果然精彩，而且比咱們放得開。
我讀到了歐陽山的《在軟席車廂裡》，題材新穎，竟然寫到了一個乾部因寫作而放棄了官職，最後失敗的故事。我讀到了菡子的《前方》，寫解放戰爭，寫戰鬥英雄、死難烈士，通篇用第二人稱，如信如詩，直扣心扉，實屬佳作。
我也讀到了陳翔鶴的歷史小說《陶淵明寫輓歌》與，我只覺得作者有一種寂寞的心趣。回憶起來，他老也是批胡風的積極分子呢。
浩然的《喜鵲登枝》我是從《北京日報》上看到的，我佩服他的輕盈多姿，只是覺得淺得近乎廉價，更像極優秀的命題作文。
那一段我喜歡讀的還有柳圯寫抗日戰爭的《長城煙塵》，《王汶石》寫大煉鋼鐵的《黑鳳》，丁玲的長篇選載《在嚴寒的日子裡》，還有秦兆陽的長篇選載。但所有這些長篇都未有完工。王汶石的寫大躍進的中篇，開頭極吸引人，寫下去卻不知所云，不知所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