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我要補著交代一下，一個是由於團市委領導的關心，我自1956年秋，到四機部所屬的783工廠——北京有線電廠，任團委副書記。我原來說過，寫完反映中學生的《青春萬歲》以後，我要再寫一部反映大學生的作品。團市委領導王照華同志說，不要老寫小資產階級了，我就去了工廠。
工廠位於酒仙橋電子工業區，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156項重點工程之一。工廠的對口援助單位是列寧格勒紅霞工廠，從廠長，到總設計、總工藝、總會計師，一直到車間班組，都有相應的蘇聯專家與我們並肩工作。
1957年1月28日，我與瑞芳在京結婚。她還有半年的大學沒有上完。 《組》的所得已夠我們購置了當時條件允許的一些裝備，包括玻璃書櫃、一頭沉書桌、半軟沙發椅等。我沉浸在新婚的幸福里，只想著天天與芳在一起。
林默涵老師將他打算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關於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清樣給我，徵求意見。這也是毛主席說過的，批評誰先送過去看一看嘛，可以批評也可以反批評嘛。
此時蕭殷應約正給《北京文藝》（現名《北京文學》）寫一篇關於《組》的文字，他約我交談。我告訴他林的文章的事，並告訴他，林文指出來的幾處寫得不妥的文字與小說結尾，都不是我的原作，而是《人民文學》雜誌編輯部修改的結果。蕭殷非常重視這一情況，並強調此事必須說清，才是對黨負責的態度。我在給林默涵同志的回信中說及了此事。
於是中國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約見我，說是要就作家與編輯的關係問題開一個座談會，要我參加。我同樣感到了邵對於我的呵護有加。他說話中提到秦兆陽同志為人有些驕傲，看來作協領導有意對秦有所批評。秦因發表《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一文，提出改稱“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社會主義時代的現實主義”，即現實主義就是現實主義，時代變了，但現實主義的精神不變……而引起了主流理論家的頭疼，張光年同誌發表專文批評了此文。
談完話邵荃麟派他的專車送我回家，我感到榮幸。那時他住在大雅寶胡同的一個小院。
在此座談會上，我對編輯部的修改抱一分為二的態度，我完全無意抱怨編輯部，更無推託“責任”之意。我比較不贊成的修改主要有兩處，一是寫到林震怎麼樣注意到趙慧文的白白的手兒，這是我那時寫男女之情哪怕只是友情的時候最不喜歡的寫法。一個是結尾，我的原作是林震同志敲響了區委書記周潤祥同志的辦公室的門，被刪掉了，多少影響了小說的調子。對此，我並未在會議上挑明。此外，我認為他們修改的問題不太大，也有改得好的地方。例如原稿說什麼劉世吾的“鷹一樣的眼睛”如何如何，不妥，改掉了。座談會上茅盾發言時就提到了這個例子。我覺得茅盾的發言有他“民主人士”的分寸，給我一種零度傾向的感覺。
有關發言都刊登在《人民日報》上了。我接到了一封信，是一個年紀不輕的女作家寫來的，我記得她的筆名是“布文”，但此後怎樣找也是查無此人。她在信裡說，本應以此為契機把編輯們的問題好好說一說的，但想不到王蒙是那麼令人不愉快地老練，給他們留了情。我按照她說的號碼給她回了電話，她笑著說“算了算了，現在也沒有像我這樣多事的啦……”
文壇的深淺，其時我是一無所知。過了幾十年，我才知道更重要的背景，說是毛主席對於編輯擅改《組》稿事震怒了，他老說是：這樣改缺陰德。
有趣的是我其時對《人民文學》編輯部的意見遠比對《文匯報》小，我的發言中倒是有不點名地說《文匯報》的話。該報的承受力很強，我發完言恰好看到了梅朵與他的妻子姚芳藻。他們見我邊點頭邊笑，苦笑加傻笑，令你沒了脾氣。很快，浦熙修與梅朵登門拜訪，千說萬說一定要選載《青春萬歲》。也幸虧有這麼一選載，否則，一切要等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後再說了。
三弄兩鬧，《組》的事不但化險為夷，而且變成了我的一件大幸事。當年“五·四”，我被評為“北京市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
全國團代會上，團的中央委員（也可能是候補委員）候選人名單上出現了我的名字，後未成——估計是由於基層對我的反映不算正面。
我反省，我當時有點精神危機，工廠的生活我並沒有鑽進去。擁擠的公共汽車，擠得滿滿堂堂的工人宿舍（原來按蘇聯圖紙修的是家庭用單元房子，變成集體宿舍，坐便式馬桶工人用著不習慣，乃蹲到“圈”上大小便），排著長隊買飯的大食堂，機器運轉的噪聲與機油氣味，給我以新的印像也使我感到隔著一層。我定不下心來。我老覺得我應該有煥然一新之作，又作不上來。我不那麼喜歡和同事談葷笑話，談級別和待遇，談平常的話題。我這時滿腦子是文學、藝術、激情、理想、深思、憂鬱、悲哀、追求、大地、天空、繁星、永恆、色彩與交響……不能容忍一分一厘的世俗、庸俗、流俗。遠比此後40年就是20世紀的最後十年的一些中年作家的情緒更為偏激。我對反世俗的勁兒的切膚刻骨的體會太深太深。廠裡其實對我很好，他們已經沒法做得更好。廠裡給我一間宿舍房，除了四面白牆，那裡只有一張床和一把椅子，呆在這樣的房間裡我有一種空白的感覺。而每天下午，一看到太陽走向西邊，我就覺得心神不定，恐慌，覺得自己在虛度光陰，覺得自己的生活和情感漸趨貧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