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對於契訶夫的迷戀也使我變得自戀和自閉起來，契訶夫的核心是對於庸俗的敏感、嘲笑與無可奈何的憂鬱。一個人追求一個有醋栗樹的院子，他得到了，他傻喝喝地怡然自得，他顯得更加愚蠢乏味。一個女孩，過著好好的日子，迎接新婚，突然悟到了她的生活是多麼庸俗和無聊，她拋棄了一切世俗的幸福，斷然出走。看多了契訶夫的書，你不由得懷疑起那個叫做生活和日子的東西，世間有多少重複，多少從俗，多少隨波逐流，多少干脆應該算是麻木的東西，有你不多，沒有你不少，不想則已，一想，不免慌了神。
我應付過了《組》帶來的危機，我的應對還算老練得體，我希望我的面目煥然一新，然而，新起來談何容易？我甚至於想寫一篇能夠彌補的不足的作品，我定名為《無果花》，正像我熟悉劉世吾那樣的老氣一樣，熟悉年輕人在事業中的只開花不結果或只結酸果。然而，在為新的作品規定了題目以後，腦子裡變成了一片空白。
說來慚愧，新婚乍別，我感到了一種酸楚。在班上缺少激情和投入，回家來孤孤單單，心神不定，心慌意亂，心浮氣躁，我不知道這是一種什麼躁鬱綜合症。是成了“名人”燒的？是終於患上了文學原植物神經紊亂？是新婚乍別症？是小資產階級脫離工農？還是反右前夕，密雲欲雨的低氣壓造成的經絡不通、脾胃不暢，水土不伏？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五七年的大鳴大放時期，外國人叫做百花時期，開始了又轉變了，結束了。
我被邀請到有關文藝工作的各種徵求意見會上。我注意不要放炮。我甚至在市委宣傳部召集的一次會後，體己地告訴鄧友梅，說話要慎重，根據我的了解，領導方面並不喜歡那些“鳴放”。
我還擠出了時間與芳一起參加自費香山旅遊，趕上了大雨雷電，吃的是西餐。此後多次我去尋找那個我與芳住過一夜的地方，找不到了。那個地方叫做“香山別墅”。這是唯一的一年，北京試辦了自費周末旅行。反右之後，這些“資產階級”的東西都一鍋端了，直到改革開放，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後。
我常常想起阿·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歷程》第一部《兩姊妹》，書的開頭描寫夏天的克里米亞海濱，一個蒼白的現代派詩人貝克與妹妹達莎的結識。根據小說改編的影片旁白說，這是最後一個夏天了，人們還在享受，還在腐爛，然後風暴掀起，烈火熊熊，天翻地覆……（大意如此）。我也想起影片《馬克辛三部曲》中的聖誕夜場面，腐爛的資產階級與貴族，狂歡放縱中掀起了女人的裙子，卻不知道已經迎來的不是享樂，而是革命，不是縱慾，而是末日。
我被邀參加了中國作協黨組擴大會議，批判丁玲、陳企霞。我驚呆了，我驚異於為了批丁玲先從陳企霞的男女關係問題入手，發動柳溪同志以受害者的身份揭露她的一度的情人陳企霞。怎麼是這樣的手段？
我也印象深刻於康濯發言時的特別激動的湖南口音與身體的大幅擺動。樓適宜等回想起左聯時期與魯迅關係處不好時的痛苦，與許廣平同志聽完發言後的面紅耳赤。她回想起魯迅病重中常常還要接受胡風、馮雪峰的來訪，也很激動。
我始終記得骨瘦如柴的邵荃麟的自問自答。他說：也許有人會問，毀損一個丁玲這樣的老作家大作家是否應該，他回答說，越是大作家革命的作家黨員作家越是要接受黨的挽救，黨的幫助，是她們的錯誤思想首先毀損了她們自身，而我們的批判鬥爭，正是為了愛護幫助她們。
我不認為有誰在這個時候會提出類似“不要毀損”之類的“不同政見”。我認為他的發言反映了他自己的矛盾，然後他用特別高尚和感人的說詞來說服自己，平息自己的內心波瀾。可惜此後的事實是，通過這種特殊的愛護與幫助，把一個作家幫到地獄裡去了——而後是邵荃麟的下場比丁玲慘得多。
我又為能參加這樣的高級別會議而自得。我感覺到風浪來了，考驗來了。我積極有加地參加過解放後的各項民主改革運動，反封建，反把頭，反會道門，三反五反，私營工商業改造……從反胡風我就有點沒想到，嚇了一跳之感。我知道我已經算不上積極分子了。我跟不上，從心眼裡不喜歡這樣的運動，只盼望著這樣的運動早日結束。這次的反右更是既激動人心又肝膽震顫，怎麼大鳴大放的結果變成了這樣？我覺得不舒服，彆扭，生硬。我叮囑自己，可不敢大意，可得好好學習學習啦，同時一切要聽領導的，想不通也少說話，又沒有你的事。至少，有這樣的特殊重要會議要參加，我可以免去許多天在東直門與酒仙橋的兩頭等上公共汽車之苦。
我感到愧悔的是，我主動向作協領導郭小川同志反映了馮雪峰老師與我的唯一的一次個別接觸中談及文藝問題的一些說法，他說蘇聯是大國沙文主義，教條主義，說蕭洛霍夫的《一個人的遭遇》是篇普普通通之作，卻被吹了一個不亦樂乎。我還在大會上發了一次言，表示了批評丁玲馮雪峰之意，也表示好好學習提高認識。這不是一個光榮的記錄，用現在的語言，人們會，人們可以，我自己也應該狠狠地責備自己。我應該懺悔。對不起馮雪峰老師，他在家裡接待我，是對我的器重與照拂，我卻從裡頭找出了“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