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雲暮雨”，語出宋玉《高唐賦》。
而，是作家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拙作新書的題目。
如椽筆，可參閱拙作舊詩《秋興》。
尾句“春秋”或謂指拙作“季節系列”。而“月明”，或指拙作《青狐》。
北京市文聯也召開了座談會談這篇小說。我從而結識了林斤瀾、鄧友梅、葛翠琳等作家。青年作家都對《組》大唱讚歌，抨擊棍子，情緒激昂，真心支持。而老作家（其中不少是在高校工作的名人）則談笑風生，海闊天空，閃轉騰挪，行雲流水，不濺水滴，不沾泥點，與作品與批判都保持著絕佳的距離。我的印像是有點不知所云，但又都很學問，很教授，很瀟灑，很老練，很成熟，與毛頭小子們果然不同。林斤瀾著重談小說技巧，不談意識形態與政治思想（這個選擇他一直延續至今）。端木蕻良談到了李長之叔叔在《文藝學習》上發表的批評文章，關於典型問題，李說寫北京有這樣的干部，是不典型的。端木老師則說自己與李都是教條主義——我的印像是，教條主義是一頂十分愜意十分暖人的帽子。
此後，傳出來一個說法，說是市文聯一位中年作家撰了一個詞：“五小鬧北京”——指的是除我外，鄧友梅的《在懸崖上》，還有劉紹棠、叢維熙，可能還有邵燕祥幾個人的作品引起了一些動靜。文壇上的“詞兒”，比作品多多。正如杜甫詩：“水深波浪闊，毋使蛟龍得”，“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賣雜貨》流行歌曲也唱：“風波浪裡危險多”。與當時的總的情況相比較，這倒也不足掛齒，它並沒有引起我的足夠的注意。很久之後我才明白，文壇多事，成為水深浪闊的險地，除了抓斗爭的方針外，文壇本身的不忿兒，不服，白眼兒紅眼兒，惡語傷人或者傷人不帶惡語，也構成了每次大動干戈的輿論基礎，群眾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