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組》發表沒有兩天，《人民文學》雜誌的一位工作人員騎著摩托車到西四北小絨線胡同27號我的家，給我送來了476元人民幣的稿費。 476元，相當於我的87元6角4分的月薪的5倍以上。這也夠驚天動地的。
先是聽到對號入座的工作部門同志對於小說的爆炸性反應：主要是“我們這兒並不是那樣呀”之類。其實這些人多是我的熟人、好友。接著由韋君宜、黃秋耘主編的《文藝學習》雜誌，展開了對於《組》的討論。我收到這一期大規模討論的雜誌的時候真是樂不可支。第一篇無保留地稱讚小說的文章題名《生活的激流在奔騰》。第二篇就是嚴厲批判的了。一篇批判指出：林震不是革命的闖將而是小資產階級狂熱分子。一批青年作家，劉紹棠、叢維熙、邵燕祥也還有劉賓雁等都寫了文章讚揚這篇小說。而一批我的共青團幹部戰友，包括李友賓、戴宏森、王恩榮等著文批評之。後面這幾個人也是我的朋友、熟人和半熟人，王恩榮同志還是我的老同學，是我介紹他參加了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我從身份上說正好處於贊成的與反對的兩組人之間。然而我又是小說的作者，對小說負有不可轉移不可推卸的責任。這本身也奇了。
看到作品引起這麼大動靜，看到人們爭說《組織部》，看到行行整齊的鉛字裡王蒙二字出現的頻率那麼高，我主要是得意洋洋。我喜歡這個，喜歡成為人五人六，喜歡出名，喜歡成為註意的中心，我在心裡這樣說，相當不好意思地說。
與此同時，我的《青春萬歲》修改稿已在中青社三審通過。我們訂了合同，我得到了預付金500元。
也算一夜成名，雖然這種說法令人噁心。正在籌備復刊的上海文匯報駐京辦事處負責人浦熙修命工作人員、著名電影評論家梅朵先生找我約稿。他們已從作協等處得知我的長篇小說即將出版。作協領導、老作家劉白羽同志在《人民日報》上撰文預告了文學新人的成績，他說張曉的《工地上的星光》與王蒙的《青春萬歲》反映了文學新人的成果。於是文匯報的人帶著預付的500元現金要求自次年即1957年1月1日起全文連載《青春萬歲》。我給他們講了該小說的故事性不強，也許不適報紙連載。但他們堅持要載。
到了次年1月，我沒有在報上看到連載，我問是怎麼回事，過了一段時間，他們說是計劃選個五六萬字登一下。我不快，便退回了500元，宣布此事作罷。
與此同時，批判《組》的調子漸高。出現了一些傳聞。 《中國青年報》的張總編輯與佘副總編輯，兩位關心我提攜我與我私交甚好的領導，找我談話，他們憂心忡忡，他們認為我捅了個大漏子，他們告訴我已經有人將此文與王實味的相提並論了。他們讓我做好思想準備，要有自我批評。他們還引用一位剛剛調入我區工作的老區來的女領導同志的話說：“王蒙，有點不聽話呀。”
同時，組織討論的《文藝學習》的主編與副主編韋君宜與黃秋耘也找我談，說是他們原沒有想到此事鬧得這麼大，不好收場。黃是連連嘆息，背誦小說裡的詞語，並表示可能遇到麻煩，他本人則對小說一百個欣賞。他的表現是既感動又無奈。韋則表達了對我的器重與愛護之情，同時試圖幫助我認識到小說中的一些缺陷，以便正確對待批評。韋的愛人是楊述，時任市委文教書記，我知道韋的意見裡包含著市領導的意思，我必須好好聽取。
君宜還轉達了楊述對於我在《北京日報》副刊上發表的散文詩的批評，說是那篇東西看不出時代特點。是的，我寫了時光，卻沒有刻意去寫肅反、合作化、總路線等時代的特色。但是我以為，那種對於時光的珍惜與敏感，也絕對不是舊中國的文人寫得出來的。
到了這時候，我自幼受到的黨的教育訓練就起作用了。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我表示一定認真聽取意見，提高認識，三省吾身，聞過則喜。同時我也辯解：《組》不是反對黨的東西。當然，不論動機如何，如果有很嚴重的後果，我當正視與汲取教訓。
1957年2月，文匯報突然（我的感覺是突然）發表李希凡的長文，對於《組》進行了猛烈的批判，從政治上上綱，乾脆把小說往敵對方面揭批，意在一棍斃命。我一驚，我並非沒有想到與該報的相處上的小小不順遂，但是我很清醒，從政治上往對立方面打，需要認真對待，這是大事，而其他只是小事一椿。
我放不下自己的光榮歷史的包袱，我無法相信李希凡比我更革命，我無法接受李代表革命來揭批我。我很快給公認的文藝界的最高領導周揚同志寫了一封信，說明自己身份，求見求談求指示。
早在中學生的暑期學習團管伙食的時候，我就听過周揚的報告，有關領導還特別說到過，新解放區的學生只知道丁玲艾青，他們哪裡知道周揚的地位和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