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以上說法會引起多數同行的反感。相當的文學作者更願意撇清關係與表現批判意識和桀傲不遜。萬物相通但又相異。話語權也是一種權，權的運用當然有共同規律。當然也有不同，我自然明白，“太”做過領導了，寫起小說來也許會碰到另外的更難以逾越的大門檻。
1956年初夏，收音機裡播放的每週一歌是歌劇裡的《飲酒歌》，走到哪裡都聽得到“……杯中的美酒使人心醉，青春好像小鳥，飛去不再飛回……”我去邵燕祥家祝賀他與謝文秀女士的新婚。我拿去了序詩，他幫我改了一點，原文在“讓我編織你們”之後是“這該多麼幸福”，他給改成了“用青春的纓絡和幸福的金線，編織你們。”他說，這樣也顯得（字數）整齊一些。他在給我的信裡還說：“序詩是詩，而且是好詩。”
是的，這首詩是成功的，時至2004年5月4日，首都青年紀念“五、四運動八十五週年”的大型文藝晚會，是以“青春萬歲”命名這場晚會的，而且，在會上朗誦了它的序詩，所有的日子，仍然活著。
書的寫作中我一直是沉迷其中，我背得下每一段，我不但設計人物，情節，場景，道具，而且在不斷地不出聲的或者讀出聲來的背誦中，我掂量每個字的平仄，聲母與韻母，圓唇與非圓唇音，我要求它們的舒暢，婉轉，幽雅，潔淨和光明。我寫到一群“積極”的學生到蘇寧家中，用革命的書籍與藝術品佈置蘇寧的房間，取代她原來的房間中的情趣的部分（如老明星的照片，徐訏的書等），寫完了，我提高一步，說是“那個巨大的光明的世界，就在姑娘們的笑聲中，勝利地衝擊到這裡”——我真是得意。
書中還有一段旁白：“我每每尋覓，一種光明的奇妙的生活……”這是王蒙學了法捷耶夫，法在《青年近衛軍》裡的旁白“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最後是在紛飛的戰火中，用靴子作容器，喝下了戰友用生命作代價舀來的帶著戰士的苦味與友情的濃郁的水。蕩氣迴腸，蕩氣迴腸！
耽於文學，這一下子就成了我的命運。念念有詞，若有所思，時時走神，不太像一個好黨員好乾部好下屬，像寫作之前那樣了。從每天的偶然經歷中得到靈感，一陣小風我覺得恰恰像是某個人物在某一段所感受到的。一個燈泡有點歪扭，怎麼有這樣的燈泡呢？正好寫到另一個人的家中。上公共汽車後的一陣擁擠，啟發我寫到小說的結尾。年輕人的一陣哄笑，又使我感到某一章的構思需要重新調整。誰知道我的寫作過程？有有預案的，有隨機的，有突然改變的，有得意洋洋之後發現文本中怎麼也容不下它的。有出去跑了一千米回來立即改變的。有看到一棵樹突然改了主意的。生活的節奏，遭遇，觸發，偶然事件與非偶然事件，天氣與伙食，聲音與氣味，情緒與消化，血壓與肌肉，山色與夜色，滿月還是弦月，晴日還是陰晦，都與小說的寫作糾合在一起，都帶給作品以絕妙的影響，都改變著作品的面貌。寫小說的人有福了！寫小說的人的一切遭際都是寶貴的。連沒有意義也是一種絕妙的小說題材，連失敗也是小說的最好契機，連尷尬也能通過寫作變成瀟灑，連狼狽也能因筆而成為絕佳的幽默，連不知所云也能入小說而成為妙語如珠：人生是怎樣地準備了這樣的滿漢全席、中西合壁的盛宴，絲絲入扣，滴滴銷魂，用來款待小說作者！
小說之所以是創造，不僅在於它給讀者提供了新的人物故事場景，而且尤其在於它的創作是一個不確定的過程，它時時給作者以新的驚喜，可能五分鐘以前作者還沒有想到過——也沒有夢到過這一段，而五分鐘後它從筆底流出來了，湧出來了，首先是給作者以新的衝擊，令作者一蹦八尺，我怎麼寫得這麼棒！我絕了！其次才能給讀者以沖擊。這固然有點可笑，有點容易造成作者的自我欣賞，自說自話，自以為天下第一。但是反過來想，如果一篇東西作者自身都不感動，它能感動讀者嗎？未必能有什麼人像王蒙那樣的歌唱新中國的誕生，新中國的朝氣，新中國的第一代青年人了。如果沒有《青春萬歲》，難道不是一個時代的遺憾嗎？
而這部書卻命途多舛，半個多世紀前，即1953年開始寫作，1956年定稿的本書，先是打入冷宮近四分之一個世紀。 1979年後才出了書。時過境遷，這本書並沒有受到專家們的重視。然而，時至今日，它仍然不斷地重印，平均每三年就要印一次，從未中斷，前後已經發行了40多萬冊，又過去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了。新中國成立以後，到文革結束為止，文學史上有許多極其重要和精彩的書，然而，哪裡還有其他書，能這樣繼續不停地發行著尤其是被年輕人閱讀著的文本呢？為數很少。
一部不無幼稚的“老年間”的書，卻經住了時間的考驗。對於一個寫作人，應該滿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