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與極其敏感又極其重要極其政治的題材相比，它的作者還是太年輕了。小說說不定與他本人一樣有營養不良與發育不足，有孱弱與過敏，有鈣和西斯敏的缺失。它的氣象並不宏偉，它的自信並不堅決，它的分析並不面面俱到，它的展示並不有力，它的思辨並不分明，它在一個強有力的時代，在一個相信鬥爭，相信實力，相信意識形態決戰的時刻，在一個奉“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為圭臬的時刻，在核武器、北大西洋公約與華沙條約、暴力革命與堅信戰爭不可避免的年代，在鎮反肅反、土改反霸、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清理中層……萬眾一心鑄造無產階級的鐵打江山的當兒，在一個大氣磅礴然而粗糙得出奇的年月，嘀嘀咕咕地訴說兩個一知半解、脈脈含情、純潔無用、善良軟弱的青年人的小小昏話……這不是荒謬的嗎？鳴乎哀哉，夫復何言！
我曾經開玩笑說，用小說克服官僚主義嗎？不，還是用官僚主義克服小說更方便更可操作。這裡需要的是另外的尺度，另外的價值判斷，另外的說法。
如果不是用反對什麼克服什麼的標尺，（儘管在作品的一些層麵包含著反對什麼不反對什麼的含意，）而是用閱讀的角度，沉吟與遐想的角度，參考、自慰與益智、怡情的角度，從心靈的共鳴與安放的角度，從審美和形象思維的角度來看呢？什麼都克服不了的小說卻在“克服”（誰讓王蒙這樣習慣於用這個特定年代的詞兒呢？）著衰頹（這個詞我在《青春萬歲》裡就事出有因地使用了，即老化）、克服著無動與衷與得過且過，克服著遺忘與淡漠，克服著乏味與創造力的缺失，一句話，小說想留下青春。小說不是什麼有力量的存在。小說作者在許多情況下屬於弱者，強者可以從政從軍從商卻看不上從文。小說的僅有的力量在於打動人心，供讀者一慟、一哂、一驚、一皺眉或者一笑。小說的可能性是通過打動人，多多少少地，常常是少少地，快快慢慢地，常常是慢慢地，影響一下現實。有時候夤緣時會，小說也能紅極一時，鬧轟一通，時過境遷之後，你才知道那對小說與它的砲制者並非幸事，也絕對不能持久。
革命需要文學，需要文學的理想、批判、煽情鼓動。文學心儀革命，心儀革命的理想主義與批判鋒芒，馬克思說得多麼好啊，無產階級要用大砲來批判舊世界，叫做從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文學也心儀革命的悲壯與浪漫，道德完成與自我犧牲。青年愛文學也愛革命，青年是革命的先鋒，有時候還成為主力。革命使苦悶的、燃燒的、急躁的與誠摯的青春目標明確，陽光燦爛，想到就做，透體充實。然而革命也不會永遠欣賞青春的空洞與搖擺，偏激與狂熱，眼高與手低，脆弱與情緒化。而青春呢，當它發現革命的實際非常實際，革命的浪漫並非永久，革命的應許並非毫不走形地兌現百分之百，尤其是您哥兒幾個設想的革命夢並非就是革命本身的時候，它會咕嘰些什麼呢？它會鬧騰些什麼呢？它會神經些什麼、思考些什麼、選擇些什麼呢？
那麼，給他們幾篇像樣的小說讀讀吧。在一個全民歡呼好幾年了的偉大嶄新的地方，讓我們也聽一聽各種內心深處心靈深處的潛流一般的聲音吧。
這就是時過半個世紀，作者本人對於Differentstyle的的夫子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