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雖然有“童子功”，我雖然早已完全習慣於對一切精神現像作意識形態的分析，我雖然常常勝任地或勉力地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但是文學，小說，詩，對於我，對於你，對於大家和後人，它不完全、不該僅僅是意識形態與思想分析的對象，不能夠僅僅成為傳聲筒，成為觀念的例證。
然而，甚至連我自己當時也有點混淆了文學與工作與現實的差別，小說的寫作使我入了迷，使我自以為這不但是小說，而且富有所謂的現實意義，我曾以為我可以以這篇小說獻給有關的領導機構。
其實，這本應是我的快樂和感動，我的酸楚和失落，我的小小的非常個性化的遐想與話題。和在太原火車站的告別一樣，和穿過千山萬水坐著火車聽車輪的鏗鏘鏗鏘地響一樣，和行進中的滿足與暈眩一樣，這應該是一種生活的滋味，一種莫名的歡欣和失落。這應該是我青春的自信和（荒唐的）天真，愛戀和悔恨，遲疑和獻身，驕傲和留連忘返：就像我的入黨和初戀，即使一遇就準，始終如一——也仍然黃河九曲，風波連天。
是我的詩。陸文夫不斷地說，王蒙首先是一個詩人。他的話裡也許包含著他認為我不怎麼善於把素材故事化的暗示。然而，許多年了，最重要的寫作的衝動來自對於我的詩情之弦的撥響。小說裡寫道：天上落下的似雨似雪，這是詩。三輪車夫說不要錢，這是詩。 （其實沒有這樣的事，但是有一次我坐三輪到區委，車夫確實表達了對於區委的敬意與擁戴。）與老同志們交流，這是詩。見到了趙慧文，這更是詩。吃荸薺是詩。吃餛飩是詩。下大雨還是詩。槐花頌是詩。突然出現的“炸丸子開鍋”的小販吆喝也是詩。兒童文學作家劉厚明就注意到了炸丸子的吆喝聲，嘆息良久，而且說從“炸丸子開鍋裡”感覺到了王蒙的特點。或許應該是：詩意與平凡，入世與出世，小與大，俗與超脫，有與無，驕傲與謙卑，靈界與人間……
至少，這不是一個直奔主題的小說，後來，在我接受批判的時候，一位小領導批評說《組》裡有許多不必要的描寫，例如，林震與趙慧文長談後，提到廣播節目的變化的文字便屬多餘。我能說什麼呢？
它也是青春小說，與《青春萬歲》一脈相承。青春洋溢著歡唱和自信，也充斥著糊塗與苦惱。青春總是自以為是，有時候還咄咄逼人。青春投身政治，青春也燃燒情感。青春有鬥爭的勇氣，青春也滿是自卑和無奈。青春必然成長，成長又會面臨失去青春的惆悵。文學是對青春的牽掛，對生活與記憶，對生命與往事的挽留，是對於成長的推延，至少是虛擬中的錯後。是對於老化的拒絕，至少是對於生命歷程的且戰且進，至少要唱著青春萬歲長大變老當然也變得爐火純青。作為同樣的青年，作者對林震二十四個同情，作為乾部，作為已經執政的共產黨黨員，如果是在工作中生活中，作者只能把林震看作小兒科、愛莫能助，卻又為之長太息以掩涕。林震說什麼黨是心臟，心臟裡不能有塵土，所以黨的機關不能夠有缺點。笑話！這樣的天真爛漫或者幼稚可笑，這樣的十足廢話毫無意義，作者寫的時候未必不明白。然而，這是願望，也是我們的審美幻想，審美對象。生活中缺少現實感的東西也許在審美中更加迷人。我們善良，我們天真，我們的願望常常不能實現，因其不能實現就更要寫到小說裡。不是嗎？在病歷上、診斷書上、條例上、操作規程、使用說明書上與法律上寫不進的東西，難道就不能寫在小說裡嗎？
我的！它是我的另一套應該叫做心語的符碼。它是我的情書，給所有我愛的與愛我的人。它是我的留言。有一天，沒有我了，留言還在，這麼一想已經使我熱淚如注。它是我哼唱的一首歌曲。它是我微醺中的一次告白。它是我點燃燈火時，看到綠草發芽或者山桃開花時許下的願。它是我獻給生活的一朵小花。是我對自己，對青春，對不如意事常常有的人生的一些安慰。它又是對於偉大的時代，偉大的新中國，偉大的機遇與偉大的世界，對於大地和江河山嶺，對於日月和星辰，對於萬物與生命的一種感恩，當然不無自得，不無飄飄然。它是我的問號，驚嘆號和逗點。一個自以為是天之驕子的年輕人，一個被歷史所嬌寵的天選人材、少年意氣的共產黨員，才會有這樣的傾吐，這樣的詩篇，這樣的坦露心扉，這樣的心靈絮語，或者硬起頭皮說出來吧：這樣的文學撒嬌。
所以毛主席說了作者有文才。當然是毛主席，一眼看了出來。而另一面，叫做大洋彼岸的一些人，在將此作收入到意識形態掛帥的《苦果》（一九五八年出版於倫敦泰晤士出版社，副題是“鐵幕後知識分子的起義”）中的時候，在反共主義的激動中仍然沒有忘記說了一下：王蒙的小說有一種Differentstyle——不同的風格。是不同啊。比較一下那一年與王常常被同時提起的發表了影響甚大的“揭露陰暗面”特寫的另一位寫作人吧，與他的黑白分明，零和模式，極端對立，一念之差換轉過來就萬事大吉的對於生活的審理與判斷相比較，或者哪怕是與蘇聯的奧維奇金、杜金采夫相比，小小的王蒙是多麼地不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