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也確有這樣的寫作者，虔敬，獻身，追求，忘我，一股腦兒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獻給了文學，這樣的人很難容於人眾，也很難容於同道，也很難得到知音。並不是所有的讀者都喜歡匍伏著痛哭流涕著去仰視文學。他們寧願意去讀書解愁破悶，借他人之故事言語澆自己之塊壘。一個作家把文學想得太高太高，高入雲端，高如上帝，而把自己按天使至少是按聖徒來設計。他們成功的可能性不超過百分之一。而多半會搞得最後鼻青臉腫——粉身碎骨。
我想起父親的一位同鄉、同學，他就是來自老解放區，時任北京電影製片廠編劇的潘之汀老師。我找了他，他住在和平里新住宅區。我第一次看到新的居民樓，我很欣賞。潘老師的妻子是一位話劇演員。身材嬌好風韻猶存的她對我說：“趕明兒你寫了劇本我們演。”令我醉迷欲融。
不久，潘叔叔來信說：“你有了不起的才華……”，這樣的說法又使我發了一回高燒，只如快樂死了一回，又一縷“香魂”慢悠悠甜絲絲活了回來。
他說他把稿子介紹給了中國青年出版社文藝室負責人吳小武。吳筆名蕭也牧，他發表在《中國青年》雜誌上的短篇小說《我們夫婦之間》受到丁玲帶頭的嚴肅批評。小說寫一個知識分子男與工農出身的女士的矛盾，其中有一段寫男要賞月，女則抱怨月亮不如燒餅，不能解決飢餓問題。這樣的小說與這樣的批判（丁玲的批判文章題為《作為一種傾向來看》），包括上綱上線的文題，今日讀起有喜劇色彩，但當時造成的卻是貨真價實的悲劇。此後吳小武的外形與言談，聲調與舉止，都給我以背時晦氣的感覺。
於是我晝夜苦等，夢裡也看到了吳小武老師，得到了他的指點。我給他打電話的時候，聲音顫抖，活像一個太監在與皇上說話。吳告訴我，是編輯劉令蒙在審稿。直到次年春夏，沒有消息，電話也打不到劉編輯，忽然又從團市委領導處得到劉編輯在反胡風運動中“有事”的傳聞，我更是叫苦不迭。
中國青年出版社就在東四十二條老君堂，離我工作與居住的地點很近。我騎著自行車去到出版社門口，看到一些戴著深度眼鏡，說著南方口音的官話的一臉書氣的編輯上班或者下班。我欲問無門，欲鑽（營）無路，欲討好無緣，欲交流不配，欲哭無淚。
我整整等了一年，我變得近於迷信了。我常常想，假如早晨天下了雨，就可能是《青春萬歲》有了下文有了好消息的兆頭。假如一隻烏鴉向我連叫數聲，我想這很可能是稿子被徹底否定的標誌……到了1955年冬，吳小武並找上了中國作協青年工作委員會副主任、老作家蕭殷找我談話。我們是在蕭老師家、東城區趙堂子胡同八號（後蕭老師到廣東工作，此院轉售予臧克家詩人）談的。蕭老師高度評價了稿子的基礎和我的“藝術感覺”，指出書稿主要問題在於主線，沒有主線成不了書。
原來如此！原來我的救苦救難神靈活菩薩，我的祖宗娘老子就是您，偉大的主線！主線就是俺的魂兒啊！也就是俺的劊子手，喪門神！這樣的詞別說寫出來，理解並且實行起來，過去咱是聽也沒聽過。我只知道寫長篇最難的是結構，哪裡知道結構裡還有個“主線”老人家，他老就長在小說的命門穴上！
身材高大，駝著背，不停地吸著香煙，手指薰得黑黑的吳小武同志肯定了我的激情，說：這篇東西改好，你會取得大的成功。吳小武愛說的一個詞是“磨”，“還要好好磨一磨”。他這個磨字我聽著很苦。蕭殷老師則說準備由作協出具公函，給我請半年的創作假。
蕭老師還談到他因身體不好而正在註射的一種補劑，好像叫做什麼“肝精”。他們二位也談到了蕭師一本書的稿費的事。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我找不到合適的詞句，碰到高興的事就想起杜甫，雖然杜甫的詩作與我的經歷壓根就不沾邊。我以為，底下的事就該是一順百順，一通百通了。
……我現在常想一件事，如果不是這樣的結果而是另一樣呢？如果吳小武與蕭殷是把我的初稿乾淨利落地否定了呢？我還有勇氣繼續努力嗎？多麼脆弱的青春、才華、激情和創造的衝動呀！除了感激這些恩師，我能從中得出點什麼更多的體悟來呢？
在等待消息的這一年我還寫過話劇劇本，我寫在一間大辦公室，午夜，掛鐘敲響了12時，各地傳來與階級敵人戰鬥的報告，事業波瀾壯闊，工作人員卻是一些凡人。平凡的人與偉大的事業，這就是張力之所在，戲劇性之所在。
我把這個劇本的草稿寄給了曹禺大師。我很快接到他的答复，他邀我到他家共進午餐。他那時似乎住在鐵獅子胡同。他說我寫得有味道，但是內容不易掌握，說不清楚。此後數十年，我有機會見到曹師，他常常回憶他初讀我的習作時的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