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市委痛快地批准了我的創作假。我至今記得時任團市委副書記，後來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與中央黨校副校長的汪家鏐見到我的作協公函時說了一句：“作家協會，了不起！”是的，當時什麼什麼家協會的稱謂是很唬人的。
一九五六年春，我應邀出席了由作協與團中央聯合召開的第一次青年創作者會議。我嚐到了夢想成真的滋味。怕驕傲，會議不叫青年作家，只叫作者。但眾與會者還是跟得了氣成了仙一樣。我一下子就這樣成了青年作家啦，真是又幸運又慚愧，僅僅一個《小豆兒》一個，只有汗顏。我想起了耀眼的魯迅的書《致青年作家》與高爾基的同名書籍。大會安排我們住在正陽門旅館，暖氣熱得我無法入眠。我確實感到了“燒得難受”的滋味……
以短訓班方式開會，茅盾、老舍、周揚、陳荒煤等都給我們講了課。茅公講人物的出場，老舍講語言。周揚講文藝思想，他似乎寧願與作家們拉開點距離，他一上來就說：“你們是搞形象思維的，而我是搞邏輯思維的啦，哈哈哈……”他笑得得意洋洋。可能由於我是當時區的團委副書記，很被會議組織者看重，安排了當組長之類，但是我完全辜負了期望，根本沒有考慮過自己可以從政治上發揮點優勢，可以導一導別人的向，卻只剩下了自慚形穢。 《小豆兒》遠遠談不上精彩，而寫出來那樣漂亮的兒童文學小說的宋蕭平卻只算會議的列席者。
在這個會議上青年作者們最常說的詞兒有這麼幾個，一個是“發”，可不是如今的發財的意思，指的是發表，誰的什麼什麼作品發了。這就立刻顯得高人一等，誰的什麼什麼作品不發了，就是失敗了倒霉了江郎才盡了前途暗淡了。第二個詞是集子，因為大部分與會者都是寫短小作品的，誰做到了把自己的短小作品集合出書，誰自然比僅僅在報刊上印成鉛字又高明成功了許多。第三個詞是入會，像劉紹棠什麼的，早已經加入作協成為會員，又比我輩寫了個把東西就來開會強得多闊得多了。
由於《小豆兒》，我在兒童文學組，我有機會瞻仰邵燕祥的風采，他寫過《毛主席挖的甜水井》，算是兒童文學。他似乎是北京代表團的副團長。他穿著一件米黃色風衣，坐車時喜歡站在車門邊。我覺得他的姿態像普希金，我正陶醉於普希金的《葉甫根尼·奧涅金》，我相信邵一定能夠寫出普希金一類的作品。
在這個會議上。我也有機會看到戴寬邊深色鏡框眼鏡的劉紹棠，他常常叼著香煙，說話聲大氣粗。他可以毫無顧忌地談論（出版）合同與稿酬，當時他正熱衷於像蘇聯的潘菲洛夫那樣，寫出中國的《磨刀石農莊》。這部小說以鴻篇巨制、一部接著一部而著名，但是至少是在中國，很少有人讀過。說是劉老弟還在會上提出，寧可少活十年，也要早出作品一星期。我在小組會上聽到老詩人臧克家對於劉紹棠輟學（北京大學）搞專業創作的微詞。先是劉考上了北大中文系，受到全國的稱讚。後來，他不可能安心就學，被中國青年報的文藝部主任吳一鏗同志調到報社“養”了起來。我在兒童文學組還結識了鄭文光、劉厚明、柯岩等作家，並與他們時有快樂的聚會。文光是歸國華僑，有點實力，家有廚師，我們不止一次能在他那裡改善生活研討乃至朗讀作品。其樂何如！
會中，週總理會見了大家，並與大家在北京飯店大廳翩翩起舞。這是一代青年作者春風得意馬蹄疾的空前記錄，也差不多是最後一次的舞步匆匆、文思灼灼的陽光檔案了。
會議組織了一次活動，眾與會者與本市文學青年見面。我見到了組織這次活動的團市委某中層領導人，我才知道，我所艷羨的劉紹棠等知名青年作家，在我的同事某些團幹部眼中是思想成問題、政治上不開展，亟待端正挽救改造的另類青年——我卻並沒有珍視我的干部資歷與身份。而從劉等人的口中，我也知道他們是怎樣地帶幾分輕狂，輕視和厭惡一心熱愛文學、卻未必有成就的可能的青年人。他用相當不友好的話對另一個青年作家說：“你就撅他！駁兒他！千萬別搭理他！”我和他們最終也無法完全打成一片。我一上來就夾在當間兒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