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工作和學習，我也喜歡假日，我差不多把全部寶貴的休息時間（這個時間常常被佔用），用到了閱讀和欣賞（電影與演出）上。
作為一名青年工作者，我享有一個方便：常常獲得各種文藝演出的贈票。還在中央團校學習期間，我就看過青年藝術劇院演出的《愛國者》，表現一個女革命家，如何在酷刑之下堅貞不屈。女演員的嗓子沙沙的，有一種特殊的表現力。刑訊的場面是通過投影表現的，驚心動魄。演出前廖承志同志前去中央團校講課，還特別提到這齣戲，當時，廖是“青藝”的院長，全國青聯的主席。
我也看了兩個版本的歌劇《劉胡蘭》，和歌劇《白毛女》《赤葉河》和《血淚仇》。看完這些歌劇，我們的同伴，團區委的這些人，連喊帶叫，興奮得要命，充滿階級義憤，恨不得親手把黃世仁斃掉。我在東單鐵道部禮堂看《赤葉河》時，旁邊坐著一個工人模樣的人，他的口裡發出了濃重的蒜氣，我拼命抑制住自己的不適，努力說服自己，他的口氣雖然不算清新，然而，他是我們的階級弟兄，是最可愛的人，現在我面臨的考驗就是，以小資產階級的觀點來嫌棄人家的蒜味呢，還是以無產階級的情感來愛自己的階級弟兄呢？我當然選擇了後者。
我喜歡《劉胡蘭》的旋律的晉劇味道與《白毛女》的河北梆子味道。 “刀殺我，斧砍我，你不該這樣糟蹋我……”一曲昂揚，二曲血淚，三曲繞樑，革命天生地與人民的文藝相親。中國民歌民樂地方戲曲的憂憤、壓抑、痛苦、火熱、大喊大叫，天生與革命相親，叫做一拍即合，絕了！
“洋（意大利）歌劇”也同樣感動青春。我深深地為張權與李光曦演出的而激動，為飲酒歌而神彩飛揚，為薇奧列塔與阿爾佛雷德最後的二重唱而悲痛憤怒，在女主人公死前，他們唱道：“讓我們離開這萬惡的世界，去到那遙遠的地方……”，我想告訴他們，“讓我們摧毀萬惡的舊世界，締造一個嶄新的社會吧。”
普契尼與威爾第的藝術，也修建了通向革命的大路！
我也在春節前後看過小白玉霜的評劇《小女婿》與李桂雲的河北梆子《陳妙常》。前者內容雖然淺白，唱得卻是甜美溫柔，深情動人。我至今能學兩口：“鳥噢入嗚林，雞上窩喔喔噢，，黑嘿了啊噢天安嗯……”後者我更喜歡的是音樂，是伴奏的笛子，也是表演。而不論深也罷淺也罷，戲裡瀰漫著的仍然進對於幸福生活的嚮往，和得不到幸福生活的悲哀。
那時候當然沒有其他手段，然而僅僅從電子管收音機裡，我也聽遍了各地民歌與接近民歌的創作歌曲。共產黨來了，我才知道中國各地有這樣多精彩的民歌民樂，而國民黨與日本時期，北京的空氣裡震響著的只有流行歌曲，靡靡之音。共產黨能不勝嗎？東北的《五更小調》《王二嫂拜年》，西北的《十二把鐮刀》《信天遊》，雲南的《小河淌水》《猜調》，山西的《繡金扁》，新疆的《迎春舞曲》《新疆好》，內蒙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西藏的《藏族人民歌唱解放軍》。我特別得意的是，一聽我就覺得不凡，“你要是死來你早早地死，前晌你死來後晌我蘭花花走！”詞與調，這就是革命的火焰。一個同事聽到這裡說：“這個浪丫頭！”我感到了太多的褻瀆。我不喜歡。在一個人年輕的時候，文學與藝術，歌曲與音樂都包含了太多的神聖，它不能容忍“凡人”的說三道四，甚至討厭幽默。年輕人容易做到傷感和激情，卻還太嬌嫩，容不下幽默感。
還有一個是內蒙的歌手寶音得力格，她的長調我根本聽不出是唱什麼，但是我斷定，她唱得太好了。
不久，大紅大紫，蘇軍亞歷山大紅旗歌舞團的尼基丁在獨唱中也用中文演唱了。而寶音得力格在世界青年聯歡節上得了大獎。我不能不肯定自己，是有聽力有耳朵的。
我有一兩次是自己雲買票看中央歌舞團的演出，他們表演的紅綢舞十分動人。
我更有幸看了許多蘇聯藝術家的演出。烏蘭諾娃的芭蕾。卓婭、米哈依洛夫、尼基丁、哈麗瑪·納賽洛娃（哈薩克）、塔瑪拉·哈儂（烏茲別克）、拉西德·培布托夫（阿賽爾拜疆），都令我嘆為聽止。尤其是米哈依洛夫唱的《伏爾加船夫曲》，深沉壓抑。我相信這個歌加列賓的油畫《伏爾加河的縴夫》也是十月革命的精神資源之一個組成部分。俄羅斯的文學與藝術太強烈太悲憤了，它必然燃起革命的熊熊烈火。
尼基丁唱的《春天的花園花兒好》，華麗柔軟，略嫌奶油。哈薩克歌手哈麗瑪唱的《哈薩克圓舞曲》，開闊明亮，迴腸蕩氣。她的融笑於歌，令我傾倒。阿賽爾拜疆的拉西德唱的《賣布謠》，表現力十分豐富，攝人魂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