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我的民族情愛國心突然點燃。同學們個個興奮得要死，天天上五年級的級任鄭誼老師那裡去談論國家大事。鄭老師說到，抗日戰爭前，蔣提倡“新生活運動”，國家本來有望，但是日軍的侵略打斷了中國復興的進程，等等，我們義憤填膺。我愈想愈愛我們的國家，我自己多少次含淚下決心，為了中國，我寧願意獻出生命。順便說一下，鄭老師解放後曾經是全市著名的模範教師，1957年反右運動中，她也未能倖免。
也是這個夏季，我做出了跳班考中學的決定。我看了豐子愷的一幅漫畫：畫著三、四個孩子腿綁在一起走路，走得快的孩子被拖得無法前行，走得慢的孩子也被拖得狼狽不堪。我竟從此畫中得到了靈感，我認為我就是那個走得快的孩子，而學校的分班級授課的製度就是綁在孩子腿上的繩索。我拿過比我高一級的姐姐正在被教授的六年級課本，認定那些課程對我已經毫無新意。而且，早就有這樣的事了，低一年級的我幫助姐姐做高一年級的作業。只是現在說起來有點吹牛的不安感。
我本來想報考離家很近的位於祖家街街口的市立（男）三中，那時是男女分校。排到了報名窗口，人家要小學的畢業證書，並明言不收“同等學力”者，我只好去考私立的以教會倫敦會為依託的“平民中學”（現四十一中），一考就中，而且上學後仍是差不多年年考第一。
日本投降後父親從青島回來了，暫時消消停停。一天晚上他往家裡帶來一位尊貴的客人，是文質彬彬的李新同志。當時，由國、共、美國三方組成的“軍事調處執行部”正在搞國、共的停戰。駐北京（平）的調處小組的共方首席代表是葉劍英將軍。李新同志似是在葉將軍身邊工作。李新同志一到我們家就掌握了一切的主導權。他先是針對我剛剛發生的與姐姐的口角給我講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道理，講得我啞口無言，五體投地，體會到一個全新的思考與做人的路子，也是一個天衣無縫，嚴密妥貼，戰無不勝的論證方式。對於我來說，這是一個做聖人的路子，遇事先自我批評，太偉大了。自我批評一開始也讓我感到有些丟面子，感到勉強，但是你逃脫不開李新同志的分析，只能跟著他走，服氣之後——你無法不服氣的——想通了之後，其舒暢與光明無與倫比。
緊接著李新叔叔知道我正在奉學校之命準備參加全市的中學生講演比賽，比賽是第十一戰區政治部舉辦的，要求講時事政治的內容。父親先表示對此不感興趣，李新叔叔卻說一定要講，就講三民主義與（羅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主旨是現在根本沒有做到三民主義，也沒有四大自由。我至今記得我的講演中的一句話：
“看看那些在垃圾堆上檢煤核的小朋友們，國父的民生主義做到了嗎？”
毋須客氣，這次比賽的初中組，我講得最好，連主持者在總結髮言時都提到王蒙的講話聲如銅鐘。但我只得到了第三名，原因當然是主辦者的政治傾向。他們聞出了我的講話的味道。我也學到了在白區進行合法鬥爭的第一課。
順便說一下。代表我校高中生參加講演比賽的是楊虎山，他在解放後一直從事外交工作，曾任我國駐利比亞的大使。
李新同志後來主要從事黨史研究與著述，是著名的黨史專家。作為我此生遇到的第一個共產黨人，他的雄辯，他的真理在手的自信，他的全然不同的思想方法與表達方法，他的一切思路的創造性、堅定性、完整性、系統性與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威力，使我感到的是真正的醍醐灌頂，撥雲見日，大放光明。
理論的力量在於與現實的聯繫。我滿懷熱情地迎接“國軍”“美軍”的到來，興奮完了發現人們仍然是一貧如洗。報紙上刊登的都是接收變“劫收”的貪官污吏，窮人無生計，一家四口服毒自殺，美軍車橫衝直撞，每天軋死多人，漢奸搖身一變，成了地下工作者的消息。食不裹腹，衣不敝體的我走在大街上看到大吃大喝完畢腦滿腸肥的狗男女們，他們正從我從來不敢問津的餐館裡走出來，餐館發散出來的是一股股雞鴨魚肉油糖蔥薑的氣味，我確實對之切齒痛恨，確實相信“打土豪、分田地”的正義性與必要性，相信人民要的當然是平等正義的共產主義。
何況我正在讀的書是巴金的《滅亡》，是曹禺的，是茅盾的與，還有綏摩拉菲支的《鐵流》。這些書都告訴我社會已經腐爛，中國已經瀕危，中國需要的是一場大變革，是一場狂風暴雨，是鐵與血的洗禮。
還不僅僅是這些帶有社會批判傾向的作品，我回想，包括安徒生童話與格林童話，包括《賣火柴的小女孩》《活命水》《灰姑娘》《快樂的王子》《稻草人》《大克勞斯與小克勞斯》《白雪公主》，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與強烈的激動，世上有許多不義，世上有許多美麗善良誠實而又愛苦的人，世上有許多“國王的新衣”需要戳穿，有許多“灰姑娘”和“白雪公主”和“小人魚”等待著愛她們的王子，有許多被魔鬼變成了石頭的生靈等待著“活命水”（有點像觀音大士的楊枝淨水）的起死回生。我的感覺革命才是這樣的複活生靈的活命水。現實有太多的醜惡，理想是多麼美好動人，能夠把醜惡的現實變成美好的理想的唯有革命，為此，我們所革命必須付出高昂的代價，為革命也是為理想，付出再多的代價也是值得的。文藝，尤其是文學常常會成為一個革命的因子，從我自己身上，我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