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李新成為對比的是國民黨的官員。有一次我接到學校命令，必須收聽市社會局長溫某某的講話。我們家的“話匣子”，是日本宣布投降後，住在胡同里的日軍家屬，惶惶然如喪家之犬，不得不以“跳樓”價賣掉一切東西、倉惶回國時，從她們手裡買得的。
我完全不記得溫局長講了什麼內容、為什麼中學生必須聽他的講話，但是我記得他的怪聲怪氣，官聲官氣，拿腔做調，公鴨嗓，瞎跩文卻是文理不通。我相信一個政權的完蛋是從語言文字上就能看得出來的，是首先從語文的衰落與破產開始了走下坡路的過程的。同樣一個政治勢力的興起也是從語文上就顯示出了自己的力量的。他與李新同志的對比太如地下天上了。我當時立即堅信：李新同志、共產黨人的邏輯、正義、為民立言、全新理想、充滿希望、信心百倍、侃侃而談、潤物啟智、真理在手，顛撲不破……是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住的。作為新生力量的共產黨，她講得是多麼光明，多麼科學，多麼有作為，多麼激動人心啊！
還不僅僅是這兩個人的對比。我讀左翼著作，新名詞，新思想，新觀念，高屋建瓴，勢如破竹，強烈，鮮明，潑辣，講得深，講得透，講得振聾發聵，醍醐灌頂，風雷電閃，通俗明白，耳目一新。而你再看舊政權的作品，例如蔣的《中國之命運》，半文半白，腐朽俗套，溫溫吞吞，含含糊糊，嘴裡嚼著熱茄子，不知所云，而又人云亦云，以其昏昏，使人無法昭昭。一看語言文字，就知道誰戰勝誰了。
平民中學有一個打壘球的傳統，我現在還不明晰當時我們從日本人那裡學到的壘球是不是現名棒球的運動項目。壘球隊有一個矮個子、高中二年級生，他是個性情活潑，機靈幽默，球風極佳的後壘手，名叫何平。即使他輸了球漏了球，他的甜甜的瀟灑的微笑也會為他贏得滿場喝彩。一天中午我在操場上閒站，等待下午上課。他走過來與我交談。我由於參加講演比賽有成也已被許多同學知曉。他問我在讀些什麼書。
我回答了一些書名後說道：“……我的思想，”我頓了一下，然後突然宣稱：“——左傾！”
趕得別提多麼巧，何平是老地下黨員，我的宣示使他兩眼放光，他從此成了我的革命的領路人。思想起來，到現在我也說不清，向並非熟知的同學做這樣宣布的目的，也許我完全不懂得其危險性。我只能說這是歷史，這是規律，這是天意，當革命的要求革命的依據革命的條件成熟而且強烈到連孩子都要作出革命的抉擇革命的宣示的時候，當這種宣示就像木柴一樣一碰就碰到了電火雷擊的時候，這樣的革命當然就完全是不可避免，無法遏止的了。
1986年冬，我在文化部長任上與一大批外國在華專家座談。同座的還有一位比我小兩歲、有過同樣的曲折坎坷的經歷的著名作家。我提到中國作家的左傾，提到左翼文學在現代文學史上的突出地位。我的這位同行兼好朋友就分辯說，他和他那一代人從來沒有喜歡過左，從來是欲左也不可能。嗚乎！我很驚訝，也很悲傷，到了一個僅僅比我小兩歲的作家那裡，左派竟然成了一個不太好的名詞了。夫復何言？誰可與言？
此後，父親隨李新同志去了解放區，到父親的老師範文瀾任校長的北方大學去了。而我，也立即跟隨何平走上了一心要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