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1935
在公民投票取勝後，正值夏末，希特勒隱身於貝希特斯加登稍作休息。在他心愛的上薩爾茨堡，他常外出散步，一外出就是幾小時。他並常與人談話——這是喜歡的消遣方式之一。但與此同時，他也為即將在紐倫堡舉行的黨的生日代表大會作準備，因為這次大會可能會被對羅姆事件的清洗的痛苦記憶所破壞。為了阻止這一情況，他決心不再採取通常的做法即威脅、許諾加和解。國家仍動盪不安，而像史本格勒那樣勉強同意國家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現在又成了敵人。
希特勒擔心的另一個問題是，外國記者又急於拿到材料、並可能運用這些材料去譴責或挖苦他的政權。多洛綏·湯普遜已在《哈普市場報》上發表了一起文章。 “這不是一場革命”，據說，一位前來觀看在奧貝拉姆默演出的受難劇（這是一出譴責猶太人應對耶穌之死負責的戲。）〔*到１９７５年戲文才得以修孜，責任才移到失敗的罪惡天使柳西胡身上，（柳西胡Ｌｕｃｉeｅｒ，又譯為撒旦，〈Ｓａｔａｎ〉惡魔之意——譯註）〕的美國來訪者曾一再對他說過，“而是複活，他們認為希特勒就是上帝。信不信由你，反正看受難戲時有位德國婦女坐在我身旁，當他們把十字架上的耶穌豎起來時，她說，'那就是他。那就是我們的元首，我們的希特勒！'當他們向猶太布施３０塊銀幣時，她說，'那就是羅姆，領袖就是他出賣的。'”湯普遜的說法，與多德大使８月２３日在日記中描寫這齣戲的情況的記載幾乎一模一樣：“當耶穌在憤怒的猶太法庭上受審時，一位衣著考究、面目嚴肅的德國人對我說：'EｓｉｓｔｕｎｓｅｒＨｉｔｌｅｒ'（他是我們的希特勒）。”坐在大廳另一邊的我的遠親伊達·霍爾納在散場時和我說過，“當猶大收起那３０塊銀幣時，鄰近有位婦女說，'這就是羅姆'。我懷疑，在德國觀眾中，至少也有一半人認為，希特勒是德國的彌賽亞。”
在眾多勉強留在黨內的衝鋒隊員中，看法卻完全相反。他們認為，希特勒更像猶大，而不是彌賽亞。在與希特勒討論行將到來的黨的生日時，羅姆生前的部下梅克斯·朱特納不禁大大夸獎其已故的首腦。希特勒大怒：“你為什麼舊話重提？”他喊道，“這件事就算完了。羅姆已被判決。”朱特納猛吃一驚，反駁說，如果羅姆品格不好，元首是不會挑選他當參謀長的。希特勒搖身一變，拍著朱特納的肩膀說：“你說得對，但整個過程你是不可能知道的。羅姆和施萊徹爾企圖造我的反，我不能不鎮壓。我原要讓法庭將這些事情調查一下，但事態的發展使我沒有辦法，而許多衝鋒隊的領導人又是在未徵求我的同意下被槍決的。全世界都在宣傳此事。我負完全責任。”
希特勒挑選了年輕的埃爾伯特·施佩爾（ＡｌｂｅｓｔＳｐｅｅｒ）去充當他要在紐倫堡舉行的壯觀表演的舞台監督。這次表演顯然是要鞏固其之所得，並使黨重新團結起來。施佩爾把卓別林體育場的臨時看台全部拆毀，在帕加門神壇的啟示下，立起了一個長１３００英尺，高８０英尺的石台，體育場上方安上了一個翅展達１００英尺的雄鷹，四周則插滿了卍字旗，還有，每隔４０英尺便安放一架射程達２５０００英尺的探照燈，共１３０架。戈林不願出藉這些探照燈，因為這些是戰略儲備用燈。但希特勒卻支持施佩爾。 “如果為這樣一件事便動用如此大量的探照燈”，他解釋說，“別的國家會認為我們多得不得了。”
他的想像力超過了現時的宣傳。他計劃作一永恆的記載並將之出口，請了著名女演員兼導演裡妮·萊芬斯達爾拍一部紀念性的影片。他很欣賞她的作品，尤其是《藍色的光》。他向她保證，如她能拍一部紀念１９３４年黨的生日、長度與一部故事片相同的影片，他將給予最充分的合作。她雖然很反感，卻只好屈服。但一旦離開他的面，她便說自己拍不了紀錄片。她把這一導演任務交給了她的合作者，自己則跑到西班牙拍片去了。待她回來時，離紐倫堡大會只還有兩星期。赫斯的信在等她：元首發現她，將這一任務交給別人時大吃一驚並要立刻見她。
希特勒並沒有生氣，只用好言勸解。 “你只需花去生命中的６天時間”，他說。她反駁說，若加上剪接，那就是６個月。希特勒聽後說，“噢，但你還這樣年輕呀！”她堅持不干，說拍這樣的影片她是最不合適的。 “我不是黨員，連沖鋒隊和黨衛軍都分不清。”
“這正是我要你拍的原因”，希特勒說，“那會給人們以嶄新的看法。”她接受了這一艱鉅任務。同時，為了給這一６天的計劃帶來額外的興趣，她設計了各種各樣的鏡頭：她動用了飛機、吊車、旱冰鞋，還在最高的旗桿上安裝了一個小型的升降平台。大會開幕前一星期，她帶了一個１２０人的攝製組（其中有１６名攝影師）來到紐倫堡。她得到了希特勒答應給的一切幫助。連城內的救火設備和其它公共設施也交給了她。
大會的參加者開始像洪水般湧向紐倫堡。他們是早在數月前就精心挑選出來的。每人都有一個號碼，一輛指定的卡車，一個指定的車座，在紐倫堡附近的大帳篷城裡還有一張指定的床位。到９月４日大會正式開幕時，數以萬計的黨員已排練完畢。那天晚上，元首在舊市政廳致簡短的歡迎詞後，漢夫施坦格爾發表了冗長的講話，敦促外國報刊“只報導在德國發生的事情，而不要加以解釋”。之後，希特勒下榻的旅館“德意志旅館”被最少有１萬名黨員圍得水洩不通。他們一再有節奏地高喊“我們要元首！”，直到希特勒出現在陽台上。他們的狂熱的臉孔，使Ｌ·希拉（當時在《環球報》工作）不禁想起了路易西安納州“神聖的漫步者”臉上的瘋狂的表情。
翌晨，希特勒出現在盧波爾德競技場上。他更像是受人們崇敬的目標，而不是演講者。他急劇地走了進來，後邊跟著戈林、戈培爾、赫斯、希姆萊和數名副官。樂隊奏起了《巴登維勒進行曲》。待動人的《埃格蒙前奏曲》奏畢，赫斯走到台前，緩緩地讀了１９２３年起義中犧牲的烈士的名單。對３萬名聽眾說來——外國記者卻不然——這是個動人的經歷。最重要的話是出自地方長官瓦格納之口——他宣讀了一份希特勒的公報。因瓦格納的聲音酷似希特勒的聲音，致使一些收聽廣播的記者真以為是他。 “爾後１０００年內的德國生活方式肯定已決定了”，瓦格納讀道，“對我們說來，動蕩的１９世紀業已結束。在今後１０００年內，德國不會再發生革命。”
崇拜者幾乎不間斷地發出的歡呼，令希特勒如醉如痴，但他仍受焦慮的折磨。前來歡度節日的衝鋒隊員，許多人是帶著悔恨和覺醒前來的。一想到可能發生尷尬甚至危險的場面，他就覺得緊張，有時連自己也悔恨起來。一次，在黨的官員常常光顧的飯館裡進餐時，他突然轉問漢斯·弗蘭克。 “６月３０日你在慕尼黑遲遲不動手，使我很惱火！”他喊道。當弗蘭克再次要求辭職時，他不耐煩地打斷了他的話，“用不了幾個星期，州法這個笑話就會結束。”帝國，將發號施令，巴伐利亞州和其它各州都得服從，他說。在一陣令人周身不適的沉默後，他走了出去。
由於大會越來越激動人心，希特勒重又恢復了興高采烈的心情。這在７日晚表現得特別明顯。是晚，２０萬忠實的黨員打著２０多萬幅旗幟，把卓別林體育場擠得滿滿的。他們的隊伍之整齊有如軍隊。施培爾的１３０架探照燈，其效果比想像的更令人驚心動魄。 “體育場被照得如同白晝，看來像個由閃閃發光的巨大的白柱圍成的大廳”，施培爾回憶說，“在威武雄壯的光牆上，偶爾也有絲絲浮雲飄過，像是半透明的秋牡丹在海上漂泊。”在可怕的寂靜中，希特勒的聲音通過擴音器響徹全場，產生了可怖的效果。 “我們是強大的，將會更加強大！”他說。這既是許諾又是威脅。
裡妮·萊芬斯達爾及其攝影師們從１０多個角度把這一情景拍攝下來，在拍攝過程中，那些愛管閒事的褐衣黨徒，在戈培爾的唆使下，瞞著元首，對她進行干擾。他們不斷騷擾攝影師，把他們從最有利的角度推開，甚至拆除了幾個攝影站。
希特勒本人也受到了威脅，因為衝鋒隊有可能作出反應。兩天后，５００００名衝鋒隊員在體育場內集合；希特勒對此是有所防備的。 “體育場內氣氛相當緊張”，希拉回憶道，“我注意到，元首自己的黨衛軍衛隊也大規模集結在元首跟前，把他和衝鋒隊分開。”他暗想，在如此多的人中不知是否會有人在元首的“胡蘿蔔加棍棒”的講話中拔出手槍來。在講話中，元首赦免了所有與羅姆陰謀有關的衝鋒隊員。
大會在未發生任何意外事件下結束了。這就保證了次日（９日１０日）最後一個節目的成功。這天被定為建軍節，為此，用最新式武器裝備起來的機動部隊，在巨大的草坪上作了完美的表演。自戰後以來，在德國，這還是首次向公眾顯示武裝力量。看到這場現實的作戰演習，３０萬名觀眾幾乎到了欣喜若狂的地步。希拉在日記中寫道，尚武精神並不是霍亨佐崙家族的產物。 “它是深種於所有德國人頭腦中的東西。今天，他們的表演活像是孩子們在玩馬口鐵做的玩具兵似的。”
希特勒也像群眾一樣沉醉在歡樂中。在他結束最後的講演後，群眾的歡呼聲響徹雲霄，長時間靜不下來。赫斯的聲音終於被聽見了：他代表納粹黨向元首告別。 “黨就是希特勒”，他說，“希特勒就是德國，德國就是希特勒。向希特勒歡呼！歡呼勝利！歡呼勝利！歡呼希特勒勝利！”瘋狂的人群有節奏地“歡呼勝利！”此情此景實在令人興高采烈，令人歡欣鼓舞，令人熱血沸騰。但對那些未受希特勒感染的人們說來，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野獸的咆吼，是發自山洞裡的尖聲怪叫。
元首與軍隊的婚禮的最佳象徵莫過於此了，而他也決定向高級將領們作出和解的姿態。當晚，在他下榻的旅館前舉行了壯觀的軍隊遊行後，他邀請他們共進晚餐。 “我知道，你們指責我們黨內存在著不少錯誤的東西”，據當時在逐字逐句記錄的馮·維希將軍的記錄，希特勒當時說，“我承認，你們是百分之百正確的。但你們也要記住，在斗爭的時刻，知識階層拋棄了我，所以，與我一起工作的，大都是些質量不高的人員。我一直在努力糾正這個缺點。但是，如同新武裝力量裡軍官團的建設需要花幾年時間一樣，黨要建立起一個好的領導集團則需要更長的時間。”他的話是有效果的，因為，據維希記載，“他懂得如何用其高超的技巧，使他的講話適合聽眾的需要。”
後來，希特勒參觀了兵營。在那裡，這位老下士與士兵們打得火熱，又說笑話又回憶當年。回旅館後，他輕鬆愉快，在與心腹們一起吃夜宵時，詳細地講述了與士兵們團聚的情況。一周來的勞累以此作為尾聲，這是最合適不過了。
兩天后，總統府舉行招待會，歡迎希特勒。他神采飛揚。那些一直在躲避他的外交官員們，不得不向新總統表示正式的祝賀。多德大使從未見他“如此高興過，他一一向各國代表致意。”儘管出現過某些令人不快之事，儘管他也有過焦慮的時刻，他還是完成了他原計在紐倫堡要做的一切。黨重新團結起來了，人民和軍隊站到了他的一邊。
儘管有戈培爾的干擾，黨的紀念碑也未受到破壞。裡妮·萊芬斯達爾及其攝影師們拍攝了數以萬計英尺的不平凡的材料。影片在剪輯期間，抗議像洪水一樣朝她劈頭蓋腦打來。提抗議者都是那些未上鏡頭的黨的官員和抱怨宣傳不夠的人們。她拒絕作出修改，希特勒則提議搞個妥協：想法把滿腹牢騷的領導人的照片加進影片中。這是對萊芬斯達爾的藝術原則的冒犯；她拒絕了。希特勒也同樣強硬地堅持己見。據她自己說，她當時一邊跺腳一邊喊：“我不干！”“你忘了你是在向誰說話？”他回答說。然而，她的信念是如此堅定，而希特勒又如此欣賞她的天才。結果，影片出來後，未作任何改動。她將影拼命名為《意志的凱旋》，因為她再沒有更好的片名。在首映式上，黨的官員們對她很是冷漠，但是，就連她的最兇惡的批評家戈培爾也明白，影片取得了卓越的成功。它的手法，比任何其它宣傳元首和國家社會主義的影片都遠為有力。它獲得了當年為最佳影片而設的“五一文化成就獎”。
該片也被一致認為是最重要的紀錄片。後來，１９３７年在巴黎舉行的“世界影片展覽”會上，它以其藝術性而不是內容獲得了一枚金質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