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個人取得了成功，在掌權６個星期後，褐色革命的命運依然是個問號。普魯士政府被緊急解散，在其他州內引起了嚴重的關切。 ２月中旬，戈林對普魯士警察進行了激烈的清洗，把他不信任的人全部清洗了出去。他下令其警察部隊，“不惜一切代價，取締與衝鋒隊、黨衛國和國防軍有敵對情緒的任何事物。因為這些組織裡有著對國家最具有建設性的人們……警察的職責是要協助做好任何形式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宣傳。”接著，他又發表文告，大意說，“對敵視國家的各種組織”，警察應果敢地採取行動，並可隨時動用武器。如果“失職”，他們便會受到懲罰。這是在向共產黨人、馬克思主義者和他們的同情者公開宣戰。
與普魯士一樣，７個較小的州已在政治上就範，但較大的州——包括國家社會主義的發源地巴伐利亞在內——卻拒絕向希特勒政府屈服。與此同時，共產黨人又號召群眾起來抗拒納粹。 ２月２１日，《紅色戰士聯盟》又煽動“青年無產者”去解除黨衛軍和衝鋒隊的武裝。 “在未來的紅軍中，每個同志都是指揮官！這是我們向蘇聯紅軍戰士所作的誓言。無論是機槍、手槍還是監獄，都破壞不了我們的鬥爭。我們是明天的主人！”幾天后，共產黨的官方喉舌《紅色水手》公開號召採取暴力行動：“工人們，進入工事吧！朝著勝利前進！子彈上膛！拉開手榴彈的導火索！”
這些革命的號召可能純屬口號，但戈林卻認真加以對待——或行動。他於２月２４日襲擊了柏林的“卡爾·李卜克內西大樓”。官方公告說，警察抄到了共產黨的起義計劃。 ２月２６日晚，哈努森預言，這次革命，將爆發為戰火。在有一些首都最有影響的人士參加的一次降神會上，他宣稱他已看到了煙……有隻老魔從火焰中飛*？ ……接著，柏林一座大樓便陷入火海。聽眾中，那些深知前一天確有３宗企圖向政府大樓縱火的案件的人們，對這一說法必然印象特別深刻。
縱火者是個２４歲的荷蘭人，名叫馬里努斯·範·德·盧勃。他下定決心向國會大廈縱火。此人身強體壯，行動有點遲緩，對資本主義的抗議就是放火燒樓。早在４年前，由於厭惡共產黨，他退了黨，加入了“國際共產黨”——這是個支離破碎的小組，反對莫斯科政策。他是一星期前來到柏林的。他當時的想法是，那裡將會有重大事件發生。但是，在參加了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的示威遊行後，他認為，德國革命只有在驚人事件的推動下才能發生。他希望，政府大樓的熊熊烈火將鼓舞麻木不仁的德國群眾起來造反。
３次縱火失敗後，他未洩氣，遂於星期一中午——２月２７日——帶上４包縱火物來到米勒大街的一家商店裡，然後步行去國會大廈。他穿著破舊，褲子奇短，頭帶高帽，形象可憐。他在裝飾華美、以玻璃做屋頂的大廈周圍徘徊，發現從西面進入大廈最為安全——那裡的門使用得最少。那天天氣奇冷，寒風刺骨。為暖身，他在郵局呆了半小時，然後又步行了若干時候，於晚９時許回到國會大廈。西面的通道已無一行人。片刻後，他便攀牆而上，爬到了２樓陽台。
晚９時３０分，有個神學院學生回家經過當地，忽聽見國會大廈內有打碎玻璃的響聲，接著便見一黑影，手中打著火把。他於是便跑去報警，在大廈的西北角碰見一個下士警察。這個下士發現了被打碎的窗戶，還看見窗後有火光，但他只是驚愕地註視著，幾分鐘後，才找消防隊。 １０時許，第一隊消防車才趕到。此時，會議室已烈火熊熊。
漢夫施坦格爾在柏林的寓所，剛好在國會大廈對面。其時，他正生病臥床。是守樓人的尖聲喊叫把他吵醒的。他往窗外一望，看見了火光，便連忙往戈培爾家掛電話——在那裡，晚宴正酣。戈培爾聽到這一消息後還以為是開玩笑。 “你要是那樣想，那就請親自前來看看”，漢夫施坦格爾反駁完便把電話掛了。片刻後，電話響了——是戈培爾打來的。 “我剛跟元首說了，他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別再開玩笑了。”從聲音聽來，戈培爾似乎不信，且很煩惱。這便把漢夫施坦格爾惹火了。他說，大廈已烈火熊熊，消防車也來了。說完，他便上了床，“養”他的病去了。
希特勒望見提埃加登上空一起通紅，便喊道：“是共產黨幹的！”喊完，他便與戈培爾一起奔赴失火現場去了。到現場後，他們在仍冒火的大廈內找到了戈林。他的棕色帽子高高翹起，身穿駝毛大衣，看上去像個龐然大物。他是第一批趕到失火現場的人之一，他的第一道命令是*？具特色的：“搶救壁毯！”他對希特勒說，這是共產黨幹的，“著火前２０分鍾光景，一批共產黨的代表還在國會內。我們扣押了一個縱火者。”戈培爾連忙問：“是誰？”戈林得意地說：“我們還不知道，但能從他口中掏出來，別操心，博士。
“其它公共大樓沒事吧？”希特勒問。
“我全都作了防範。全部警察我都動員了。每座樓房都安排了特別哨。我們準備對付任何不測。”
眾人踏著水潭和焦墟，沿著燒壞的地段巡視了一周，然後走進一個濃煙刺鼻的大廳。有個警察舉槍警告希特勒說，大燭台隨時可能塌下。希特勒總理連忙去找前來採訪這次火災的塞爾頓·德爾默。 “讓上帝保佑這是共產黨幹的勾當”，他說——對這位記者而言，這是個信號，說明他還不敢肯定這是共產黨幹的，他只希望如此。 “德爾默先生，你現在看到的，是德國一個偉大歷史時期的開端。這場大火是個開端。”他踩上了一條水管，既未失去平衡，也未中斷談話，“如果共產黨控制了歐洲，６個月後——我在說什麼呀！兩個月！——全大陸都會像這座大樓一樣陷入火海。”
他們走上樓梯，上了另一層樓，巴本迎面前來。他原在赫崙俱樂部設宴招待興登堡的，聽到出事後匆忙趕來。他身穿灰色粗呢大衣，頭戴黑色漢堡帽，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這是上帝賜予的信號呀，副總理先生！”希特勒喊道：“如果這場火是共產黨放的，我相信是的！那末，我們便必須用鐵拳將這條害人蟲砸爛！”看到戈林已搶救了壁毯，巴本鬆了一口氣。希特勒請他前往戈林辦公室議事，以決定採取何種措施，巴本客氣地、堅決地予以拒絕。他說，他得首先向興登堡匯報。
這場火災似乎把希特勒給迷住了。抵達國會總裁的辦公室後，他倚著石欄，俯瞰著這場浩劫，似乎被烈火吸引住了。此時，內閣各部長、官員及其他要員（包括柏林市長，奧威王子，警察局長和英國大使）都陸續前來。負責進行初步調查的人走了進來。普魯士內政部政警主任魯道夫·狄爾斯向元首和戈林報告說，縱火者是個荷蘭人，名叫範·德·盧勃，已在國會大廈內找到——他光著半身。一個審問者憤然地喊道：“你為什麼這樣做？”這個激進青年回答道：“為了抗議。”
戈林一邊喊口號、一邊發號施令。 “這是共產黨起義的開端。一分鐘也不能浪費……”希特勒打斷了他的話：“給他們一點顏色瞧瞧！誰敢阻擋我們就把他打倒！”由於激動，他漲紅了臉，“德國人民長起來太軟弱了。當官的共產黨個個都得槍斃。當代表的共產黨今晚通通得吊死。共產黨的朋友要全部關起來。這也適用於社會民主黨和Ｒｅｉｃｈｓｂａ－ｎｅｒ（國家害蟲）！”
狄爾斯告訴元首，縱火者矢口否認自己與共產黨有任何联系，說國會內的火是他一人放的。狄爾斯補充說，他的供詞聽來可信，縱火者僅是一個瘋子無疑。
“這個陰謀很狡猾，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希特勒冷冷地說。接著他又蠻不講理地進行謾罵：“唯一可能的是，他們沒把我們放在眼裡，也沒把德國人民放在眼裡。他們躲在他們的老鼠洞裡，聽不見群眾的歡呼聲。現在他們倒想爬出來了！”狄爾斯說，認為共產黨就要起義的想法是荒謬可笑的。數不清的共產黨叛逆者曾對他說過，起義不過是紙上談兵。但希特勒就是不聽。他再次勃然大怒，又是謾罵“這些豬玀”，又是高喊他不需要任何證據就可相信，共產黨“用在德國的守護神身上縱火的拙劣技倆，作為他們聲嘶力竭地宣布要搞的群眾行動的信號。”
暴風雨般的會議於晚上１１時結束。接著又在普魯士內務部長家開了另一個會議，研究了保安措施。之後，希特勒便出發前往《人民觀察家報》設在當地的辦公室，看看他們是如何報導這次大火的。 “等了整整半個鐘頭才讓我進去。有幾個編輯坐在裡邊。某個助理編輯終於出來了。他好像困得很。”希特勒立刻把戈培爾找來。為了準備下一起的稿子，兩人幹到拂曉。他們準備指責赤色分子陰謀趁“眾人驚慌失措”之機，奪取政權。
與此同時，戈林也在對為普魯士之官方報紙寫報導的人大發雷霆。草稿只有２０行，只提到一個縱火者。戈林草草地看上一眼便喊道：“全是胡說八道！作為警事報告，這也許是不錯的，但它不是我心目中的公報，一點也不是！”他抓起一支藍鉛筆，把１００磅引火材料改成１０００磅。作者反駁說，一個人是扛不動這麼重的。戈林反唇相譏道：“沒有不可能的。為什麼要說只有一個人？有１０個甚至２０個人呢！你難道不明白正在發生的事情嗎？這是共產黨起義的信號！”戈林重寫了公報，指出範·德·盧勃的同謀是國會議員裡的兩個共產黨。原作者要求他簽字，因為這不是一份正式報告而是一份政治文件。 “只有你正式簽字”，他說，“由我交給新聞社，他們才肯接受。”戈林勉強在上面畫了個大寫Ｇ． （”戈林”之第一個字母——譯註）。此時，所有警方電台都在呼叫，要抓國會裡的共產黨議員，以及省議會和市議會裡的共產黨議員。對共產黨官員也要捉拿，所有赤色報紙一律封閉。
在那晚事件的刺激下，希特勒的膽子大了，竟把自己最後發的禁令全部拋到九霄雲外。次日快到中午時，他公開投身軍權的鬥爭。在內閣會議開始前，希特勒總理依各內閣部長的級別高低次序，一一向他們致意（這是開會前的傳統規矩）。之後，他便以獨斷專橫的方式主持會議。他說，目前的危機迫使我們“要毫不留情地”與共產黨“算帳”，“且不要依靠法律”。所以，他便建議，通過一項保護國家使之不遭“紅”害的緊急法令，但必須使它聽來純屬防禦性質的，且不能太惹人注目。它只能輕描淡寫地提一提，“這是個特殊措施，目的在於保護德國人民的文獻資料。”然而，弗蘭克將草稿宣讀後，人們明顯地發現這道法令已將一個民主社會所能給予人們的權利大部分取消了。首先，它取消了魏瑪憲法所賦予的公民自由權——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家庭的神聖不可侵犯，通信和電話談話秘密，集會結社自由，以及私人財產不可侵犯等等。接著，它又授權帝國內政部長可暫時控制那些無力維持秩序的州政府。沒有一個部長反對剝奪公民權；唯有巴本提出，干預各州的事務，將會種下深仇大恨，尤其是在巴伐利亞州。巴本的異議也是一瞬即逝。他同樣只作了一點小小修改——有名無實的修改。當晚，希特勒與他一同晉見興登堡。元首辯解說，為了鎮壓紅色革命，這道法令是有必要製定的。巴本和梅斯納未發表意見，總統於是便簽字畫押，沒說什麼。
於是，《國家緊急法》便代替了保守派所夢寐以求的軍事措施，由內閣掌握在軍事專政情形下一般只授給總司令的權力。表面上，這些權力並不可怕，因為內閣裡佔壓倒優勢的並不是國社黨。法令是通過了，但時間之倉促以及感情之強烈，竟使人們誰也搞不清取消公民權，而不是像先前的總理一樣減少公民權的主意究竟是誰出的。這也許不是立志要取得獨裁政權的希特勒之卑鄙陰謀，而是歷史的偶然性吧。很明顯，這次大火已使希特勒到了歇斯底里的邊沿，而他也確實害怕共產革命。肯定的，希特勒的古怪行為，以及戈林和其他接近他的人的行為，並不是明智的陰謀家的有計劃的行動。希特勒的反應，更多的是對其任務之信仰，而不是驚慌。就其而言，這次大火證明了他多年來對赤色分子和猶太人的說法之正確。
爾後所採取的旨在鎮壓一次不存在的叛亂的緊急措施，結果卻成了希特勒取得一切權力的道路上的一次躍進。一車又一車的衝鋒隊和黨衛軍匆忙宣誓，成了警察的輔助力量，協助他們維護緊急法令的實施。他們突如起來，衝進早已掌握的共產黨的房間和酒館，一車車地將他們投進監獄或地下審問室。被正規警察拘留的共產黨人和社會民主黨就有３０００多。飛機場，碼頭等地受到嚴格監視；火車則在邊界上遭到搜查。
戈林可說是出盡了風頭。次日，他以普魯士內政部長的名義發表廣播講話，指責共產黨的“罪惡陰謀”。他指責說，許多人計劃穿上沖鋒隊和黨衛軍的服裝，去進行破壞國家統一的罪惡勾當和恐怖行動。他預言，國會大廈之被焚，不外乎是未來許多大火之先聲，目的在於轉移警察的注意力，使人民任憑革命者擺佈。不過，他得出結論說，全國用不著驚慌。 ”我可以對共產黨說，我的精神並未垮台。我覺得自己完全有力量去粉碎他們的罪惡計劃！”
他的解釋在德國雖被廣泛地接受，但國外人士卻不那樣容易受騙。 “共產黨與大火有牽連的說法是愚蠢的”，倫敦的《新聞記事報》寫道。 “在外交界和新聞界，一般人也是持這種觀點的。人們越來越感到，國會大廈是納粹自己焚毀的，作為鎮壓共產黨的藉口。”
次日，３月２日，塞夫頓·德爾默拜訪希特勒，以求得答案。希特勒大罵外國人，說他們理應為他反對共同敵人共產黨之壯舉表示感激，而不應指東道西。德爾默後來插話，說大規模的逮捕使人們產生恐懼，說希特勒計劃對*？敵人進行血腥的報復。 “我不需要聖·巴托羅謬之夜。”（*巴托羅繆為耶穌之十二門徒之一。１５７２年８月２４日晚，法國巴黎之新教徒被大批殺害。此次屠殺一般被稱為“巴托羅繆大屠殺”——譯註。）希特勒反駁說，“現已建起了法庭，國敵可由法庭進行審判，法庭可將一切陰謀解決。”德爾默說，據他的理解，希特勒是要用合法手段屠殺他的宿敵；他問，公民權是否永遠取消？
“不”，希特勒說，“共產黨威脅被剷除後，一切都將恢復正常。我們的法律太溫和了，我不能迅速地、有效地對付布爾什維克的地獄。就本人而言，我倒希望正常秩序能盡快恢復。然而，我們得首先剷除共產主義。”
在全歐，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人們越來越相信，國會縱火案系納粹所為。有消息透露，戈林的大樓與國會大廈有地道相通。這使人們大吃一驚，並加強了人們的上述看法。於是，國外呼聲四起。然而，這一軒然大波卻加速了希特勒對范·德·盧勃及其共產黨嫌疑犯的審判——雖然警方曾提出客觀報告說，“此案無疑系盧勃一人所為。”這一決定是愚蠢的，因為，希特勒原以為審判可速戰速決並迅速澄清是非，但實際上審判卻拖延了數月。這便為他的國內外敵人提供了把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