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會大火一案，卻也在短期內有利於元首。由於選舉日期近在眼前，大火增加了大多數德國人對革命的恐懼。當一隊隊褐衫黨徒將共產黨人之競選宣傳路牌拆除並換上他們自己的時，反對者寥寥無幾。希特勒並未犯宣布共產黨為非法黨的政治錯誤，只決定待選舉後再議，以免工人階級之選票落入社會民主黨人之手。納粹在全國大量散佈恐怖消息，說赤色分子在採取嚴厲措施後必然將國人投入血泊，並號召選民授予國社黨統治權。戈林更直言不諱：“同胞們，任何法律上的考慮均無法挫敗本人之措施”，３月３日，即大選前兩天，他在法蘭克福對一群聽眾說：“任何官僚機構均無法挫敗本人之措施。我不為法律而犯愁，我的任務是破壞和消滅。這是一場反對混亂的鬥爭，我將不動用警察去進行這場鬥爭。資產階級的國家可能會這樣做。當然，我會最大限度地動用國家權力和警察的，親愛的共產黨人士，所以，千萬別得出錯誤的結論。在這場鬥爭中，我將領導褐衫黨人殊死戰鬥，我的手，將緊緊卡住你們的喉嚨！”
這是直言不諱的供詞：在法律外動用殘酷的暴力，而這個供詞也只有在國會大火後充電的空氣中才能作出。納粹有幸的是，巴本·興登堡之流，以及工業家們，對這些驚人之詞漠然處之，並大力支持希特勒競選——儘管有時是無聲的支持。普魯士財政大臣對一位奧地利來訪者說，只要“講求實際的、可敬的”諸如施維林·馮·克羅西格特等人仍留在內閣，納粹便無成功之可能。戈林、戈培爾一類的丑角的激烈言論不得認真相信，原因是，“實際主事的是保守派，希特勒只有靠邊”。
工業家們自信有能力左右希特勒。在不久前舉行的一次會議上，２５名工業家竟承包了大選的費用。在克虜伯·馮·波崙代表工業家表示一致支持希特勒後，戈林便提議募捐：“如果諸位相信，在此次選舉後１０年內，或許在百年內不會再有選舉，那末，我們所要求的犧牲便較容易承擔。”這個對結束民主程序所作的威脅，銀行家沙希特卻當作是個保證。他說：“先生們，現在請解囊吧！”工業家們接著便交頭接耳，竊竊私語。老克虜伯代表全魯爾捐助１００萬馬克（約值２５萬美元），Ｉ·Ｇ·法本的代表認捐了４０萬馬克。其他人也作了認捐，總數達３００萬馬克。
由於有這些錢可供支配，國社黨與另外兩個聯合夥伴，便在全國掀起了大宣傳。國社黨人的主要演講都通過電台向全國廣播。對沒有收音機的人們，他們便在街頭和廣場上架起喇叭。新政府的承諾和威脅都通過這些喇叭嚎了出去。為證明自己合法，希特勒常提到興登堡的名字。數月前，就是這些人，曾把這位老頭子稱作傻瓜；現在，他卻成了威力無窮的英勇人物。
由於預見到在取得壓倒勝利後政權便能鞏固，黨員們便熱情地投身於這一有政府支持的運動中。衝鋒隊與黨衛軍再不致遭警察鎮壓了。相反，他們把衝鋒隊和黨衛軍視為助手，對他們在愛國主義的名義下所作之過激行為，也視而不見。
在演講中，希特勒批評反對派沒有綱領，自己卻又拿不出來。他所要的是４年任期時間，去證明其才幹。大選前夕，戈培爾將這天變成了半個假日，稱大選日為“民族覺醒日”。看來，人人似乎都支持希特勒。他是青年理想主義者的希望，像愛國者一樣高舉大旗。害怕莫斯科支持革命的人們，只有兩個選擇：德國非紅則褐，而後者似乎更為悅人。許多先前批其他的人，例如後來成了聯邦德國第一任總統的西奧多爾·豪斯，聲稱已在希特勒身上看到了緩和。 “他的狂言少多了。他已不再向猶太人噴火，講演４小時竟能不提'猶太人'一詞。”希特勒甚至得到了一些猶太人的支持；《猶太全國聯盟》不但主張元首禁止東部的“猶太小商販”進入德國，而且還支持他的新政府。
儘管表面文章已做足，且在大選中花費了大量金錢和精力，國社黨得票只有４３．９％，其盟軍也只在國會中給了他微弱的多數。勝利雖然微弱，這卻也足以令希特勒伸手向人民要權，重新對未在他統治下的各州實行控制。由於有柏林的支持，巴伐利亞的納粹便強行攤牌。他們動員了慕尼黑的衝鋒隊。 ３月９日中午，在身穿衝鋒隊制服的羅姆上尉的陪同下，地方長官阿道夫·瓦格納來到州總理赫爾德的辦公室。他們要求赫爾德立刻委任里特·馮·埃普將軍為州總督——此人曾在１９１９年協助粉碎了蘇維埃共和國。
赫爾德致電柏林，提出了抗議，但所獲答復是，埃普已被任命為總督。他向興登堡提出抗議。興登堡的答复表明，老頭子是何等無能為力：他要求赫爾德將此後所提的意見直接呈送給希特勒。這樣，巴伐利亞便最終合法地落入納粹之手。
其餘各自由州也在同樣的程序下——下邊進行威脅，由柏林發電干預——也一一先後就範。
在巴伐利亞奪權當天，希特勒飛赴慕尼黑，受到了盛大的歡迎。他趾高氣昂地說：“在德國，最貼我心的城市就是慕尼黑，作為一個青年，一個軍人，一個政治家，我是在這裡發蹟的。這個城市是用１９２３年在這裡犧牲的同志的血洗禮的。”他向當地黨的領導人發出指示，即使要以吸收非黨人士參政為代價，也要建立一個穩固的政權。 “先生們，你們的任務”，他說，“是艱鉅的。但，帝國政權不得再受巴伐利亞的特別運動或分裂分子的騷亂的干擾。這對國家的政治安定是很重要的。我必須完成俾斯麥之未竟事業：只有對帝國之利益有用，州才成其為州。”
後來，有人問希特勒，對在１９２４年審判他時唯一得力的檢察官應作何處置。 “那時，他雖嚴厲，但很客觀，也很客氣”，希特勒說，“讓他留在司法部吧。”
許多外國人都錯誤地相信，希特勒已在全德鞏固了*？政權。他雖是個完美無缺的政治家，但也是逐步才取得政權，且得到了人民的同意。 “權威”，他對弗蘭克說過，“不外乎是個跳板，從這一步跳到下一步”。由之，向德國社會之各階層人士作出讓步便成了他的警言。出於對霍亨佐崙家族和對興登堡的尊敬，他選擇了波茨坦衛戍區敬堂作為３月２１日新國會開典的地點。這個因出了腓特烈·威廉一世而深感榮耀，且有腓特烈大帝的陵墓的古城，也是具有普魯士的軍人傳統的。
３月２１日，全城被卍字旗和舊帝國的黑白紅三色旗幟裝飾得喜氣洋洋。在隆隆炮聲中，陸軍、黨衛軍和衝鋒隊排起了莊嚴的隊列，在春日的明媚陽光下，官方的摩托車隊，鈴聲陣陣，朝那間小教堂駛去。
身穿普魯士褐色元帥服的興登堡之高大身驅一出現，全場頓時起立。興登堡一手撐著拐杖，另手執著元帥棒，威嚴地緩步前行。行至皇帝的寶座前時，他轉過身去，舉起元帥指揮棒，向凱撒的空座致敬——皇親國戚則站立其後。這位元帥完全支配了站在他身旁的身材較小的希特勒。他身穿禮服，周身不安。在法國大使弗朗斯瓦·本塞看來；他“像一個膽怯的生人，由一個顯赫的保護者，向一群陌生的人士作介紹一樣”。
兩人對面坐下。興登堡取出眼鏡，開始宣讀講稿。他說，新政府所面臨的任務既繁雜又困難重重。他號召重新發揚普魯士舊日紀律嚴明之愛國精神。
希特勒之演講，與其說是針對在家中聽廣播的平民百姓，不如說是針對擁擠在台下的人群。他說，戰爭是強加在凱撒和德國頭上的；他所繼承的不外乎是經濟衰退和失業。在扼要地闡述了未來的計劃後，他轉向興登墾，似乎他還是他的指揮官似的。他大大頌揚興登堡，稱他是軍隊的首腦和人民的領袖。 “您同意我們為德國的振興而盡力，這是我們的幸福。”
希特勒步至興登堡的座椅前，彎下腰去緊握他的手。老頭子深受感動，緩緩地行至腓特烈大帝和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墓前。跟在他身後的是他的兒子和副官。副官向兩墓獻了花圈。此時，禮炮齊鳴。
由戈培爾一手導演的慶典達到了預期的效果。在場的所有人——軍人、容克、君主主義者——均相信，希特勒對興登堡必恭必敬，會遵循普魯士的理想的。然而，兩天后，他便向客觀的觀察家表明，對誰他都不奴顏卑膝。場地不同了——這次是在柏林克羅爾歌劇院——氣氛也大大不同：衝鋒隊和黨衛軍在各走廊上游弋，舞台後邊懸掛著一面大卍字旗，用以提醒人們誰才是德國的主人。下午２時５分，國會總裁戈林宣布會議開始。在簡短地致詞後，他朗誦了《甦醒吧，德國！ 》一曲的歌詞。接著，他便請希特勒談話。希特勒穿的是褐衫黨的樸素的製服。
會場沉靜了片刻；接著便是眾口一詞的喊聲“勝利萬歲！”喊聲連著瘋狂的掌聲。希特勒通過臂林，大步上台。這是他首次在國會裡露面。他是照本宣科。但是，這份講稿，若按其措詞之謹慎和調子之溫和，是很出色的。他立誓要尊重私人財產和個人的積極性；保證援助農民和中產階級。他將結束失業，與法國、英國，甚至蘇聯講和。但是為了做到這些，他需要國會通過《減輕帝國和人民苦難法》。這個所謂授權法給了他至高無上的權力——即使是暫時的。但他把它弄得聽起來溫和，且保證“只在執行極端必要的措施非動用不可時”才動用品緊急權力。
在向國會、總統、各州和教會保證不侵犯他們的任何權利後，希特勒卻又以強硬措詞結束其講話，將這些保證一筆勾消。如國會拒絕給予他“友好合作的機會”，新政權則準備為其自身的原則而鬥爭。 “議員先生們，是戰是和，這就有勞諸君作決了。”
中間休息時，反對這一措施的敵人動員起來了。會議一恢復，社會民主黨領袖便在發自走廊上的褐衫黨徒的有節奏的喊聲中（“我們要授權法——或放火和屠殺！”）發言，勇敢地提出抗議。雖有巴本的力諫，希特勒作出了回答，其方式足令人憶起早年慕尼黑啤酒館起義時之情景。他用諷刺加謾罵攻擊了社會民主黨人。 “我並不需要你們的選票。德國會自由的，但不是通過你們。別把我們誤作是資產階級。德國之星正在上升，你們的確在沒落。你們的喪鐘已經敲響了。
希特勒的突然襲擊，不但擊毀了社會民主黨人的徒勞的反叛，而且嚇壞了中央黨。投票開始了。當戈林宣布選舉結果時（４４１票贊成，９４票反對，遠遠超過了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數），國社黨人同時一躍而起，大聲歡呼，好像一場足球賽終場前幾秒鐘他們的隊踢進決勝的一球似的。他們伸開雙臂，高唱《維塞爾森林之歌》：
“高舉旗幟！
緊密地站在一起，
衝鋒隊員向前挺進，
步伐穩健，平靜……”
在幾乎未遭反對的情況下，民主便被從德國國會中一筆勾消了。只有社會民主黨人投了反對票。其它黨派將希特勒誓不放棄的權力拱手交給了他。而交給了對他有用的權力，也很少被放棄不用。
中央黨領袖收到了興登堡的來函，表示支持希特勒。 “本人擬告訴您，總理已明確表示，即使在沒有正式憲法義務的情況下，也願意在與本人磋商後，才在授權法的基礎上採取措施。”這些話係出自真心誠意，使暫時受到出賣的中央黨人恢復了信心。大部分德國人都急於恢復信心，許多人爭先恐後加入納粹黨。還有不少人用較隱敝的方式予以支持。公務員與官員們（與其它國家的公務員和官員毫無兩樣）堅守崗位，使政權機器得以順利轉動，好像最保守的黨已獲勝似的。
國會內所獲勝利，使許多原來暗中支持希特勒的工業家們公開了身份。鋼鐵大王克虜伯公開在街頭向熟人打招呼。他在寫給希特勒的賀信中說，他與他的同事們堅信，德國終於取得了“建立穩定的政府的基礎”。作為報答，克虜伯被選為德國工業界的沙皇，從而批准了大企業與國家社會主義聯姻。
希特勒選擇赫加爾瑪·沙希特出任帝國銀行總裁也非偶然。這位出色的金融家曾協助希特勒與工業界取得聯繫，與他一樣，也憎恨民主和議會主義（希特勒的財政大臣批准了這一人選，因為他認為沙希特是金融界的天才）。 “同時，他又是我所知道的人中最適當的謊言家”，施維林·馮·克羅西格特回憶說，“他將真理延伸，直到他認為正確為止”。
在這一選擇之前，希特勒曾問沙希特，銀行能拿出多少錢來支持他的公共工程計劃和重新武裝德國的計劃。沙希特拒絕說出具體數字。但宣布，“將最後一個失業者從街頭清除出去”需要多少錢，帝國銀行就能提供多少錢。他取得了這個職位，一上任便發行了“梅福”券——這是由四家軍械商聯合組成的人像模型公司“金屬研究有限公司”的簡稱——由國家負責其債責。梅福券主要由政府的承包人支取，它實際上與本票無不同之處，系一種短期借貸，期限可延至５年。沙希特計劃之本意是無限地為政府提供貸款，使希特勒得以大規模地武裝德國。
願意為元首效勞的不僅有官員和工業家。許多知識分子和文人也在為德國的複興效勞。這些人中有哲學家克里克和保姆勒，詩人勃隆克和賓丁，以及德國最傑出的戲劇家格爾哈特·豪普曼——不管哪個政府在位，他都拒絕拋棄其榮譽。那年春初，魯道夫·賓丁寫道：“我們應為祖國服務，沒有理由因政府的更迭而離開學院。豪普曼同意我的看法，使我由衷地高興。學院應保護創作而不是研究政治的自由。”出於這種合作精神，豪普曼於數星期後在窗外掛起了卍字旗；又幾個月後，他向哈羅德·尼科爾遜保證說，德國將一如意大利之所為，“解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