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一個民族，或是一個女人，失足都是不能原諒的。因為，首先前來的冒險者可將他們打翻在地，並佔有他們。”
1933-1934.6
翌晨，戈培爾太太給希特勒送來了鮮花。那時，他在旅館的房間內，憑窗眺望。他慢慢轉過身來，“以莊重的姿態”接過花束。 “這是第一束鮮花，你是第一個向我道賀的女人。”他喃喃地說——據她的說法。沉默片刻後，他好像繼續在自言自語，“現在，人們應該明白我為何不當副總理了。很長時間，連我的黨員都不了解我呀！”好一陣沉默後，她朝門邊走去。 “是的”，她聽見他在輕輕地說，“我得獨自呆些時候。”
他把發生的事情看成是命運使然，是沿著早已劃好的道路邁出的又一步。然而，那些賦予他權力的人們卻認為，他不外乎是受他們作弄的對象。例如，巴本就曾對他圈子裡的人吹噓：“他是我們雇來的。”然後他又對愛吹毛求疵的朋友說：“你要什麼？興登堡信任我。用不了兩個月，我們就能把希特勒遠遠擠進角落，讓他去吱吱呀呀叫喚！”
由巴本所代表的容克，認為他們已收買了一個獨裁政權，但希特勒卻無意當他們的傀儡。他立即著手為獨裁奠定基礎。首先，他將中央黨提出的一系列問題和要求一筆勾消。他說，因為與該黨的談判已經失敗，新的選舉便很必要了。接著，通過巴本，他說服了興登堡將國會解散。
最初的步驟有何意義，這很少有人明白。資產階級自由派報紙的社論並未預見到革命性的變更。畢竟，在希特勒內閣中不過是多了兩名納粹分子罷了——戈林與弗蘭克。 “從內閣的組成看，希特勒先生不得不接受較大的限制”，當日的《法蘭克福報》傲慢地說——４８小時後它又評論道，“很明顯，政府是圍著休根堡轉，不是圍著總理轉。”甚至連社會民主黨人也不吃驚——人們廣泛地相信，希特勒不可能在國會內取得三分之二的多數並從而改變魏瑪憲法。
《紐約時報》也抱類似觀點：“內閣的組成並不為希特勒先生留有餘地，他不能為其獨裁野心歡欣鼓舞。”英國大使報告說：“總的看來，報界對希特勒出任總理一事，保持合情合理的冷靜”，而“公眾對這一消息反應冷漠”。
正當這些觀察家向世界保證希特勒無能時，他卻在２月１日向選民發表的廣播講話中，在一連串鼓舞人心卻又保守的詞句後面，隱藏其革命意圖。他明確宣布，他只想恢復過去的舊美德。對他之處置猶太人的計劃，他閉口不談。實際上，凡會傷害或嚇住一般公民的東西，他都隻字不提。
在希特勒發表廣播演說過程中，美國駐柏林的臨時代辦正與一個人共進晚餐，此人是曾協助希特勒上台的帝國銀行的總裁赫加爾瑪·沙希特，是有能力讓人當國王的人物之一。
他透露，他是希特勒朝里的金融和經濟顧問；他向這位美國人保證，納粹“並無實行他們著名的煽動性改革的企圖”，所以，“所有大商家都對新政權表示同情。”
最後一語雖屬言過其實，但是，沒有工業家和軍方的支持，希特勒是當不上總理的。軍官團的人多數同意卡爾·多尼茨（海軍中正在起步青云者）的看法，即這不過是在希特勒和赤色分子之間所作的一種選擇罷了。
軍方之所以支持希特勒，與工業家們一樣，是有其自己的打算的。這希特勒也清楚。他對將軍們的評價並不高。 “我當總理前”，多年後他承認，“我認為總參謀部像一條猛犬，必須緊緊抓住它，因為它威脅著所有的人。”時至今日，他與將軍們打交道的經歷都是不愉快的。在慕尼黑時，洛索夫“出賣了”他；施萊徹爾則極力阻撓他當總理。現在，既然掌了權，他就得下決心與軍方講和，並利用他們為德國的振興效力。
在出任總理後的第４天晚上，他採取了第一個步驟：他應邀到馮·哈麥·施坦因將軍家裡進晚餐（將軍曾公開蔑視納粹）。這次晚宴是新任國防部長馮·勃洛姆堡安排的，目的在於將元首推薦給軍方領導人。晚宴後，他起身發表講話。在這些人物面前，開始時他有點拘謹。他談到了國家正面臨著的災難性的經濟問題。他的答案並不是擴大出口，因為全球均生產過剩，而德國先前的客戶均已發展起了自己的市場。他的結論是，失業和經濟衰退將繼續下去，直到德國恢復了*？先前的世界地位時為止。
室內，人們聽得津津有味。這種解決辦法是他們中大多數人都希望的。希特勒繼而說，和平主義，馬克思主義，以及“像癌一樣在生長的民主”，必須剷除。德國要振興，重新武裝實為首；祖國一旦重新復興，就“必須征服東部的土地，並無情地將它日耳曼化。”為了不因其為未來製訂的藍圖而產生恐慌，希特勒向其聽眾保證，他們無需為其國內外政策操心。他不會動用軍隊去對付國內的騷亂；在今後幾年內，軍隊應致力於“實現其主要目標，好好訓練，在遭受侵略時保衛祖國”。關於衝鋒隊，他再次保證，只有軍隊“才允許攜帶武器，其建制不予改變”。
海軍元帥埃里希·雷德爾對希特勒的印良象好，認為其他在座者的感覺也相同。然而，瓦爾納·馮·弗立契將軍和弗雷德里希·弗洛姆將軍，卻懼怕侵略一說，而里特·馮·李勃將軍則認為，希特勒試圖賄賂他們。 “商人的貨物要是好”，後來他諷刺說，“就無需像市儈那樣大聲兜售。”
反應雖不一，希特勒卻爭取到了一批新的追隨者。那些希望將新政府變為軍事專政以作為恢復君主政體之第一步的人們，已準備批准國社黨的改革；許多帶恐懼心理的人們，出於對馮·興登堡元帥的尊敬，也傾向於聽之任之。
希特勒動用了他曾鄙視過的、憲法所賦予的緊急權力，強行通過了一項法令（“目的在於保護德國人民”），對政治集會和報紙加以控制。無論是巴本還是其他閣僚，均未對希特勒的條文提出抗議。在此一致意見面前，興登堡只好屈服，簽署了這項法令。不久，另一道緊急法令也被通過了——用起自己的人選代替了普魯士政權。人們雖有抗議，但希特勒的回答卻又是合乎情理的——新任普魯士總理巴本，定能拿住新任內政部長戈林——但，事實是，希特勒已完成了走向獨裁的第二個步驟。
德國出現了新貴。漢堡區總裁是新概念的產物，是中下層階級中一夜之間便飛黃騰達的數以千計的人物之一。教師、律師和商人也成了領導人。如此眾多家境清寒的人們在政治上飛黃騰達，先前是從未有過的，他們都是老納粹戰士，由於對希特勒和黨忠心耿耿，現在可分到了紅息。
像希特勒那樣，把自己看成是元首，為取得領導權充分作好準備的總理，在德國，也許未曾有過。對納粹黨，話卻不能這樣說了。是靠了他之磁性般的吸引力以及實現其權力和地位的夢想，黨才得以維持的。不錯，新貴們確曾按當地水准進行了國家社會主義革命，但是，這是由於保守派的自命不凡，自由派和左派的混亂使然。
正當普通黨員在笨拙地組織村鎮城市和省的機構時，他們的元首卻在建立對於被擊敗的對手的權威。在陌生人面前，他很謙虛，甚至有點兒狼狽。起初，許多人對此誤認為是軟弱。然而，過了不久，他便佔了那些低估他的人們的上風。 “在內閣會議上”，曾當過羅德茲研究學者的財政部長盧茨·施威靈·馮·克洛西格特公爵回憶說，“人們不能不承認並欽佩其品格。他能爐火純青地左右所有的討論：他的記憶絕對準確，能最確切地回答討論中提出來的最遙遠的問題；在討論時專心致志；頭腦清晰，能將最複雜的問題變為一個簡單的——有時是太簡單的公式；有能將冗長的辯論結果扼要地予以綜合的技巧；以及從新的角度去考察某個眾所周知的、經長期討論而無結果的問題的聰明才智。”
施威靈·馮·克洛西格特和其他政府官員從未碰到過如此強悍的人，他們會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這是不足為怪的。當月的《觀察畫報》刊登了一幅漫畫，對他之在權貴中出人頭地作了描述。他已不再是衣著不整，身披滿是皺褶的軍大衣、手持鞭子的人物了。他微笑著，顯得信心百倍，身上穿著質地優良、剪裁合身的軟大衣——他成了洋溢著信心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