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1933.1.30
希特勒從吉莉之死帶來的悲痛中恢復過來後，參加了在北方召開的黨的領導人會議。這一次會議對該黨很重要，只准黨的地方長官和衝鋒隊的領導人參加。會議開得很成功，它標誌著黨的改組已結束。 “我們的黨”，幾天后他說，“今天已團結一致，地方長官和政治領導人本能地作出了正確的決定。”會議的結果之一是，黨將“所有懶漢，腐化分子和廢物”清洗了出去。精簡了黨的機構，鞏固了黨的體制，加強了希特勒的個人權力。
內務得到整理後，希特勒便放開手腳投身全國的政治活動。 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１４日，通過興登堡總統的心腹顧問之一庫特·馮·施萊徹爾將軍的安排，希特勒會見了“老頭子”。在興登堡跟前，希特勒顯得手足無措。興登堡身高六英尺五英寸，聲音洪亮而低沉，是個勢不可擋的人物。希特勒講話冗長，令這位陸軍元帥好不生氣。據說，他後來曾向施萊徹爾抱怨說，希特勒是個怪人，永遠也當不了總理，他能勝任的最高職務莫過於郵電部長。此次會晤雖然令人失望，施萊徹爾仍對希特勒抱有希望。給他印象深刻的，不僅是在新近大選中元首所取得的成績，而且還有他的國家主義綱領。 “他是個有趣的人物，具有不平凡的口才。”這是他對希特勒的評價。 “按他的計劃，他上了天。要讓他腳踏實地，你得抓住他的衣尾。”施萊徹爾——在德語中，它的意思是“陰謀家”——是個善於隨機應變的人物，但是，熱情卻有可能將他引入深水潭。他暗自認為，自己有能力左右從前的任何一個下士。
希特勒習慣於被人低估。政府處理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的失敗，令許多德國人清醒過來，而希特勒在爾後數月內便在這些人中建立群眾支持的基礎。為了取得國外的支持，他試圖直接向美國人民發表講話——這是空前之舉。他擬於１２月１１日（星期五）晚通過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向美國人民解釋他的黨的“道路、意義和目標”。但是，在最後時刻，德國政府取消了這次廣播演說，但他的講稿譯文卻見諸赫斯特各報。
引人注意的是他的極端反共的政策。在演講稿中，他希望美國人民，出於自衛的內心激情，會在“反對世界瘟疫”，即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鬥爭中，與他站在一起。
１９３２年元旦那天，他在慕尼黑作了一次演講。他對聽眾說，在為一個較好的世界而鬥爭中，上帝是站在他一邊的。 《聖經》不是說過，冷淡者應該被吐出去麼？幾乎就在此後，希特勒似乎取得了某種勝利——興登堡的顧問們邀請他前往柏林。他們請他協助延長興登堡元帥的總統任期，但這卻與希特勒的願望背道而馳。因為，他說，這樣一來他便不得已多少要支持勃魯寧總理的各項政策。他的拒絕表明即使公開與興登堡競爭是一種賭博，但仍準備將整個政治前途拿出來冒險，進行總統競選。 “老頭子”是個傳奇人物。他的保守必然會贏得右派的許多選票，而他公開保護魏瑪共和國，反對像希特勒那樣的極端主義分子，又必然會將溫和派和民主派吸引過來。
戈培爾在日記中寫道：“……爭奪政權的棋開局了。”他敦促希特勒去冒險。他關心的是如何才能為競選運動搞到足夠的資金。希特勒在德國的鋼鐵中心迪塞爾多夫的公園飯店作了一次講演，一舉解決了這個問題。根據新近作出的“在有影響的商人中系統地開展工作的”決定，在弗里茨·蒂森的倡議下，他於１月１７日在工業俱樂部向一群有影響的人物作了一次講演。
在迪塞爾多夫講演前，在秘密談話中，希特勒已對自己的經濟綱領作了重大的修改。他支持解散工會和取消自由管理的主張。他也主張取消一項旨在恢復經濟的計劃——興建一批公共工程，重新武裝軍隊，且由大商家的頭面人物管理。不到一個小時，他的聽眾便全神貫注，因為他觸及了與這些講求實際的商人直接有關的問題。例如，他斷言，私人佔有財產是理所當然的。與此同時，他還描繪了一幅共產主義發展後的可怕圖景。 “如果不予以阻止，布爾什維克主義將完全改變世界的面貌，一如基督教先前之所為……倘使這個運動繼續發展，從現在起３００年後，人們不只會將列寧看成是１９１７年的革命家，而且會像供奉菩薩一樣崇拜列寧。”他說，經濟蕭條使數以百萬計的失業者和被剝奪的德國人走投無路，他們希望從共產主義者那裡找到解除困苦的答案。這是德國今天最迫切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不是靠經濟法規，而是靠政權。納粹黨，也只有納粹黨，才准備並願意阻止紅色潮流。沒有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就不再會有中產階級；有了它，國家才能統一，才能複興。
希特勒的講演效果從未這樣好過。他交替使用了感情和邏輯。一會兒他用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可怕圖景和曾給他們帶來安全的製度的結束來恐嚇聽眾；一會兒又求助於他們的自私：假使要讓自己的工業生存和發展，他們就需要一位獨裁者為政府掌舵和領導德國，最終使德國重新獲得其世界強國的地位。聽眾預感到了５０年來的成就和所獲財富化為烏有的情景。於是，許多人回到家中後便準備捐款予他——一位答應拯救他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