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希特勒而言，緊跟著９月大選的國際宣傳，既好又不好。隨著希特勒聲望的提高，他的侄子，與母親一起居住在英國的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便慕名來訪。 １９０９年，在都柏林當待者的小阿洛伊斯，與愛爾蘭姑娘布里吉·伊麗莎白·道林結了婚。由於阿洛伊斯不斷變更謀生的方法，他們的日子過得既緊張又忙碌。阿洛伊斯在利物普開過小飯館，將它變賣後又買了一所供出租的公寓。他當過旅店老闆，破產後，成了出售刀片的小販。布里吉過不慣這種艱苦的生活，曾幾次出走。威廉·帕特里克出世後，夫妻爭吵得更加厲害了，原因是，阿洛伊斯遵循他父親的教條，認為對孩子們從小就得嚴加管教。他趁布里吉不在家，幾次毒打了嬰兒。威廉·帕特里克長到３歲時，家庭便破裂了。據布里吉說，阿洛伊斯拋棄了他們，自己隻身返回德國；但阿洛伊斯則對親友們說，他的妻子與一工程師私奔，還把孩子帶走了。
當布里吉與她的兒子在報上看到希特勒在大選中獲勝時，他們認為，“這是搞錢的好機會，便同意讓赫斯特報紙的記者採訪。”阿洛伊斯畢竟從未寄錢來養家！於是，他們便在倫敦開始與赫斯特報紙的代表談判。 １０月上旬，威廉·帕特里克的照片便在美國的報紙上相繼出現。照片的解說詞說：“在倫敦工作的小職員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是德國的新政治首腦阿道夫·希特勒的侄子。他生於利物普，對叔父的目標知之甚少。”事實上，他的確知之甚少，不得不寫信給父親，詢問這位新政治首腦的生平。 “父親回信了”，多年後他對戰略情報處的採訪人說，“信中說，阿道夫要求開家庭會議，現隨函將車票寄去。”一到慕尼黑，母子二人便發現，希特勒“怒火滿腔”。在有安吉拉·拉包爾和阿洛伊斯參加的家庭會議上，希特勒說他的“名聲越來越大，你們休想爬在我背上，白白騎著我出名。”他說，由於小阿洛伊斯未與布里吉離婚便又重婚，把家事泄露給赫斯特的報紙，這種做法會毀滅他在政治上獲得成功的機會。 “我歷來是多麼小心謹慎，不把自己的私事泄露給報界！”他說，（據威廉·帕特里克９年後在《巴黎晚報》上發表的一起文章稱）“我的身世切不可讓這些人知道，切不可讓他們知道我是什麼地方人，是什麼家庭出身……即使在我的書中，關於這些事情，我都隻字未提，確實隻字未提，現在呢，我的侄兒偶然被發現了。他們在搞調查，還派出間諜去挖掘我的身世。”據《巴黎晚報》的那篇文章說，說到這裡時，希特勒憤怒地宣布，威廉·帕特里克連一位親屬都不是，因為他的父親小阿洛伊斯（他在場聽到了這些，未發表評論）是大阿洛伊斯·希特勒收養的義子。他與他母親（據戰略情報處的採訪人稱）應立即返回倫敦並通知赫斯特的報紙，納粹黨的領袖是另一個阿道夫·希特勒，不是他們的親屬。這種解決辦法使希特勒“很高興”，在敦促母子二人“盡快返回英國，現在和將來均斷絕一切關係”後，希特勒給了阿洛伊斯２，０００美元，作為母子二人在慕尼黑的費用和返家的路費。阿洛伊斯支付了費用，買好了車票，並答應將餘額如數郵寄出去，因為這樣做“安全得多”。威廉·帕特里克發誓說，錢壓根兒就未收到（奇怪的是，在此後不久，紐約的赫斯特刊物《美國人》便發表了由小阿洛伊斯·希特勒署名的關於阿道夫·希特勒的報導。文章中，小阿洛伊斯在文章中稱他的弟弟是個既討人喜歡又慷慨大方的孩子，還是個夢想家，其夢想與現實的距離有如天地。在他母親死後，阿道夫曾將妹妹帶至維也納，在那裡，兄妹二人與無情的窮困作了艱苦的鬥爭。阿洛伊斯寫道，為了養活保拉和他自己，阿道夫不得不去掃街和乾其它體力活。後來，他便去了慕尼黑，當了房屋油漆工和裝修工）。
在威廉·帕特里克與母親回英國後不久，希特勒將其律師召至普令茨雷根坦廣場的寓所。希特勒指著眼前的一封信說“這封信與一樁'可惡的'訛詐案有關，是他的一位最討厭的親戚搞的，還涉及到他的祖宗。”據漢斯·弗蘭克的回憶，希特勒指的是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此人“暗示”，報界對希特勒的祖先的某一方面很感興趣——就是說，他有部分猶太血統。於是，元首便令弗蘭克秘密調查此事。
他從“所有可能得到的來源”收集的報告是最令人不安的：希特勒的父親看來是“林嗣城附近的里昂丁一個姓施克爾格魯勃的廚娘的私生子，她受僱於格拉茨的一家人家。這位廚娘“為猶太人弗蘭肯伯格工作時生下了一個兒子。 １９世紀３０年代末，弗蘭肯伯格代表他１９歲的兒子給姓施克爾格魯勃的女人的兒子支付了一筆從生日起至１４歲止的'父道津貼費'”。弗蘭肯伯格與廚娘（希特勒的祖母）還長期通信，“通信中談的大致是，當事人心裡都明白，施克爾格魯勃懷這個孩子的時間、地點，使弗蘭肯伯格不能不付出這筆津貼。 ”
弗蘭克的報告得出了遺憾的結論：希特勒的父親是半猶太人的可能性無法排除。
元首激烈地對弗蘭克的推論提出了挑戰。他狼狽地解釋說，他祖父貧困不堪，偽稱弗蘭肯伯格有父道之嫌，成功地敲詐了一筆津貼。希特勒發誓，這情況是他父親和祖母親口告訴他的。弗蘭克的證據肯定使希特勒膽戰心驚，否則，他怎會撒出這個彌天大謊來：他出生時他祖母已去世４０年。更重要的是，他承認祖母確曾收過猶太人的錢，這樣一來，他的血統不純便大大有可能了。阿道夫·希特勒有部分猶太血統的機會是極小的。格拉茨大學的尼古拉·普里拉多維奇所作的研究對弗蘭克的證據提出了某些懷疑。在格拉茨（奧地利）的猶太人會員登記冊中，他未找到有弗蘭肯伯格或弗蘭肯雷德的記載。這些登記冊由１８５６年，即希特勒的父親出生後１９年開始記載。但，那是因為猶太人於１４９６年被逐出斯苔爾馬克，於１８５６年才獲准返回該地之故。據普里拉多維奇說，在此之前，格拉茨“無一猶太人”。重要的是，他自己生怕有猶太血統；為了確信，他此後曾至少調查了兩次。據從１９１７年起便認識希特勒的內科醫生舒赫回憶，他“一生都在痛苦地懷疑：他有還是沒有猶太血統？他常與我們談及此事。”希特勒要求別人拿出雅利安人的證明文件來，而自己卻拿不出。這便可說明他為何要對威廉·帕特里克說：“切不可讓他們知道我是什麼地方人，是什麼家庭出身。”
儘管私事如此煩惱，希特勒１９３１年的預兆是好的。他一夜之間成了一本暢銷書的作者。自出版以來，年銷量不過６，０００餘本，到了前一年，銷量猛增至５４，０８６本。這給他帶來一筆可觀的收入，而且似乎未有盡期。另外，黨的新總部“褐色大廈”又於新年的第一天開放。這座用特種捐款、希特勒集會的收入、贈款及黨費購買和裝修的大廈，代表了納粹黨的實體和義務。希特勒、赫斯、戈培爾，斯特拉塞爾和黨衛軍的辦公室設在二樓。元首的辦公室很寬敞，紅棕色，相當漂亮。窗戶通至天花板，俯瞰科尼希廣場。辦公室內有一墨索里尼的半身大塑像，牆上掛著許多畫，其中之一是腓特烈大帝，另一幅是元首所在的兵團首次進攻弗蘭德時的情景。 “希特勒不常在辦公室”，弗蘭克回憶說。他的工作方法是毫無系統的。他可能“像一陣風似的進來”，但還沒有坐下，“又像一陣風似的出去了”。若被堵在辦公室裡，他會倉促地把事辦完，然後便會“來上一小時的長篇大論”。
他喜歡在樓下的小餐室的角落裡消磨他的時間。那裡有張“元首”台，上邊掛著一幅狄特里希·埃卡特的照片。不久這也乏味了。在“褐色大廈”裡坐辦公室的生活對他是不適合的。他的慾望是動，是為自己和為黨取得人民的支持，或與在政治上或經濟上支持他的人們進行高級談話。 １９３１年希特勒所面臨的問題確實是艱鉅的。這些問題大都是由於黨的隊伍迅速擴大所致。黨的發展，使黨的官僚機構的每個部門也膨脹起來。其結果是，各部門互相摩擦，互相妒嫉。
最頭痛的是黨衛軍，因為許多黨衛軍的成員對希特勒要守法之說不以為然。他們常將暴力傳統引為自豪，不明白為什麼要對慕尼黑的文官俯首貼耳。這些人都是理想主義者，許多人心裡想的是社會主義，與他們的共產黨對手一樣，具有革命熱情——這正是使元首難堪的。從一開始，他便與衝鋒隊的領導人意見不和；前者要把衝鋒隊變成黨的一支武裝力量，而他卻堅持己見，認為它的主要任務是保護群眾集會，以及宣傳政治忠誠。首先鬧彆扭的是羅姆上尉。他因為與希特勒意見不和，自願流放到南美去了；後來是普腓弗·薩洛門——他也提出要加強衝鋒隊的要求，因得不到滿足，不久也洗手不干了。
領導之間的不和使下邊的士兵也產生不和。不久前，柏林的褐衫黨徒造反，理由是，他們挨餓，工作負擔過重，在與警察和赤色分子的毆鬥中，常常受傷或被逮捕。他們不願只為黨的集會站崗放哨，在他們的７條要求中，包括增加經費的合理要求，被戈培爾否決後，這一支部隊氣得發瘋，襲擊了由衝鋒隊把守的地方黨部。希特勒親自出面乾預後，叛亂才告平息。在武裝的衝鋒隊員陪同下，他視察了黨衛軍的各個開會據點，號召大家和解。他像一位病人和一位容忍的父親那樣，又是懇求，又是許諾，又是斥責。他很少談到褐衫黨徒的７項要求，只把它當作個人問題處理，號召人們忠誠於他。然後他便宣布，他自己是黨衛軍的總指揮。這一宣布博得了黨衛軍的高聲喝彩，同時也像徵著這次短暫的叛亂業已結束，希特勒可以回到競選上去了。
他答應領導黨衛軍，但這卻是一張空頭支票。他既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去承擔這一職務。時至１９３１年初，黨衛軍仍缺乏有效的領導。 １月４日，黨宣布，羅姆上尉（新近才從玻利維亞召回，在那裡，他曾協助共和國與巴拉圭作戰）將出任黨衛軍的參謀長。由於希特勒同意讓羅姆在擁有６萬名士兵的黨衛軍組織內部自由行事，他才答應返回德國。在同意暫時將衝鋒隊只作為受紀律約束的遊行部隊後，這位能幹的組織家和乾練的領袖便著手按自己的形象去重建黨衛軍。
然而，效能並不是解決積怨已久的組織的靈丹妙藥。不久，首都便醞釀著另一次嚴重的叛亂。柏林褐衫黨徒的困苦境況基本依然如故。組織內部的不平等令他們的領導人瓦爾特·斯登尼斯怒不可遏。他再次要求，組織系統應以“知識”而不是“人事”為基礎。他公開抱怨說，希特勒“每隔幾個月便改變主意，發布新命令”，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無法行動。斯登尼斯的手下對此迷惑不解，憂心忡忡。一方面他們同意他的看法，另一方面卻又不可抗拒地傾向元首。
１９３１年２月２０日，在希特勒下令衝鋒隊和黨衛軍停止在街頭毆打赤色分子和猶太人後，這個問題便表面化了。 “我理解你們為何傷心和憤怒”，他對褐衫黨徒說，“但你們絕不可攜帶武器。”他們不滿地嘟囔不休，卻未採取行動，及至次月希特勒屈從於魏瑪政府的法令……該法令規定，未來的集會必須獲警方批准後方得舉行時，斯登尼斯才譴責這一向當局投降的行動，並於３月３１日深夜召開黨衛軍領導人秘密會議。出席會議者異口同聲宣布，他們擁護斯登尼斯，反對希特勒。
為了不致引起流血和內訌而又能解決問題，希特勒令斯登尼斯前來慕尼黑報到，在“褐色大廈”裡擔任案頭工作。斯登尼斯拒絕前來。於是，希特勒便將衝鋒隊傾瀉在叛軍頭上。不到２４小時，公開抵抗便結束了——這是一次弱不禁風的叛亂。斯登尼斯所要求的無非是純潔的國家社會主義，為黨服務，不是為某個人效勞。 “誰跟我一起走，誰就會遇到艱難困苦的道路，”在與手下人告別時他說，“然而，為了國家社會主義的理想，我建議你們跟隨希特勒，因為我們不想將國家社會主義毀滅。”
４月４日，《抨擊》和《人民觀察家報》同時刊登希特勒的文章，譴責斯登尼斯的“起義”。他重申，社會主義歷來是納粹黨的主要理想；他批判了鑽進黨內的“沙龍布爾什維主義和沙龍社會主義的小丑們。”他宣稱，斯登尼斯就是這樣的小丑，此人曾千方百計“將一系列嚴格說來是屬於共產黨不斷煽動所需要的概念引進黨衛軍內。”
這些文章更引起了柏林離心離德的褐衫黨徒的憤怒。希特勒再次前往柏林，扮演了調解人和中間革命派的角色。這次，他把漢夫斯坦格爾帶在身邊。漢夫斯坦格爾寫道：“希特勒無法，只好在郊區來回奔跑，眼中含著淚水，哀求他們，說只有依靠他，他們的利益才能得到保護。”經過諸多周折，他總算恢復了秩序。次日，他與斯登尼斯一同在一家貿易與旅遊旅店下榻。斯登尼斯給漢夫施坦格爾留下的印像是，他更像是位受害者，而不是叛亂的領導人。 “我發現，此人很正經。他是科隆的主教舒爾特的侄兒。他將我拉到窗前，我們的談話聲被交通嘈雜聲吞沒了。他說：'希特勒是否明白，叛亂的真正煽動者正站在他身旁？'——此人是戈培爾。儘管希特勒有令，不准我們毆鬥，戈培爾卻一再鼓動他們上街遊行。現在呢，一切責任都推到我身上來了。”
與通常一樣，希特勒的出現（靠衝鋒隊做後盾）給黨衛軍帶來了團結，而這次的團結是牢不可破了。將斯登尼斯及其一小撮追隨者解職並未引起波動。戈培爾安然無事，但是，除斯登尼斯外，許多人都覺得，在此次叛亂中，戈培爾扮演了陰險的角色。 “打個比方，若某個母親有許多孩子，其中一個誤入了歧途”，他說，“明智的母親就會拉著他的手，緊緊抓住他。”
希特勒也明白，將誤入歧途的孩子們領回來，他是動用了武力的。於是，他便用衝鋒隊的人接替了斯登尼斯在柏林黨衛軍內的職務。由於作為元首原則保護者的權力得到擴充，衝鋒隊欣喜若狂。 “我們並不是處處都受到熱愛的”，在幾星其後召開的一次沖鋒隊領導人的會議上，衝鋒隊頭子海因里希·希姆萊說，“我們履行了職責後，可能會站在角落裡，我們不該希望得到感謝。但是，我們的元首知道沖鋒隊的價值。我們是他的寵兒，是最有價值的組織，因為我們從未令他失望。”
與此同時，作為調停人的希特勒，準備歡迎那些誤入歧途或搖擺不定的黨衛軍返回崗位——但那些太具有獨立精神的人們卻除外，他們必須被清洗，職務必須由忠誠的追隨者去接替。對希特勒寬宏大量的姿態的反應幾乎是一致的。雖然，眾多褐衫黨徒對希特勒及其堅持合法行動的主張表示失望，但在他的耶穌式的宣言面前，這種想法也煙消雲散了。希特勒說：“我就是衝鋒隊和黨衛軍，你們是衝鋒隊和黨衛軍的成員。在衝鋒隊和黨衛軍裡，我就在你們中間。”
黨衛軍剛恢復秩序，其領導人羅姆上尉便因據說搞同性戀而遭到猛烈攻擊。早些時候，希特勒曾將類似的控告一筆勾銷。 “黨衛軍是為達到特定的政治目標而組織起來的。它不是撫育小姑娘的道德機關，而是粗暴的鬥士的聯合體。”他繼而說，某人的私生活是他自己的私事，只要它不干預國家社會主義的任務，就不予理睬。
但是，這件醜聞卻正在變成一黨內事件。人們在竊竊私語，許多在斯登尼斯起義中遭到清洗的軍官，其職位均被羅姆的同性戀夥伴們接替了。對這些指責，如同對指責衝鋒隊犯下了暴行一樣，羅姆顯得若無其事。 “我知道，過去我對沖鋒隊員們表現粗暴，是急性子，親愛的德爾默先生，不過，從今以後，請你拭目以待吧！我的部下將安分守己，嚴守紀律，秩序井然。我的職責是要使千百萬易受共產黨影響的失業工人不受其影響。我要將他們變成有秩序的公民，保護德國，以反對國內外的布爾什維克敵人。”這番話是羅姆在４月底會見倫敦的《每日快報》的記者德爾默時說的。德爾默反駁說，“甦醒吧，德國！”“讓猶太人滅亡！”之類的高聲怪叫，似乎不像嚴守紀律和秩序井然。
“啊，你可不能按表面意義去理解這些口號，你只能聽一半。”接著，他說了一些引起了記者註意的話。 “我正在把一些吵吵鬧鬧，不守紀律的人從黨衛軍中清除出去。對這樣的軍隊，搞點大掃除是有些好處的。”他到柏林的目的就在於此。他解釋說，首都曾發生過叛亂，領導者是斯登尼斯上尉。此人是“瘋子”，竟敢向他和希特勒的權威提出挑戰。羅姆向德爾默保證說，叛亂分子已被鎮壓下去，一切都恢復正常。
一星期後，在羅姆的建議下，德爾默前往“褐色大廈”採訪元首。希特勒承認他有兩條要求：取消戰爭賠款債務和“在東方自由行動”。他並不熱衷於恢復舊疆界或歸還失去的殖民地，只要求允許幾百萬剩餘的德國人擴展至蘇聯。德爾默問，你希特勒怎樣進入俄國而又不侵犯波蘭的領土？希特勒簡短地回答說：“總會有法子的。”
就在此時，奧古斯特·威廉王闖了進來，激動地宣布，在１９３１年的頭４個月中，有２４００名褐衫黨徒在與馬克思主義者的格鬥中受傷或喪生。 “我的元首”，他喊道，“這是內戰呀！”“不錯”，希特勒隨口答道，“毫無疑問，這是內戰。”在確信希特勒是個極端殘暴的人後，德爾默便開始撰文。該文於５月３日見報，並預言：“德國正加緊加入歐洲法西斯國家陣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