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０年，希特勒幾乎給每個選民都帶來點什麼——農民，工人，學生，愛國者，種族主義者，以及中產階級的市民。他的廣泛的興趣的共同點集中在全球的經濟蕭條上。這次危機是１９２９年華爾街的衝突引起的，使德國顯著的複蘇立時告吹。到那年夏末，德國的失業人數已達３００萬，而勃魯寧總理的減少開支的經濟政策又使事情變得更糟。希特勒暗想，使他能在政治上控制德國的緊迫形勢終於出現了。他向工人們發出的呼籲是用共產黨人的詞藻表述的。 “德國的工人們，覺醒吧！掙斷你們的鎖鏈！”——戈培爾的《抨擊》報是這樣宣布的。對農民們（由於世界農產評價格的下降，他們的利潤正被化為烏有），希特勒提出了調整稅收和進口關稅的主張。沒有工會為他們撐腰的中下層階級所得到的是希望；以貧困為恥的中產階級所得到的是自尊。對大學內外的青年理想主義者，希特勒給的是——一個理想的新世界。
青年理想主義者的人數雖不多，但他們是希特勒未來的鬥志昂揚而又忠貞的干部。當希特勒宣揚反對唯物主義和自私自利、保證建立社會大同和一支為實現社會主義、使德國永葆青春而鬥爭的十字軍的尖兵隊伍時，他們一個個聽得著了迷。他們相信，希特勒將創立一個真正社會主義政權；他們在大城市的街道上游盪，高呼著與他們的共產黨敵手們共用的口號：“要自由！要工作！要麵包！”新興起的一代“覺察到，事物正在發展，可怕的停滯不前的狀況業已結束。”有個追隨者回憶道，“要真正理解它，你就得在其中生活。”現在正是這樣的時刻，去為吸引大多數青年理想主義者呼籲，而希特勒是唯一能理解這一呼籲的力量的政治家。
不少知識分子，社會名流，甚至皇室，都被他吸引過來。那年春天，德皇的稚子奧古斯特·威廉（“奧威”）給他的親愛的戰友希特勒寫了一封信，“從心底里願意”告訴他，他剛被吸收入黨。 “這是我深受感動的時刻，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您，並向您表示效忠。”王子害怕共產主義會傳播開來；他的轉變也影響了菲力氣·馮·赫森親王——德皇的侄兒，維多利亞皇后的孫子。後者也轉而支持希特勒。
１９３０年，希特勒也為德國人帶來了某些新的東西——團結的感情。他歡迎人人都加入遠征，沒有階級界限；唯一的條件是，他必須自覺自願地跟隨希特勒，在反對猶太人和赤色分子的戰鬥中，在為生存空間和德國利益的鬥爭中，殊死戰鬥，直至最後一息。 “我們感覺到的，”一位早期的黨員寫道，“也是我們的心迫使我們想的是：希特勒，你是我們的人。你講話時，就像是個曾經上過火線的人，曾與我們一樣經歷過艱難困苦的人，不是坐軟席的人，而是像我們一樣，是個不為人所知的軍人。”正是這個超自然的呼籲才把形形色色的投票者的感情調動起來。除了對人民團體和工人外，希特勒並未堅持反猶——特別是“清除”猶太人的問題。對文化水平較高者和理想主義者，這個問題只在耳語中或者若無其事地談上幾句。
那年夏天，希特勒為了推行其包羅萬象的計劃，不辭勞苦，到處奔波，在最後６個星期內，竟發表了２０次重要的演講。希特勒是個生就的政治家。他發現，與群眾在一起，與人們握手，親嬰兒的臉蛋，向婦女鞠躬，這不但是自然的，而且還能受到鼓舞。他更常與工人階級或中下層階級的追隨者一起吃飯，而不是與上層人物一起就餐，他的平等待人的態度對小職員，小商人和勞工均具有吸引力。
為了接近每一種人，希特勒所採用的雖然是分別發信的方法，但他從未忘記他在蘭茨貝格的教訓：他必須把群眾爭取過來。所以，在小事上，他不允許自己採取咄咄逼人的立場。對百萬富翁，赤色分子，馬克思主義分子，以及帶來失業、使農產評價格下降、將中產階級的節餘洗劫一空的那個“制度”，希特勒則反反复复地進行抨擊。他不是以階級去對抗階級。他能將他們全團結在一起。
德國——在此事上可說是全世界——從未如此服從過這種引誘。戈培爾組織了６０００個集會——在大廳內，在能容納萬人的帳篷下，在露天。還有火把遊行；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到處都貼滿了醒目的紅色口號標語。納粹發行的報紙，常常發行某一運動的專刊，且一印就是數百萬份，在全德國可說是鋪天蓋地；若是賣不出去，他們便免費散發。
在大選當天上午對工人們的最後一次訓示中，戈培爾就如何操縱選舉的問題，對他們提出了忠告——雖然可笑，卻是可行的忠告。 “開玩笑地做，認真地做！要像人們通常對付他們的辦法去對付你們親愛的同仁！要刺激他們，讓他們發火，然後牽著他們的鼻子走！”當天，全國的投票站前排滿了長長的隊伍。投票總數為３５００萬；比１９２８年多出４００萬。希特勒於午後來到慕尼黑的選舉中心。迎接他的是納粹黨的出版商阿道夫·米勒。米勒興奮地說：“我們贏了！能得到６６個席位！”自１９２８年以來，他們只佔有５４個席位，若與此相比，增加的席位當然是驚人的，但希特勒卻說，如果德國人民能正確地思考，數字可能會更高。 “我內心在說：'有１００個席位才好呢！'”實際上，他們得了１０７個席位。 “那時的心情我該怎樣表達呢？我們的席位從１２個增加到１０７個！”
使國社黨人驚奇的東西，對他們的反對派卻是令人作嘔的震驚。為避免差錯，官員們一而再，再而三地核對選票，在核對無誤後才宣布：納粹得６３７．１萬張，佔總票數的百分之十八以上。不到２年，希特勒的黨便從得８１萬張一躍而成為帝國的第二大黨。在宣布希特勒在政治上已死亡後，社會民主黨錯誤地將鬥爭的矛頭集中對準赤色分子。
共產黨也取得了得１３２．６萬張的偉大勝利，而社會民主黨人卻失去了６萬張票。這一情況表明，希特勒的勝利是以中產階級政黨的失利為代價的。納粹的得票，增加最多的是來自農民和農村的中下層階級，以及德國北部的新教徒區。在天主教徒中得票也為數不少，在啤酒館起義前，希特勒幾乎全在叛徒中、在覺醒者中和在絕望者中爭取選票。現在，他得到了希望他能為他們帶來好日子的人們的支持。吸引投票者的是希特勒的彈性吸引力及其富有力量的演說，但是，使他們走上投票站的卻是黨的高效能垂直機關中的成千上萬的支部領導人和支部領班的不倦的工作。
過去一年多來，漢夫施坦格爾的尖酸刻薄的講話曾使希特勒疏遠，但在選舉中取得的驚人的勝利卻使漢夫施坦格爾重新受寵。赫斯在電話中對他說，元首急於要見他。半小時後，希特勒便到了漢夫施坦格爾的家裡。希特勒問他是否願意出任黨的外國新聞部主任，“我們的前途事業極偉大，用不了幾個月，最多一兩年，我們便要全面掌權，這是不可阻擋的。你的聯繫很廣，能為我們作出偉大貢獻。”
漢夫施坦格爾接受了。幾天后，他陪同希特勒前往萊比錫——在那裡，３名年輕軍官因被指控在軍隊內進行納粹宣傳而受審。 ９月２５日，希特勒親自出庭作證，作了一次聰明的、模凌兩可的講話，幾乎吸引了每一個人。他保證將用和平的方法即投皮箱取得政權，還向部隊表忠，並答應與可恥的凡爾賽條約作鬥爭，即使要用“非法的手段”也在所不惜。
在演講結束時，他向黨內的革命者宣誓，一旦取得政權，他就要建立國家社會主義的法庭。 “到那時，１９１８年的１１月革命之仇便能得報，人頭將會落地！”希特勒再次表現出了他的政治靈活性，幾乎使市民和革命派同時得到滿足；對前者，他許諾的是和平願望，給後者的是血腥的複仇。他講話的效果遠遠超出了德國的範圍，因為他是德國第二大黨的發言人，他的關於凡爾賽條約的煽動性言論已不再是一個政客的毫無意義的高調。
漢夫施坦格爾受到外國記者的包圍，他們紛紛提出要採訪德國的新現象。希特勒匆匆為倫敦的《星期天快報》草擬了一起文章。 “這次大選”，他寫道，“活像是為德國人民量體溫。全世界吃驚地發現，德國在發燒——發高燒。這個溫度必然會繼續上升——以反對現存的條件與無法承受的重負。”他不但要求修改凡爾賽條約和“青年計劃”，而且還要求“歸還波蘭走廊，因為它像從我們身上割下的一塊肉。”然而，他卻矢口否認德國是挑起戰爭的罪魁禍首，指責威爾遜總統違背了自己向帝國許下的莊嚴的諾言。 “如果德國人民仍需像今天一樣受苦”，明天仍要受苦”，在結束演講時他警告說，“那就讓我們在'不行'聲中受苦，而不是在我們的'可以'聲中讓別人將苦強加給我們。 ”
幾天后，希特勒改變了他的步伐。他向倫敦的《泰晤士報》記者說，他將嚴格地在合法範圍內活動。 “所以，倘若我們像你們那樣活動——如果處在我們的位置上——請你們別譴責我們。我希望，英國永不致像德國那樣，但是，如果她像德國的處境那樣，如果在最困難的時刻，遭到背後插刀，那末，英國一旦重新站立起來，她會採取什麼態度？英國的愛國者對他們的民族中那些企圖破壞國計民生的人會採取什麼態度？”
兩星期後，１０月１３日，１０７個身穿褐衫的納粹代表，列隊進入國會以參加開幕式。點名時，人人都高聲回答：“有！希特勒萬歲！”社會主義者的代表托尼·山德對此大吃一驚。 “這是'雅利安'民族的精華！——這幫吵吵鬧鬧，大喊大叫，身穿制服的傢伙！我仔細地觀察了他們的面孔。我越觀察，所見的東西便越使我震驚：許多人的面孔都是犯人和墮落分子的面孔。與這夥歹徒同坐一堂，這是多大的墮落！”
格里戈爾·斯特拉塞爾在國會的講話是比較穩妥的——“讓我們就此止步吧。只要民主依然存在，我們就按舊制度行事好了……只要適合我們的需要，我們現在擁護魏瑪共和”——然而，在首都街頭髮生的事情，卻為未來的事件投下了不祥的陰影。數以百計的衝鋒隊便衣業已在搗毀猶太人的商店、咖啡館和百貨商店的櫥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