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９年年底舉行的有關“青年計劃”的公民投票的結果，是斯特勒斯曼總理及其溫和的計劃取勝。雖然，在清點票數前他已死去。為了擊敗這一措施，希特勒與胡根貝格的國家人民黨結成的不穩固的聯盟需要２１００萬*？ ，而他們獲得的票數卻只是６００萬。對胡根貝格，這是個致命的失敗，但希特勒卻巧妙地將失敗變成某種勝利。希特勒是個從不擁護某種業已失敗的事業的人，他轉而向胡根貝格尋釁，與他斷盟，其不可預測，就跟他建立此聯盟時一樣。此時，他已在暗中糾集力量——關於公民投票一事的宣傳擴大了這一力量——為行將到來的全國選舉作好準備。但是，高度評價納粹的觀察家卻極為罕見。英國駐柏林前大使達伯農勳爵在他的回憶錄的一個腳註中提到元首時寫道：“自１９２４年以來希特勒已漸漸被人遺忘”。柏林政治學校校長阿諾爾德·烏爾弗斯博士和歷史學家阿諾爾德·托恩比兩人均同意這一說法。
希特勒想到的卻是勝利，而他也覺得，如果能將工人重新爭取到他的事業上來，取勝是可能的。為此，他必須採取新的激烈的宣傳策略。 １９３０年初，有個法律系學生死於柏林，而希特勒的機會也隨之到來。這個學生叫霍斯特·韋塞爾，２１歲，父親是個牧師，也是共濟會會員。韋塞爾背叛了他的資產階級家庭，成了一名忠貞的褐衫黨徒，在與赤色分子的街頭血戰中喪生。他曾寫過一首詩，發表在雜誌上，後來還配上了曲。漢夫施坦格爾寫道：“曲子與１９世紀末２０世紀初維也納酒吧音樂雷同。”原歌詞大意如下：
你我眼色相遇，
你我嘴唇相貼，
你我情意綿綿。
韋塞爾不外乎將“曲調加溫至進行曲”罷了。這首詩叫《高舉旗幟！ 》係為紀念犧牲的同志——“被'紅色陣線'和反動派槍殺的”——而作的。韋塞爾和前妓女埃娜熱戀，與她同居。為了將二人趕走，房東太太求助於共產黨人。結果，一群赤色分子衝進這對情人的居室。據報導，這群人的領隊、埃娜的好友之一，喊道：“你明白這是為什麼！”然後將韋塞爾射殺。為了從這一可悲的事件中撈到政治資本，共產黨誣稱韋塞爾為拉皮條老闆——實則不是。戈培爾則將韋塞爾搖身一變，變成工人階級的耶穌——實則也不是。 “他拋棄了家庭和慈母”，不成功的小說家戈培爾寫道，“來到鄙視和唾*？他的人們中生活。在那裡，在無產階級的住宅區，在租來的一間小閣樓裡，他這個年輕人開始建立起充滿青春的、樸素的生活。是社會主義的耶穌！是一個以貧困引起人們注意的人物！”
當奄奄一息的韋塞爾躺在一家醫院裡時，戈培爾將這私人間的小爭端變成政治上的謀殺。在體育館舉行的會議結束時，他竟讓與會者唱韋塞爾的歌：“彩旗飄，戰鼓響，笛聲揚，千萬人民齊歌唱，歌唱德國革命，歌唱旗幟高高飄揚！”２月２３日，韋塞爾終於死了。 ”他的精神不死，他仍繼續活在我們中間”，戈培爾寫道。他“仍在我們的隊伍中前進。”為了把這一宣傳運動推向高峰，戈培爾決定為他舉行隆重而豪華的葬禮，讓希特勒最後發表演說。然而，對這種過分的渲染，元首是持保留意見的。戈林也一樣——為爭取被選進國會，在瑞典治療吸毒癮後，他已趕回德國。他爭辯說，柏林的局勢已夠緊張，元首的安全無法保證。據漢夫施坦格爾回憶，“若有不慎，後果不堪設想。畢竟，議會中我們才有１２人，勢單力薄，無法從中撈取資本。希特勒若前來柏林，那末，對共產黨之牛而言，他就是一塊鬥牛士的紅布。後果我們是擔當不起的。”
由於希特勒詭稱有病，葬禮便在他缺席的情況下舉行。戈林是正確的。弔唁者遭到赤色分子的襲擊；送葬的隊伍成了與赤色分子搏鬥的隊伍。當戈培爾站在墓前煞有介事地喊著”霍斯特·韋塞爾！”衝鋒隊員喊“在！”時，石頭從牆外飛來，打在墳上。宣傳家戈培爾的高興莫過於此了。 “棺材入土時”，他寫道，“這些傢伙在門外高聲喊叫……已故的親人，依舊與我們在一起，伸出一隻疲倦的手，在陰暗的遠方向我們召喚：跨過墳墓，前進！德國就在道路的盡頭！”
從這些話中，人們永遠無法猜到，普通的赤色分子與納粹之間的真正關係是什麼。他們雖然無情地互相毆鬥，卻又感到互相之間有著某種獨一無二的同誌之情。在酒吧間或*？酒館中毆鬥受到警察的干涉時，若他們團結起來，這並不是件怪事。雙方均為某種事業的熱情所驅使；雙方均相信，只要目標正確，方法也就正確。他們均有相似的社會主義目標，同樣對議會制嗤之以鼻。前一年的“五一”節，他們曾手挽手沿著柏林的街道遊行，共同抗議對遊行隊伍的鎮壓，還喊著同一的口號：“要自由，要工作，要麵包！”還有，他們同樣憎恨那個猶太警察局長本哈德·維斯（戈培爾稱他為“伊西多爾”），都認為警察是“伊西多爾”的部隊，是所有革命者的殘暴的敵人。
在戈培爾從霍斯特·韋塞爾事件中擠乾了宣傳油水後兩個月，希特勒與奧托·斯特拉塞爾之爭公開化了。自他弟弟前往慕尼黑擔任黨的要職以來，奧托便成了格里戈爾創辦的３家報紙社論的主要撰稿人。它們雖然仍掛著國家社會主義的招牌，實際上卻是宣揚奧托破除偶像崇拜的觀點的論壇，而這些觀點卻常常是與希特勒的看法背道而馳的。 ４月間，奧托·斯特拉塞爾全力支持了薩克遜金屬工廠工人的罷工，使他們之間的分岐達到了頂點。工業家們，例如聯合鋼鐵廠的弗里茨·狄森之流，堅持讓希特勒開除斯特拉塞爾——如果他還需要領津貼的話。
開始時，希特勒採用了威脅手段，但無濟於事。於是，他便親赴柏林，以行使其私人的影響。兩人在“山淑西飯店”兩度相見。在７個小時裡，希特勒竭盡阿諛奉承，威脅利誘、坑拐哄騙之能事，然而，兩次會見的結果，卻只是暴露了分岐而已。兩人均寸步不讓；希特勒提出讓奧托當黨的宣傳部長，遭到後者的拒絕。儘管兩人未能達成協議，斯特拉塞爾及其左右卻未立即與黨分裂，“因為還存在著希望，希特勒是受討論影響的”，希特勒甚至有可能放棄“羅森堡路線”。他們也不願把分裂搞成一公開事件，因為這可能損害黨在行將到來的薩克森州大選中獲勝的機會。然而，奧托·斯特拉塞爾卻也醒悟到，他和他的社會主義追隨者是不可能再留在納粹黨內的。這是因為，希特勒曾承認，他擬採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的原則，並與工業界打交道。會談還暴露出，希特勒決心使其新思想含混不清和“可作無窮無盡的解釋”，以便使用絕對權威這個手段達到完全控制黨的目的。他本能地明白，一旦國家社會主義變成了具體的綱領，元首原則也將被危及。年輕的斯特拉塞爾竟敢肆無忌憚地公開與他頂撞，這，希特勒肯定覺得受到污辱。然而，當他驅車回到慕尼黑後，他既沒有發表評論，更沒有公開進行攻擊。他也未對奧托進行威脅，儘管“一切手段均供我支配。”他只在報上宣布（一如格里戈爾·斯特拉塞爾之所為），在柏林未發生任何爭執，他與奧托兩人意見一致。希特勒所採取的做法，不是公開懲罰叛逆者，而是支持將奧託的黨員一一開除出黨。 ６月底，他才向戈培爾發出遮遮掩掩的指示，讓他將奧托·斯特拉塞爾及其追隨者清洗出黨。 “只要由我領導”，他寫道，“我就不允許國社黨變成根基甚淺的文人和沙龍里的布爾什維克辯論的俱樂部；它將一如既往，是個有紀律的組織。它的創立不是為了愚蠢的純理論研究，不是政治上的候鳥協會，而是為德國的前途而鬥爭——到那時，德國將不復存在階級差別，新的德國人民將自己決定命運！”於是，他指示戈培爾，要“無情地將柏林的那些分子清洗出黨”。戈培爾在幾星期內便這樣做了。後來，斯特拉塞爾公開號召社會主義者總退黨，但只有２４人響應，連奧託的親兄弟也反對這樣做。格里戈爾與另外兩名左派黨員共同發表聲明說，“他們將在希特勒的領導下團結起來，嚴格遵守黨的紀律。”格里戈爾曾對友人說過，他弟弟永遠是個逃兵。我弟弟的出走及其向黨發動的進攻純屬瘋狂愚蠢之舉。 ”
奧托·斯特拉塞爾與希特勒公開分裂一事，引起了報界的轟動，但在黨內卻幾乎無聲無息。在南北雙方長期的分裂鬥爭中，希特勒極力充當仲裁人，一心只想要雙方妥協；得勝後，他是很寬宏大量的。他讓格里戈爾·斯特拉塞爾在黨內身居高位，甚至在奧托當著證人面讓他難堪時，他也盡力將他們的分岐減小到最低限度。他把事情弄得好像是奧托·斯特拉塞爾使自己出黨似的。現在，互相殘殺的戰鬥已經結束，希特勒可將其精力全部集中在將於９月舉行的全國選舉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