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夏季，希特勒在“快活的寓所”裡過著舒適的生活，準備迎接新的戰鬥。他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著作上，期待早日能宣布獲釋。 ９月１８日，典獄長雷波爾德給巴伐利亞司法部打了一份極有利於希特勒的報告，獲釋一事似乎也成定局。該報告稱服刑數月來，希特勒”嚴守紀律和秩序”，“歷來合作，謙虛謹慎，對人彬彬有禮，特別是對本機關之官員。”在報告末尾，雷波爾德預言，釋放後，希特勒不會再從事暴力或非法活動。 “毫無疑問，在監禁期間，與先前相比，他變得更加沉靜，更加成熟，更加深思熟慮。他並未考慮反對現行政府的行動。”
開始，雷波爾德的強烈要求似乎肯定能使希特勒於初秋獲釋。但是，巴伐利亞州警察局於９月２２日密報內務部，提出務於１０月１日釋放希特勒；若他被“意外”釋放，為安全故，他應被押解出境。他一旦獲釋，暴亂必然會由他而生，“因為他有能量”。刑法一處對此建議不予理睬，宣布希特勒可宣誓出獄。但是，司法部長提出申訴，理由是，犯人肆無忌憚地違反了來訪條例。這一申訴得以維持，出獄宣誓遂遭否決。
希特勒大失所望，但與從前一樣，他很快便克服了沮喪情緒，重新致力於著書的工作。 “從早到晚”，赫姆利希回憶說，“一直到深夜，人們都可以聽到他屋裡的打字機聲，和向赫斯口述的聲音。”他也未忽視其元首的責任。在慕尼黑起義週年紀念日，他“深情地”向集合在公共室的政治犯發表演講。他一方面“全盤承擔責任”，另一方面又向他們解釋失敗的歷史原因。 “領袖的真誠和崇高的道德深深地打動了聽眾。”
１１月已過，但仍未有近期內出獄宣誓的跡象。他與先前一樣堅韌不拔。
與此同時，希特勒的一位最有聲望的追隨者戈林，正住在威尼斯旅館，企圖設法向墨索里尼借一筆款子，以應急需。戈林雖然傷體未癒，尚需重劑服藥，但仍竭盡全力，效忠元首。他的聯繫人是墨索里尼的一位代理人——雷奧·納格雷裡。戈林曾與他通信，希望能從法西斯手中藉到２００萬里拉，並取得墨索里尼答應在希特勒一出獄便與之會見的承諾。作為報答，國社黨將公開支持意大利對第洛爾南部提出的領土要求——此舉將失去眾多的追隨者，尤其是在巴伐利亞。
很明顯，法西斯頭子懷疑一個在學習“向羅馬進軍”中遭到慘敗的政黨是否能歸還這筆貸款。戈林的請求變成了吶喊。 “從前，法西斯也很弱小，遭到恥笑”，他辯解說（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間戈林與納格雷裡的通信新近才發現，由本·埃·斯維林根譯成英文。它不但為現今尚不甚明了的戈林在這一時期的生涯提供了新的線索，而且為納粹與法西斯的早期關係提供了新的材料）。 “人們不應該相信國社黨沒有前途。”用不了幾年，它就會執政。他詳細地說明了納粹黨由於支持像南第羅爾那樣失去民心的事業必然會面臨的窘境；他也指出，僅僅用２００萬里拉墨索里尼將會獲得多大的好處。 “為此，你將在我們的報紙上大吹大擂。另外，這２００萬里拉最遲在５年內便會被歸還。”
幾天后，戈林要錢要得更加迫切。 “如兩個最偉大的民族運動能彼此更加了解，這確實是很好的……在某種意義上說，反猶主義具有國際性。所有國家都應該反猶。”
１１月已悄悄過去了，但墨索里尼仍拒絕承諾（恐怕從未借出２００萬里拉），元首也仍在獄中。 １２月中旬，有幾名同志獲釋。 “關於重獲自由，他屢次失望，但他卻理智地泰然處之”。赫姆利希回憶說，“留在獄中的人盡力準備慶祝聖誕節。”
他們將公共室佈置一新，還支起一株聖誕樹。但是，在他們裝飾聖誕樹前，州議會阻止希特勒出獄宣誓的努力最終宣告結束。 １２月１９日，巴伐利亞最高法院——或許是受到那三位參加希特勒審判的外行法官要公開呼籲的威脅的影響——下令立即將他釋放。
消息是雷波爾德典獄長親口告訴希特勒的。次日下午，在獄中服刑年餘後，希特勒向同志們作了告別，將身上所有的錢（２８２馬克）給了他們。他與赫姆利希握手告別，並感謝他為他做的一切。之後，他與雷波爾德揮淚而別。 “我離開蘭茨貝格時”，希特勒回憶說，“大家都哭了（典獄長及其他工作人員）——我可沒哭！我們全把他們爭取到我們的事業一邊來了”。
那天，天色陰沉。希特勒簡短地問候了前來接他回家的兩人——出版商阿道夫·米勒和攝影師霍夫曼。然後，他輕鬆地踏上了那輛旅行車——帆布已被支起以御寒。由於在獄中不准拍照，霍夫曼未給希特勒照相。此時，希特勒叫霍夫曼給他拍照，希特勒在古城門前照了一張，因為城門有點兒古堡的氣氛。霍夫曼問希特勒，今後怎麼辦，想干點兒什麼。 “我重新開始，從頭做起”，他說。在乘車前往慕尼黑的途中，希特勒心曠神怡（“多高興呀，又坐上車了！”）他讓米勒把車子開快些。 “不行”，米勒答道，“我堅決想再活２５年！”
車至帕辛，遇上了一群開摩托車前來的納粹，於是，他們便護送希特勒進城。一群忠實的黨員已在他住處外邊迎候。在樓梯口，希特勒差點兒被他的興高采烈的狗撞倒。室內放滿了鮮花和桂花圈。鄰居早就給他送來了一桌子食品和飲料，還有一起葡萄酒。牢房並未使他自憐。他並不悔恨在蘭茨貝格度過的歲月，相反，他認為牢房生涯對他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入獄時，對許多問題我只有本能的認識，刑期加深了我對這些問題的認識。也就是服刑期間我獲得了那種無畏的信仰，那種樂觀精神和那種對我們的命運的信心。今後，什麼也動搖不了這些。”
希特勒離開監獄時，逆境錘煉了他，對自己的信念也更加堅定。黨內的爭吵及其政治野心的明顯受挫，並未使他臉紅或難堪。返回慕尼黑後，他決心走上一條新的政治道路。他永不再重犯以往的錯誤。先前，他是個有名無實的元首，為別人建立的黨奔波操勞。此後，他要做名副其實的元首，朝著長遠的目標，用自己的方法，實行自己的綱領。
他的第一個任務是對形勢作出估價。在１２月大選中，國家社會主義集團丟掉了半數以上的席位，選票也從１９１．８萬張下降至９０．７萬張。還有，納粹黨依然不合法，只能在地下活動。積極的一面是，他不但重獲自由，將他押解出境的上訴也被新近為他的出獄而奔波的人取消：奧地利拒絕接收希特勒，這毫無疑問影響了司法部長古爾特納。在許多民間組織的眼中，出獄後的希特勒是個敢於為主義而獻身的聖人，他的種族主義運動，儘管在１２月選舉中受挫，但仍在蓬勃發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發展系產生於那次起義。許多原來在愛國運動中的溫和派和激進派中間搖擺不定的人們，由於對那次流產的起義懷有好感，也轉到極端主義一邊來了。
在某種意義上，納粹黨的基礎比先前更加雄厚了。黨內的兩派雖然裂痕甚大，互相廝殺，但希特勒有信心設法誘使他們超越分岐而忠實於他。他要成為領袖，而他的追隨者也將不得不將人民的目標與他個人政治上的成功等同起來。阿道夫·希特勒這個敢於以身殉義的全國形象，也將成為旗幟、自由和種族純潔的化身。
在寧靜而孤獨的牢房中思考出來的東西，在尚未適應的慕尼黑的自由中，又大相徑庭了。在獲得自由後的當晚，他也竟不知怎麼辦才好。 “我有這個印象，即在任何時候都會有時來拍肩膀。不管做什麼，我都得請假。這個思想仍在纏繞著我！”但希特勒畢竟是個聰明人。他明白，只有時間才能恢復他與“現實的聯繫”。於是，他便決定沉寂幾星期，然後才去完成“使仇家兄弟握手言和”的任務。
為了重新取得一個公民的沉靜，他所採取的第一個步驟，就是於聖誕之夜訪問漢夫施坦格爾夫婦。他們已遷至伊撒河彼岸，房子比先前的寬敞多了。這個區靠近赫爾佐希公園，環境可愛，住有像托馬斯·曼那樣的聲名卓著的名人。希特勒走進鋼琴室後，神情緊張地四下張望，然後幾乎懇求般地說：“漢夫施坦格爾，給我演奏《利貝斯托德》吧。”在漢夫施坦格爾“使勁地演奏完經李斯特加工後的《崔斯坦和伊索德》裡的名曲後，“希特勒才開始放鬆。赫崙納將新添的女兒赫爾達帶了進來。希特勒朝嬰兒哼唱了一陣，然後為發生在烏夫因的事情表示歉意。 “你是我熟人中最封建的”，他一邊說，一邊環視琴室。話說到一半，他突然轉頭後望。 “對不起”，他解釋說，“監獄給造成的，不論何時何地，總他媽的有獄卒站在身後監視你。”他解釋道，在蘭茨貝格，總有人透過門洞在察看他。 “真可怕，那！我確信，他們在尋找藉口將我送進瘋人院。你知道，我絕食了兩個星期。他們想以此作為指控我發瘋的理由”（這也許是他結束絕食的原因）。
晚飯後，他們分發了藏在點著蠟燭的聖誕樹下的禮物。之後，赫崙納、希特勒和４歲的埃貢圍著鋼琴而坐。漢夫施坦格爾用“斯坦威”彈了一曲又一曲。一首《軍隊進行曲》鼓舞了希特勒。他倒背著雙手，像軍人似的，在室內來回踱步，腦中想起了大戰中的情景。他還為埃貢模仿戰場的情況，有火箭炮聲，７５ｃｍ口徑的大砲聲和機槍聲。有時單項模仿，有時所有聲音一起來。
接著，他談論了政治，慢慢地又演變為反猶的長篇大論。漢夫施坦格爾認為，他的反猶主義已取得了更具體的種族味道。他相信，華爾街，甚至全美國，都受猶太人的控制。接著，他的思想——他的話——猛然轉到蘭茨貝格他最親密的朋友那裡。 “啊，我的盧迪，我的赫塞爾”，希特勒滿懷深情地喊道。 “想到他還在那裡，多可怕啊！”
在他離開前，他與赫崙納單獨在琴室內呆了片刻。她坐在長沙發上。突然間，他雙膝跪在地上，一頭埋在她的懷裡。
“要是有人照顧我就好了”，他說。
“喏，這樣不行”，赫崙納說。她問他為什麼不結婚。 “我永遠不結婚，因為我已奉獻給了國家。”她想，他的行動真像個小孩子。幾乎是在１７年前的這天，她母親去世了。 ”若那時有人進來，那可糟了”，赫崙納回憶說，“會羞辱他的。他在冒險，確實是冒險。事情就這樣完了，我裝作什麼事也沒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