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傳記回憶 從乞丐到元首

第44章 第七章在蘭茨貝格獄中(3)

從乞丐到元首 约翰·托兰 6088 2018-03-16
在看守監獄的樓上關著兩名希特勒的同志。克里貝爾上校被關在8號牢房,“奧貝蘭聯盟”的領導人、獸醫韋伯則被關在9號牢房。雖然希特勒天天都在抱怨鐵窗,這裡的生活還是過得去的。每天清晨6時,值夜班的獄卒下班,牢房門便可打開。希特勒穿好衣裳、洗好臉後便在等候(“他非常小心他的牙和嘴。這是因為在戰時他曾中過毒氣的緣故”)。一小時後,得到信任的犯人便在公共室內為政治犯開早餐——有咖啡和麵包或稀飯。 8時,院子和花園開門,允許犯人到那裡去摔跤、打拳或練習雙槓和跳木馬。由於膀子有傷,希特勒”只好充當裁判。” 半小時後,犯人們便沿著又窄又長的花園散步。花園的一旁是監獄大樓,另一旁是一道20英尺的高牆。希特勒喜歡沿著一條砂石小路散步。他常與他的司機埃密爾·莫里斯一起,在這條砂石小道上來回踱步,口中叨唸著剛寫進日記中的政治理論問題。 “有時候”,赫姆利希回憶說,“從前參加過衝鋒隊的犯人,一邊走一邊唱黨歌。開始,我們對此未加註意,至少未予反對。後來,站在他們一邊的犯人一同高聲齊唱,影響了周圍的安靜,我們才予以禁止”。

上午10時左右,犯人被帶回各自的牢房,然後便分發郵件。民族主義的許多組織和個人崇拜者寄來許許多多的食品包裹。希特勒特別盼望收到罌粟籽做的薄面卷——這是奧地利的一種特產,由國社黨的一群女黨員每星期送來。但是,韋伯醫生回憶說,領袖把烤肉、香腸和火腿送給他的同伴們,特別是囚在一樓的伙伴們,“與他一起住在樓上的是精英分子。不錯,即使在監獄裡也分等級制度。在法律面前他們不平等,成了犯人也不平等。” 快到中午時,政治犯便在公共室內進午餐——通常是盛在一個罐裡。其他人全站在椅子後等待,希特勒一進來,有人便喊一聲“立正!”希特勒站在桌旁,“其他人挨個前來行桌禮”。他們很少討論政治。希特勒通常與人聊的是戲劇、藝術或汽車。午餐後,他們常趁收拾桌子之機抽煙和閒談15分鐘左右。之後,希特勒便退席回房(在最高的一層樓),或看書看信,或寫日記。下午4時左右是喝茶或喝咖啡的時間,地點還是在公共室。 4時45分,花園門又開了,希特勒或獨自,或與莫里斯一起散步一個多小時。 6時,犯人各自在牢房內進晚餐——青魚、香腸或色拉。有需要的還可買半升啤酒或葡萄酒。又運動或活動一小時後,犯人先在公共室內集合,然後才各自回房。晚10時熄燈。

有時候,希特勒也會改變他的作息制度,一吃完早飯便回房學習或會客。據很快便對希特勒崇拜得五體投地的赫姆利希回憶,他對他的同志們具有巨大的影響力。由於他“具有軍人的紀律性”,監內未出現過犯人集體大吵大鬧的情況。 “他能指揮他們,對我們的工作和服務有很大幫助。” 通常,他“很高興”,但一旦壞消息傳來,他便“有點兒沉默寡言和焦急”。特別令他不安的是黨內的爭吵不休。納粹黨分裂成兩派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了,而引起分裂的主要原因又是他對他的左右發的指示含混不清。羅森堡已加盟斯特拉塞爾,支持民間集團參加巴伐利亞州的大選。更有意思的是,在魯登道夫的協助下,兩人不但組成了“國家社會主義自由運動”,而且還列入了32人的候選人名單。

巴伐利亞的大選於4月首先舉行,雜牌的民間團體意外獲得了勝利,贏得了19.19萬張選票,僅次於“巴伐利亞人民黨”。這一勝利使戈林夫婦非常高興。卡琳在奧地利給她父親寫信說:“……它也意味著對我們這些在外國生活的人的赦免。我真不敢相信,我高興極了。這些日子來,我們的處境很困難。據我們估計,在北德,希特勒和他的黨能得到更多的選票,希特勒最終必將上台。你知道嗎,親愛的父親,我是多麼相信他呀!他這人好極了,是個天才,我相信,他是上帝賜給人間的難得的天才!” 一個月後,全國的選舉像預期的那樣成功,新成立的“國家社會主義自由運動”幾乎獲得了200萬張選票。 34名候選人中,有32位——包括斯特拉塞爾、羅姆、弗德爾、弗里克和魯登道夫在內——獲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曾反對這一基本概念的希特勒,卻是這次成功的主要因素。他在法庭上的演說,把“國家社會主義”這個概念介紹給了許多投票人。希特勒強有力的神情及其卓有成效地闡明的思想,給這些投票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為這次成功作出貢獻的,還有其他更深刻、更持久的力量——在全國,愛國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思想皆在發展。只是,通貨膨脹雖然由於在全國實行了激烈的貨幣改革而得到克服,但失去了家庭和財產的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中的失業工人一起,對投票也不十分熱心。

可以理解,選舉並不令希特勒十分高興。魯登道夫將選舉成功一事歸功於自己。還有,由於他已獲釋,又可以為自己撈到資本。希特勒呢,一方面被迫加入鼓掌歡呼的行列,另方面又懼怕新的組織會將他的不合法的黨吞掉。他的恐懼並不是沒有理由的。當時,有一本小冊子在各人民團體中流傳。它雖然承認國社黨人是人民運動的“開路先鋒和先驅”,卻又挖苦地宣稱,“他們並不是救星”。這表明,希特勒的政治權力已受到了威脅。對希特勒而言,整個事件是一個痛苦的卻又是寶貴的教訓。他發誓,除非他確信自己有權加強自己的權力,否則,他永不採取這種立場。 希特勒又遭到來自自己營壘中的攻擊。在起義後被查封的《人民觀察家報》的辦公室裡,德萊克斯勒和弗德爾二人,正在開展反對希特勒的運動。 “他們稱希特勒為獨裁者和帶神經質的演員,並宣布,如果要重建黨,就必須更嚴格地控制他。”漢夫施坦格爾回憶說。一天,德萊克斯勒在慕尼黑的一個小公園裡碰見了漢斯·弗蘭克,滔滔不絕地抱怨他們的被囚的黨魁。 “他耍陰謀詭計害我,不遵守所有的諾言,排擠我;現在呢,他又搞這個狂妄的起義,永遠毀滅了黨!”希特勒一旦重獲自由,褐衣暴徒又會走上街頭的。 “德國未來的日子非常可怕。希特勒出賣了我。我到處反對他的原因就在於此。”

那年5月,庫爾特·盧德克從國外募捐回來,發現地下納粹黨混亂不堪。 “各派之間,各派內部,都在爭吵。他們的敵對行動也不限於是私下里的醜聞——敵對各方竟在街頭大打出手,根本不顧在吃驚的旁觀者面前出醜,也不顧給自己帶來的損失。”他從漢夫施坦格爾、阿曼和埃塞處獲悉,羅森堡是黨變壞的根源。但羅森堡的說法又是另外一套。他說:“他們攻擊我,原因是我代表希特勒。希特勒雖然一籌莫展,他們卻不敢攻擊。若是剷除了我,他們便向最高領導前進了一步。” 盧德克決心親自去蘭茨貝格,向希特勒請示怎樣採取最好的方法將危險驅除。根據盧德克的說法,希特勒宣布,黨必須採取一條新的行動路線。黨的前途不在於武裝政變,而在於投票箱。 “我相信,這是我們的最佳行動路線,因為國內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對黨內的爭吵,希特勒似乎一點兒也不垂頭喪氣。 “確實的,他對最後勝利充滿了信心,連我自己的疑慮也解除了。他的情緒具有感染力。”然而,黨的裂痕繼續擴大。幾星期後,斯特拉塞爾與魯登道夫一起,建議為“國家社會主義自由黨”奠基,建立一個統一的人民黨,國社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這加劇了黨內的鬥爭,也迫使希特勒採取斷然措施。 7月7日,《人民使者》宣布,他已“放棄對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領導,在服刑期間不參與任何政治活動。他請求他的追隨者勿前來探視,因為他工作繁忙,且正致力於著作。”

在某些圈子裡,人們猜測,希特勒以著書立說為藉口,以躲避互相殘殺的政治鬥爭。但是,早在被捕之前,他已在醞釀寫一本《猶太史》。現在,他已有一更好的主意。這個主意一直纏繞著他,以致使他在政治上來個休假,以便將自己的想法付諸筆墨。除了在日記本里隨時將想法記下外,他還向莫里斯口述。然後,在牢房的安靜環境中,用從典獄長那裡租來的打字機,吃力地用兩個指頭將手稿打出來。 赫姆利希看守回憶道:“當他一部分、一部分地寫完後,便於晚間集會時向大家朗讀。”這本書並不是都在良好的條件下寫成的。例如,下大雨時,窗戶會漏水。一天,當他在擦地板時,竟放聲大笑。原來,“在雜物和水潭中間”,有隻監獄飼養的貓,“蹲在矮凳上舐凳子,舐得津津有味。”他的最得力的助手是頂樓的一位新來者——魯道夫·赫斯。在希特勒被捕後,赫斯聽從了豪斯霍弗教授的勸告,自首了。赫斯幫希特勒出主意,想辦法,記錄希特勒的口述,還幫他打字。瓦格納太太也給他提供大量打字紙、複寫紙、鉛筆、墨水和橡平等等。

起初,這部書原定是一本普通的歷史著作,但是,在第一卷裡——題目冗長,叫《四年半來與謊言、愚蠢和怯懦鬥爭的情況》——卻包括了對希特勒童年,在維也納的歲月,赤色革命,以及黨在慕尼黑的初期活動的敘述。於是,它便成了一個苦孩子受政治教育的故事,同時也給他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機會,不僅使他能講述三個他最拿手的題目——猶太人、馬克思主義和種族主義——而且論述議會政府的無用性、梅毒的毒害、藝術的衰落、君主政體,以及戰爭失敗的責任等等。 將政治理論付諸筆墨,本身就是一個自我教育的過程。 “在我坐牢期間,我有時間去為我的哲學思想提供一個自然的、歷史的基礎。”當局將他打進監獄,本身就犯了一個錯誤。 “假若他們老讓我講演,不給我喘息的機會,這種做法會明智得多!”

希特勒爭取獄卒的工作做得也是很出色的。他已將獄中大部分工作人員爭取到國家社會主義方面來,連典獄長也允許希特勒房中的燈光亮到午夜以後。看守工作變得鬆弛,犯人們竟發行打印的地下報紙。報紙辦得既輕鬆又嚴肅。頭版頭條文章一般均由希特勒撰寫,他也常為它畫諷刺漫畫。地下報紙本來不會被發現的,後來,有人不慎在家書中提到它才暴露。但是,當赫姆利希到一號牢房搜查編輯部時,卻什麼也未查到。 赫姆利希的職責之一是偵察晚間的集會,以確保不會有人密謀革命。但是,偷聽者卻受到希特勒講話宣傳的影響,不久便被他的講話完全迷住了。他與他的助手們常集合在門外,“全神貫注地聽著,尤其要聽聽他對與我們切身利益有關的問題是怎麼說的。他的演講給我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

希特勒總是用“萬歲!”結束會議。此時,人們便不約而同地唱起在起義那天格里戈爾·斯特拉塞爾那組改編的歌詞: 即使他們將我們出賣, 或將我們當牲口虐待, 我們深知我們的事業, 忠誠祖國,責無旁貸。 胸懷之希特勒精神, 永不磨滅, 永不磨滅, 希特勒衝鋒隊, 東山再起終有期! 由於希特勒把主要精力轉入他的著作,便讓他的人馬自由取笑。一天晚上,10多個人逼他作了一次老式的農民惡作劇遊戲。他們用鍋黑塗黑了臉,用床單裹住身子,拿著火鉗和掃把,開進7號牢房。他們揮舞著他們的武器,強迫希特勒受審。接著,他們便以巴伐利亞的喜劇形式,重現了慕尼黑審判的情景。據赫姆利希記載,希特勒參加了這次遊戲,接受了他們的審判——在全德國自動遊街——然後,“一邊搖頭,一邊笑著回去工作去了。”

較不虔誠的來訪者之一的漢夫斯坦格爾注意到,希特勒的體重增加了。他建議希特勒多參加獄中的運動,少吃甜食。對每個勸告,希特勒都有自己的回答:“在體育運動中,一個領導人是輸不起的。講話能去掉多餘的體重。”漢夫施坦格爾給他帶來幾本書,但最能打其他的精神的是新近一起的諷刺周刊《愚蠢》。該期周刊的封面刊登一幅漫畫,畫的是身穿鐵甲的希特勒騎著白馬進入柏林,好像他是加拉哈德爵士似的(傳說中英王亞瑟時代的圍桌騎士,意為高潔之士——譯註)。 “你瞧”,他說,“他們盡可以譏笑,但柏林我是要進的!” 他接見了許多女客,83歲高齡的卡羅納·霍夫曼太太(與攝影師霍夫曼非親非故)也在其列。他稱她為“親愛的和忠實的祖母”。她個子矮小,卻仍有幾分姿色。在過去幾年中,霍夫曼太太,一位退休中學女教師,主動為希特勒洗衣裳,照顧他的穿著。她讓他吃糕點和奶油。若是他吃了糖,她就像一位善良的母親那樣,滔滔不絕地訓示他在高層社會中自己舉止應如何檢點,作為對甜食的抵償。一次,卡琳·戈林前來借錢求助,但只得到一張元首的畫像外加如下題詞:“贈給我衝鋒隊司令之光榮之妻”。 赫斯的未婚妻伊爾塞·普羅爾是一個常客。一到星期天,她便從慕尼黑騎自行車前來蘭茨貝格。一次,她偷帶進來一部照相機。希特勒與赫斯常在樓梯口候她。她一來,希特勒便以維也納式的瀟灑風度吻她的手,然後領她到公共室進午餐。一次,她領母親坐火車前來,她母親並不怎麼喜歡赫斯,尤其是他現在成了犯人。但希特勒給她的一吻卻全盤改觀。 “我母親是完全不問政治的,但一回到慕尼黑她便參加了黨——全是那次手吻之故。” 豪斯霍弗也曾來探望赫斯,給他帶來了政治書籍、政治地理的書籍和文章,包括哈爾福特·馬金德的著作在內。他有時也去看希特勒,但從不單獨前往。 “我是有意這樣做的”,他後來說,我總有這樣的感覺:“他有受過教育不多的人對受過科學教育的人的不信任感。”也許,這是因為豪斯霍弗教授曾表示過,赫斯不應步入政界,而應該繼續其學術生涯所引起的,也可能是因為教授曾公開視起義為悲劇式錯誤之故。他知道希特勒在寫自己的政治自傳,也知道他曾與赫斯討論過生存空間問題和地理政治問題,“但我有這個印象,也完全相信,希特勒對這些問題毫無所知,連理解它們的正確觀點也沒有。”了解到赫斯和希特勒誰也不懂地理政治後,豪斯霍弗教授便向他們講解拉扎爾著作第二版的基礎。但毫無用處。希特勒只從地理政治中取其所需。 赫斯雖然崇敬這位教授,但已拿定主意要當希特勒的貼身秘書,並把一生獻給國家社會主義。時至今日,他已是領袖的心腹。他證實,希特勒確實厭惡有損於黨的爭吵,且正忙於寫書。 7月16日,赫斯致函一大學朋友說,希特勒先生不想過問現實政治。 “他暫時公開脫離對運動的領導。原因是,他不想承擔他一無所知的、發生在外邊的事情的責任,也許是因為與他們高見相違。他也無能解決沒完沒了的爭吵,至少在此處他無能為力。他認為沒有必要去介入如此渺小的分歧。另一方面,他也堅信,一旦他重新取得自由,他能將一切都轉入正軌。” 德國北部的納粹左翼堅決反對所謂的民間合併。他們譴責種族主義者,稱他們為工人階級的“敵人”。有位學生領袖警告說,若與他們合作,“真正的國社黨人,尤其是工人”,將被迫脫離國社黨。北方的左派分子雖然同意埃塞的看法,即合併是不可能的,卻不願與他來往。在魏瑪會議後兩天,有人曾寫過信,很明顯,信是寫給元首看的。該信希望希特勒出獄便前來北德,但勿帶赫爾曼·埃塞。北方是不能容忍這種人的。 “我們不會像1923年時在慕尼黑那樣,在希特勒周圍築起一道萬里長城。生活在這裡的是流著北方血液的人們,他們反對政治上的奴顏婢膝,他們決不是懦夫。我們不是演說家,也不是唯利是圖之輩……只要求與元首取得聯繫……只想獻身於事業。” 由於這些人對基本問題的分岐加劇,希特勒更加下定決心脫離政治。 7月29日,他再次向《人民使者》發出一封謝客的聲明。 “由於本人目前所從事之工作不容打擾”,除書面確認者外,他此後不再會客。雖然他厭煩政治與會客,當日他確曾會見一日耳曼——波希米亞血統的黨員庫格勒。庫格勒向他提出了一個關鍵的問題:“你對猶太人問題的立場是否有某些改變?”這是個幾乎刺痛肺腑的問題。 “是的,是的”,他告訴庫格勒說,“關於反猶太人的方法問題是有改變。我現在才醒悟到,時至今日,我對他們太軟了!在寫書時我才明白,如果要取勝,將來必須採取最嚴厲的反猶辦法。我堅信,這不但是與我國人民,而且也是與所有民族的生死存亡有關的問題。猶太人是全世界的害人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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