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1928
新年前夕，霍夫曼邀請希特勒到他家歡度除夕之夜。希特勒拒絕了。晚會開始後，一位姑娘叫這位攝影師再給元首打個電話試試。出於霍夫曼的意外，希特勒竟答應前來，“但只呆上半個鐘頭。”人們焦急地等待他前來，尤其是女賓們，因她們誰也沒見過他。果然不失所望。 “他穿著長禮服，非常瀟灑，”霍夫曼寫道，“那時，他的頭髮尚未下垂前額，頭髮雖然不濃，卻更加深了他的魅力。”女賓們特別賞識他的小鬍子。
一位漂亮姑娘將希特勒引到檞寄生樹下，吻了他（按英國風俗，檞寄生樹被用作聖誕的裝飾品，聖誕節那天，凡走過檞寄生樹下的女人，誰都可與她接吻——譯註）。 “我永遠忘不了希特勒臉上驚慌和恐怖的神色！這位妖豔的姑娘也感到，自己過於不慎，便周身不舒服，一聲也不敢吭了。他目瞪口呆，像孩子一樣，一籌莫展，咬著嘴唇，強忍怒氣。他一抵達，使室內本來就有點拘謹的氣氛此時立刻冷下來了。”霍夫曼試圖一笑了之，讓氣氛活躍起來。 “好在不是發生在歲數較大的客人身上。不過呢，希特勒先生，你會與女士們交好運的！”此語並未使希特勒高興。於是，他便與眾人客氣地、冷冷地告別。
自從蘭茨貝格出獄以來，他就生活在半孤獨中。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社交場合，他都感到很難適應。他下決心將自己的活動局限在與埃塞和波納進行幕後討論的範圍內，拒絕透露自己的新打算，盡量推辭與前來討教和祝福的崇拜他的人們會見。與此同時，他也避免錯誤地給普通的追隨者潑冷水。這樣，他的沉默反而使他們更急於聽到他的首次演說。
為了更快熟悉近來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急劇發展，他需要集中精力和不受干擾。在法國，曾要求佔領魯爾的統治集團業已下野，上台的是一個較有妥協性的政府。關於戰爭賠款問題，不久前，盟國已通過決議，同意讓德國較公平地賠償。在經濟戰線，由於穩定了馬克，經濟不致再急劇地出現混亂情形。與法國和平解決問題以及經濟的恢復這個雙重的前景，意味著希特勒的政治資本已被剝奪。
另一方面，社會也發生了變化，給他提供了在全國范圍內重新步入政界的機會。技術的迅速發展，都市化、人口的分散，以及過去１０年來的工業化，使中產階級土崩瓦解。小商販、自食氣力的商人和農場主，也處在風雨飄搖中。在通貨膨脹期間，遭遇最慘的是中產階級。這些人比工人階級較優越富裕，但其富裕卻又連同他們的節省和資本一起全被消滅淨盡。許多人將其不幸歸咎於赤色分子和猶太人，他們正將痛苦轉化為仇恨。這樣，他們對希特勒的反猶主義便易於接受了。
新的一年給他帶來了眾多的機會和困難。他的政治前途如何，這就要看他對付這兩者的能力如何了。作為第一個行動，他於１９２５年１月４日作出了與新任巴伐利亞總理海因里希·赫爾德休戰的姿態。他單獨與赫爾德談了半小時，保證忠誠於新政府並提出與他合作，共同反對赤色分子。他保證在未來的政治鬥爭中僅使用合法手段。他給赫爾德留下瞭如此良好的印象，以致使赫爾德於當晚便稱“這頭野獸已給制住。我們可鬆松鍊子了。”
在這一準備階段和與世隔絕的階段，常與希特勒一起的只有少數幾個人，而阿爾弗萊德·羅森堡卻不在其列。他知道，希特勒與埃塞、阿曼、霍夫曼和漢夫施坦格爾等人，常一起乘車到鄉下兜風。對自己被排斥在這一精選出來的圈子之外的舉動，他是很反感的。 “他很倚重我，但不喜歡我”，羅森堡在後來抱怨說。一來是因為生氣，二來也是對黨的分裂表示關切。羅森堡力諫他的友人盧德克撰寫文章提出警告，除非立即停止互相攻擊，否則，黨就非滅亡不可。
在給希特勒送去文章的一份副本後，盧德克求見希特勒。會見是在提埃希大街那間小屋內進行的。在攻擊了魯登道夫一頓，接著又大談特談猶太人後，希特勒才轉而談文章的問題。他說，盧德克不可能知道起義的內情，也不知道審判的詳情，因為他在國外。他譏笑了羅森堡離間他與埃塞的關係的企圖（“那傢伙指尖上的政治感比他們的一夥指控者屁股上的政治感還強”）。然後尖酸刻薄地向盧德克提出勸告，要他告訴羅森堡，“趕快回頭，停止對受損害的無辜者玩弄花招”。
表面上，希特勒似乎拒絕接受盧德克關於停止黨內爭吵的勸諫。事實上卻接受了——他是要按自己的辦法行事。關於醫治黨的創傷的決心，以及他對赫爾德總理所作的保證，很快便見了成效。 ２月１６日，巴伐利亞政府解除了緊急狀態，取消了對納粹黨的限制。 １０天后，《人民觀察家報》又見諸報攤。希特勒撰寫了一起題為《新的開端》的冗長的社論。他保證，此後他將按照組織和政策行事，絕不聽從個人的或宗教的分歧，並號召黨內各人民派別以和為貴，停止爭吵。他說，他們必須團結起來去打敗共同的敵人——猶太馬克思主義。這是新阿道夫·希特勒在行動；為黨的團結故，他決心採取合法行動，也願意妥協。與此同時，他又要按自己的辦法去辦黨。雖然他曾保證在政府的框框內行事，但卻未緩和對他的首要敵人猶太人的鬥爭。
次日，２月２７日，希特勒公開返回政界。他參加了在貝格勃勞凱勒——他發動起義的地方——舉行的黨的會議。他講，他定於晚８時開始講演；但從下午開始，這間啤酒館門前便開始排隊。下午６時警察關門時，大廳內已擠滿了４０００名聽眾，而門外還有１０００人不能進場。全國的國社黨人都來了——只有３名要員未來：羅姆、斯特拉塞爾和羅森堡。 “我不願參加這次鬧劇”，那天下午羅森堡對盧德克說，“我知道希特勒要搞的那種兄弟相親、握手言和的把戲。”羅森堡很自尊，不願與他覺得已將他拋棄的人握手。
大廳內的慷慨激昂情緒幾乎與起義前夕的情況相差無幾。當希特勒沿著過道走上講台時，熱情的追隨者紛紛揮動啤酒瓶，向他歡呼，還互相擁抱。他的眼光超越了黨的領導人，向遠處的廣大黨員呼籲。他的話是激烈的，但並不開罪任何一方。他並未詳盡地列舉１９２４年爭吵的誰是誰非；他故意閉口不談。他稱魯登道夫是“運動的最忠誠、最無私的朋友”，敦促“還向著老國社黨的”人們，在卍字旗幟下團結起來，粉碎他們的頭號敵人：馬克思主義和猶太人。前者是向像埃塞那樣的革命者發出的呼籲，後者是向德萊克斯勒和較保守的民間追隨者。
在發出振興國家的激動人心的呼籲後（“認為有６０００～７０００萬人口的偉大民族是毀滅不了的看法，是瘋子見識。一旦失去了自恃的動力，它就要滅亡。”），他便把注意力轉向坐在前排的黨的干部們。他一不要求他們忠誠和支持，二不向他們表示妥協。他命令他們，若不參加撲滅猶太人運動，就請他們出黨。 “若有人向我提出條件，那我就告訴他：'朋友，等著瞧，看我會給你們提出什麼條件吧！'我不會到外邊去動員群眾的。黨員同志們，一年後你們再判斷吧，如果我做得對，那很好；如果做得不對，我就把黨權交回你們手中。然而，在那一時刻到來前，我將獨自領導這場運動，只要我全盤負責，誰也不得向我提出條件。我無條件地為運動發生的一切承擔責任。”
他的狂暴感染了聽眾。 “萬歲！”的喊聲頓時在大廳爆發。婦人們在哭泣；人們從後廳往前擁去，有的從桌椅上爬過。曾經是誓不兩立的仇人，此刻像潮水一樣，擁上講台互相握手，不少人熱淚盈眶。梅克斯·阿曼喊道：“必須停止互相傾軋！人人擁護希特勒！”德國國家黨的魯道夫·布特曼滿懷激情地宣布，他的懷疑“隨著元首的演講，全部煙消雲散了。”布特曼所用的“元首”頭銜，迄今還是用於私下；它說明了希特勒取得的成功何等重大。此後，他將變成公開的元首。他不但統一了納粹黨，而且還建立了黨的領導原則：一人統治，不准懷疑。
精疲力盡的希特勒，當晚與威尼弗雷德·瓦格納一同離開了慕尼黑。他與幾名鼓手在她家住了一晚。由於是密宿，孩子們在多年後才知道有這回事。
希特勒東山再其後的翌日，德國發生了一起重大政治事件。在由埃伯特之去世引起的全國大選中，７８歲高齡的陸軍元帥馮·興登堡被選為共和國的第二任總統。很明顯，這位右派英雄並不同情共和，在試圖保持中立的同時，並未大力加強共和勢力。內閣危機依舊叢生，而且常常是由於小事引起。例如，保守派建議向霍亨佐崙家族提供高額財政賠償，遭到社會主義派的強烈反對，但獲得通過；接著又提出向被廢黜的王公貴族提供賠款的新法案。社會主義派提出進行公民投票，但法案仍獲通過。甚至連德國國旗應採用何種顏色的問題也導致內閣危機。為這點小事，漢斯·路德總理竟被迫辭職。
國內政治的變化似乎不可避免地將為希特勒的權力膨脹提供新的動力。但是，他重返啤酒館的政治行動來得太突然，勝利也過大，使巴伐利亞政府無法容忍。它只證明，他的口才對巴伐利亞州有多大的危險。他給黨注入了新的生機，但搞得太快、太過分。這樣，巴伐利亞州警察局便以希特勒在貝格勃勞酒館用“不是按中產階級的標準而是以踏著屍體去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猶太人”的激烈言辭煽動聽眾為由，禁止他原定在３月初舉行的五個群眾集會上發表講話。
希特勒親口對此提出了抗議。 “想跟我們乾架的不妨來試試。”他對警察局官員說：“誰進攻我們，誰就會被捅得稀巴爛。我要領導德國人民為取得自由而鬥爭，用不成和平方式就用武力，但一定要成功。這句話我要給警探們著重地講，省得流言蜚語到處傳。”這些話，從一個宣誓出獄的人口中說出來，是很有分量的；其結果是，在全巴伐利亞都禁止他演講。公開的納粹集會可以，但只要有元首演講就不行。不久，禁令幾乎擴展到德國的每個州；這樣，希特勒的主要政治武器便被剝奪。他被迫將講壇移至巨富的支持者家裡。據海因茨·豪斯霍弗的回憶——他父親曾領他去過慕尼黑的某沙龍——希特勒說話時猶如在皇冠馬戲院裡一樣，不同的是，他是坐著講的。 “非常可怕……又喊又叫，還揮動手臂。沒有人打斷他。他講呀，講呀，像放唱片一樣，一講就是一個鐘頭或一個半鐘頭，直講得他精氣力盡……講得他氣喘吁籲。講完後一坐下來，他又是個普通人，好人……好像他換了一個檔一樣，中間沒有什麼間歇。”
禁令使希特勒將自己的精力集中在黨的重新建設上來。他不辭勞苦，一次又一次地參加會議，不停地勸告人們，就像在貝格勃勞凱勒時一樣。他的基層工作技巧——與男人握手致意，吻女人的手，與數不清的人們親密地交談——使他與市內的黨員建立了聯繫。這樣，他不但成功地增強了他對普通黨員如磁鐵般的吸引力，而且完全控制了黨的組織。與此同時，埃塞和施特萊徹也運用希特勒的戰術，走遍了巴伐利亞，把當地的組織團結在元首的周圍。
到了３月底，希特勒幾乎完全控制了地方組織。但是，在德國北部，他不得不將黨的命運交給格里戈爾和奧托·斯特拉塞爾。格里戈爾是個出色的組織家和天才的演說家。作為國會代表，他可以免費乘火車出入。在貝格勃勞酒館發表了鼓舞人心的講演後，他保證效忠希特勒。但是，奧托，一位年輕有為的記者，卻持有保留態度。他想，與希特勒“共度密月”的時間能維持多久？
與被監禁時期一樣，希特勒深居簡出，很少公開拋頭露面，且很好地利用了這一機會。在兩名工作效率很高但沒有什麼名氣的黨的工作人員的協助下，希特勒利用閒暇時間，建立起了一個牢固的黨的機構。這兩人是菲力氣·波勒和弗朗茨·埃克薩瓦·施霍茨。波勒長得像貓頭鷹，對希特勒開口說話前必先鞠躬。他雖當上了黨的執行秘書，卻為工作細節發愁。曾在慕尼黑市政廳當過會計的施霍茨，現在是黨的出納，掌管財政。工作起來，他像是個加減機，又能發揚吝嗇鬼的精神，精打細算。這兩人完全臣服於元首，成了黨的機構中不可缺少的人物。
波勒和施霍茨把黨的內部組織搞得井井有條，效率極高，這便使希特勒能集中精力研究黨的長遠政治戰略，撰寫文章，並到德國北部作廣泛的旅行，親自出席黨的秘密會議。他也有閒暇時間去修補破裂的友誼，開導頑固分子，使敵對者握手言和，以及處理私人問題。他恢復了羅森堡在復刊後的《人民觀察家報》裡的編輯職務，並致函給他，讚揚他的氣節並將他稱為“最寶貴的合作者”。
數天后，希特勒又寫了一封信，解決了一個令他頭痛的問題——驅逐他回奧地利。他單刀直入，要求林嗣當局吊銷他的奧地利國籍，因為他要做一名德國公民。 ３天后，上奧地利省政府向他發出了一份移民通知，取消了“他對奧地利國家的忠誠”。只花了７．５先令，希特勒便解脫了被驅除出境的威脅。雖然，他此時尚不是德國公民，因而沒有選舉權，也不能任職。但他相信，一旦需要，他是能解決這個問題的。
比較迫切的問題倒是那位既不聽命令又自私自利的羅姆上尉的行動。從一開始，他就有意要把衝鋒隊變成自己的私家軍而不是希特勒的政治工具。當元首尚在獄中時，他糾合了衝鋒隊的殘餘勢力，重新搞了個組織，叫“前鋒會”。羅姆相信，如要將“前鋒會”置於黨的管轄之下，那麼，自起義以來所做的一切就將失去。於是，他便於４月１６日向希特勒遞交了一份備忘錄。他提出，有３萬名戰員的“前鋒會”可作為全國政治組織的基礎，但它必須置於羅姆的絕對領導之下。在請求的同時，他還提到過去的友誼，並立誓忠於希特勒。
希特勒早就知道，要依靠一個他無法控制的組織，這是多大的災難。他決心把新衝鋒隊變成完全是自己的工具，遂即要求“前鋒會”立即接受他的領導。羅姆明目張膽地施加壓力，遞交了辭去“前鋒會”的職務的辭呈，並要求元首書面承認他這一行動。羅姆等了一陣，等不到希特勒的答复，遂於４月３０日再次致函於他。 “為了紀念我們在一起共同度過的美好而困難的日子”，他在信的末尾寫道，“我趁此機會對你的同誌之情表示感謝，並請求你勿將我排斥在你個人的友情之門外。”由於再次未得到答复，羅姆遂於翌日宣布正式辭職，退出政壇。希特勒用沉默的辦法，迫使羅姆成為無黨派人士，並退出了“前鋒會”，而他自己則可自由自在地按自己的目標去建立一支重新充滿活力的衝鋒隊。
羅姆大吃一驚，感情也受損。據盧德克說，羅姆大發牢騷。 “他雖然常常按我們的建議行事，當著我們也笑容滿面，但乾起事來好像一切都是他自己的主意、自己的發明創造似的。我從未見過有人像他那樣厚顏無恥地借人衣裳來打扮自己。因為他搖擺不定，優柔寡斷，對問題往往待啟發展到無法容忍、情況緊急時才在最後一分鐘突然作出處理。原因是，他的行動不像他的思維和演講那樣條理清晰和合理……希特勒做事喜歡自行其是，若碰到有人堅決反對，儘管理由再充足，他也暴跳如雷。但他不明白人家會怎樣討厭他，也不知道他是在欺騙自己和他周圍那些吹牛拍馬的人。不過，誰也不會完美無缺，他也有不少偉大之處。很明顯，誰也不會比他幹得更好。”對一位微不足道的下士曾寬宏大量地施以暱稱“你”的羅姆，可以說是在欽佩和鄙視間進退維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