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利時中毒的當天，阿道夫·希特勒對猶太人的恐懼和仇恨究竟有多大、多深，這是無法了解的。然而，在此後一年，對猶太人的仇恨，成為他生活中公開的主導力量。在這個時其中，希特勒不過是成千上萬對猶太人和赤色分子產生恐懼的“愛國者”之一（猶太人與赤色分子幾乎成了同一體）。最近幾個月來，馬克思主義者鼓動的起義此起彼伏，令人喪膽，威脅著德國人生活的結構。
有意思的是，革命恰好是在希特勒患毒其後遺症的時候開始的。在他乘傷員列車東行時——那是１０月６日——巴登的親王梅克斯，即德國的新任總理大臣，收到了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的一份照會。照會要求，除非廢除德皇威廉，否則美國不予簽訂停戰協定。這便加速了德國軍方的瓦解。兩週後，正當艦隊受命出海時，叛亂公開爆發了。 ６艘戰艦抗議。在基爾，叛亂爆發後，水手們洗劫了軍火庫和短武器櫥櫃，並佔領了該市的大部分。在某兵營，有個伙夫竟建立了“基爾水手蘇維埃”；在港的艦隻僅有一艘未升起革命紅旗。士兵抓軍官，扯掉他們的肩章，將他們送進監獄。
１１月７日，慕尼黑爆發了另一次起義。這次起義是由一個身材矮小且上了年紀的猶太人庫爾特·埃斯納領導的。此人常懶散地戴一頂大黑帽，帽子雖大，卻遮不住他那一頭亂發。他衣冠不整，富浪漫色彩，是扔炸彈的赤色分子的活典型。因在戰時組織罷工之故，他已在獄中蹲了９個月。時至黃昏，包括許多士兵在內的革命者，業已佔領了慕尼黑的所有軍事要衝，身在惠特爾巴赫宮的路德維希三世被迫乘車出逃。在市南，車子跑出了路旁，翻進一塊土豆地裡。這是巴伐利亞君主的恰如其分的結局。
當晚，一卡車一卡車舉著紅旗的人們有聲有色地從市內經過。埃斯納的手下人佔領了鐵路和政府大樓。誰也沒有反抗，叛亂分子在戰界據點架機槍時，在場的警察把頭一轉——視而不見。慕尼黑的市民次日一早醒來便發現，他們的巴伐利亞已變成了共和國。革命已經來臨，是德國式的，且沒費多少氣力，也沒有多大傷亡。人民以同一精神接受了他們的命運，未出現暴力的反應。慕尼黑人悶悶不樂地等待著。
有秩序進行革命的火焰在全德國自行點燃。在弗萊德里希市，卓別林工廠的工人們組成了代表會。斯圖加特地區的工人們，包括丹姆勒大型汽車工廠的工人在內，舉行了罷工。在與埃斯納提相同觀點的社會主義者領導下，他們提出了類似的要求。在法蘭克福，水手也舉行了起義。在卡塞爾，整個衛戍部隊，包括一名指揮官在內，一槍未放便叛亂成功。在科隆，僅放了數槍，擁有４５，０００名士兵的衛戍部隊便成了赤色分子，但市內的秩序卻很快得到恢復。在漢諾威，當局雖曾令部隊動武，文官叛亂獲得成功——士兵們加入了叛亂陣線。在杜塞爾多夫，在萊比錫，在馬格德堡，情況都一樣。
在德國全境，一個個政府都被工人或士兵代表會接管而垮台。後來，到１１月９日，德皇宣布退位，國家權力落入溫和的社會主義者手中，其領導人是前鞍匠弗萊德里希·埃爾伯特。這是１８７１年１月１８日在法國的凡爾賽宮“鏡廳”中宣布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即威廉二世的祖父，為德國的首任皇帝而建立的日耳曼帝國的結束。
這事也表明，一個時代的終結。早在４８年前，俾斯麥實現了其夢想，統一了德國，為德國和德國人樹立了新的形象。一夜之間，東普魯士容克（地主）和大工業家之安全賴以存在的基礎倒塌了；一夜之間，隨著帝國國旗的降落，大多數德國人愛國而保守的生活賴以存在的政治哲學也土崩瓦解了。
也許，德國人最大的震動還是在於埃爾伯特登上了總理大臣的寶座。僅僅一天，霍亨佐倫家族的統治便化為烏有，而平民中的一員竟取得了發號施令權。這怎麼可能發生呢？登上寶座後，埃爾伯特本人也如坐針氈。他明白，他的出現是對帝國主義扶植起來的人們的一種侮辱。另外，他甚至連街頭上的急進思想都代表不了。事實上，他究竟代表誰？黃昏，當梅克斯親王前來道別時，他竟驚慌失措，連聲哀求他留在柏林，代表霍亨佐倫王朝任“行政官”。
兩天后，凌晨５時，埃爾伯特政權的一名代表馬特阿斯·埃爾斯伯格在福熙元帥的私人車廂裡與盟國簽署了停戰協定，於上午１１時停止敵對行動。在那年的１１月１１日１１時，他給一個被打得支離破碎的民族帶來了和平，但與此同時，他卻無辜地造出了所謂“十一月罪犯”的神話——即所謂是社會主義者出賣了民族。當然，輸掉戰爭的是德皇和德國的帝國主義將軍們，但威爾遜總統拒絕與他們簽訂停戰協定，堅持要與民主人士打交道。用強迫社會主義者去為自己未曾帶來的後果負責的辦法，威爾遜給了阿道夫·希特勒一種政治工具，使他得以以巨大的破壞力進行揮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