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１８年１１月末，希特勒離開了帕斯瓦爾克醫院，因為病人“除眼膜發燙外，餘無他訴”“適於服役”。後來，希特勒在法庭作證時說，那時他只能看出報紙標題的輪廓，害怕再也不能讀書。 “醫院的病歷”，他抱怨說，“是在革命時期寫的。幾乎誰也得不到照顧；我們是成群成群地出院的。例如，我連士兵的工資簿都未領到。”
他被派到十六團的預備營報到。營部設在慕尼黑。途中，他肯定經過了柏林——那時，柏林是在“工人士兵代表會執行委員會”手中——這是士兵、工人和“獨立和多數社會主義者”的聯合體。這個聯合政府已經開始社會改革，這在幾月前看來是不可設想的。它建立了８小時工作制；允許工人有不受限制地組織工會的權利；增加老弱病殘和失業工人的福利；廢除報紙檢查制度；以及釋放政治犯。
希特勒雖然同意這些社會改革，但不信任發起改革的革命黨人：執行委員會是布爾什維克的工具，是前線士兵的出賣者；其最終目標是另一個赤色革命。當希特勒前往設在施霍賓地區鄰近的圖爾肯大街的兵營報到時，他也碰到了同樣的叛逆精神。在當月的早些時候，這所設施已投靠埃斯納政權，受“士兵代表會”管轄。那裡沒有一星半點軍紀，兵營成了豬圈。人們對從開戰的第一天氣就在戰壕里服役的老兵不表任何尊敬。許多人的目的只是日求三餐，夜求一宿。這地方比曼納海姆還糟糕。特別令希特勒怏怏不快的是委員們的行為。 “他們的活動全都令我反感，我立即決定盡快離開這個地方。”
幸好，他發現了一個對那個地方同樣厭惡的老戰友。 “士兵中最懶、最厚顏無恥的、不屑說，就是那些從未到過戰壕附近的人”，希特勒當通訊兵時的同事恩斯特·施密特回憶說，“那地方滿是懶漢懦夫。”約在兩星期後，由於特隆斯坦戰俘營（設在通往塞爾斯堡的途中，在慕尼黑以東約６０英里），需要看守人員，希特勒便向施密特建議兩人雙雙報名前往。看守組的成員大部分是“革命軍人”。前來迎接的是一位軍官。他下令站隊，但士兵們引為笑談：難道他不知道操練已被取消了嗎？第二天，士兵中除幾名曾在戰壕里服過役的以外，其餘全被運回慕尼黑。希特勒和施密特留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