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胡適赴歐洲遊說期間，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連續致電胡適，敦請他出任駐美大使。胡適頗有些躊躇。他曾經打定主意20年不談政治，20年不入政界。他的夫人江冬秀也總是勸他不要走上政治的路上去。這一年恰恰是他們結婚20年。這20年中，胡適早談政治了；政界雖然也沾些邊，卻始終不曾正式出山做官。現在出山，覺得對不住妻子；但是國難當頭，眼見民族危機，炎黃子孫能不勉力奔走嗎?經過反复考慮之後，胡適還是複電政府，答應出任。電文略謂：
國家際此危難，有所驅策，義何敢辭。唯自審廿餘年閒懶已慣，又素無外交經驗，深恐不能擔負如此重任，貽誤國家，故遲疑至今，始敢決心受命。 ①
同時，給夫人寫信說：
那20年中“不談政治”一句話是早就拋棄的了。 “不入政界”一句話，總算不曾放棄。 ……今日以後的20年，在這大戰爭怕不可避免的形勢裡，我還能再逃避20年嗎?……我只能鄭重向你再發一願：至遲到戰爭完結時，我一定回到我的學術生活去。 ②
9月17日，國民政府發表特任胡適為中華民國駐美利堅特命全權大使。 10月5日，胡適赴華盛頓就任。這是他平生第一次當官，是在國家民族最困難的時期，當最困難的官。他曾作白話小詩一首，其詞云：
偶有幾莖白髮，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③
當時正是廣州陷落，武漢失守的危急時刻，胡適以一介書生，擔當駐美大使的重任，就任後即致電行政院長孔祥熙，表示“外交至重要，當以全副精神應付”。
後來，又在給江冬秀的信中說：“我是為國家的事來的，吃點苦不要緊。我屢次對你說過：'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國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們的子子孫孫都得做奴隸。”④這種以國家民族為重，拼命向前，吃苦效力的精神，自屬難能可貴。
就職伊始，國內因戰事節節失利，和戰問題又起，主和派大有市場，並且都把希望寄託在美國出面“主持和平”上。 10月18日，胡適收到蔣介石致羅斯福總統的電報，內稱：
日本似知武力無法解決問題，一再央請德意調停和平(按，此是面子話)；但中國人民深信惟有美國政府為惟一可以為獲取公正和平之領導者；如美國有意發起邀集有關國家舉行謀致遠東永久和平之會議——如華盛頓會議之先例，此正其時。
⑤
16日，蔣介石又致電胡適，希望美英“合作干涉”。翁文灝致胡適的信中則說，“言和之事不但孔王二公(按，即行政院長孔祥熙、外交部長王寵惠)對合眾社記者談話盼美總統調停而已，且聞某要員(文官)已派人在上海與日人板西談判”，翁自己也認為：
蓋目前僅賴“抗戰必勝”之信念實猶不足。 ……實際出路，似又莫如由美國嚴重壓迫日本，聯絡英法，召開會議，共圖解決。國命存亡，關係至巨，兄能否與美國要人面商具體辦法，以達救國目的。 ⑥
由此可見國內主和空氣之一斑。
自日本侵華以來，胡適對國際局勢十分關心。他多年主張和平交涉，是希望得一個喘息備戰的機會。 1935年6月，他曾與友人通訊，評論形勢，估計兩種情況以為決定國策的方針：
(一)在最近期間，日本獨霸東亞，唯所欲為，中國無能抵抗，世界無能裁判。這是毫無可疑的眼前局勢。
(二)在一個不很遠的將來，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慘的國際大戰，可以作我們翻身的機會，可以使我們的敵人的霸權消滅。這也是不很可疑的。 ⑦
以這種分析和預見為前提，故胡適主和以待變，應該說是有他的理由的。而他審察世界兩三年來的情勢，已經完全改變了主和的立場。 7月30日在倫敦，他曾給傅斯年一信，已經提出“國事至此，除'苦撐待變'一途，別無他法”。 ⑧10月20日，他便向蔣介石電陳“和談比戰爭更難百倍”的意見，反對和談，指出：
美蘇兩國均不願中國講和。就目前情形論，此言已得印證不容再有存疑。蘇俄不願我談和，故以武器助我。美國不願我潰敗，故願經濟援助。故就我國現狀言：
惟有等待時勢演變。 ⑨
他所提出的“苦撐待變”的主張，對世界形勢及我國抗戰前途的分析，大致是切合實際的，對國內和談妥協的空氣有所抑制。 12月29日，胡適又致電汪精衛，反對他的和談路線。電文如下：
鐵如兄親譯請轉汪院長：上月曾由翁詠霓兄詳陳和戰問題之鄙見。此時國際形勢果好轉，我方更宜苦撐，萬不可放棄18個月的犧牲。適6年中不主戰，公所深知。
今日反對和議，是為國家百年設想，乞公垂聽。適。 ⑩
但這時汪精衛已經秘密離開重慶，潛往河內轉香港，已發表了向日寇投降的“艷電”，無法挽救了。
胡適接任大使時，既無外交經驗，也無外交天才，他又是一個最不願意向任何人或任何方面作任何請求的人。他只是一個書生，主張一種“誠實與公開”的外交，或所謂“水鳥式”外交，卻居然以他的誠懇態度和學問聲望，受到美國朝野的敬重，完成了他肩負的外交使命。
他所完成的第一大使命，是在武漢淪陷後不久，促成美國政府給予我國2500萬美元的第一次借款，即“桐油借款”。現在看來，這數目不算大，但在當時卻是國際間相當大的一筆貸款了，而對於當時萬分困難的國民政府，更無疑是一針強心劑，對我國的士氣民心也起了相當的鼓舞作用。那時的美國政府，受中立法案的限制，我國原任駐美使節是一位老外交家，曾多次向美交涉借款，迄無成就；而胡適就任短期內便告成功。後來又簽訂了“滇錫借款”的合同。由此可以想見，他配合專責談判者作了何等艱難的努力，也可見美國政府對這位“書生大使”的相當尊重。
那時，羅斯福總統晝夜忙碌，許多盟國大使很難有晉見的機會；而胡適卻得到他的相當敬重與信賴，晉謁晤談也頗多便利。 1941年10月，日本東條內閣成立，派野村、來棲赴美國，以談判遮人耳目，實則加緊對美作戰的準備。在這緊急時刻，胡適多次拜謁羅斯福，就遠東局勢的最近發展情形交換信息。 12月6日，他在紐約演說，得到華盛頓電話：羅斯福總統約見。胡適當晚返回，7日上午至白宮，羅斯福見面便說：美國已拒絕日本的要求，從此太平洋上隨時有發生戰爭的可能。
胡適回到雙橡園中國使館，剛坐上飯桌，電話鈴又響了，羅斯福親自打來電話，告訴胡適說：“日本飛機已在轟炸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了!胡適聞訊，真為國家民族鬆了一口氣，他提出“苦撐待變”已經四年，至此總算實現“變”了。
胡適作大使，最大的努力，還是堅持到各地巡迴演說。他熟悉美國的歷史，了解美國的民情，又頗擅長演說，所以能贏得美國朝野的普遍同情。如有一次，胡適在紐約市哈摩尼俱樂部演講，講題是“北美獨立戰爭與中國抗日戰爭”。他根據美國的歷史及康奈爾留學時遊覽獨立戰爭戰場的經驗，把美國的獨立戰爭與中國的抗日戰爭相比較。他說：美國的成功，一方面是由於華盛頓領導軍民艱苦奮鬥，不怕犧牲，誓達獨立目標的決心和行動；一方面是得到了法國對美國的精神和物質援助。中國的抗戰與美國獨立戰爭，在歷史的背景上雖有若干不同，但兩者艱苦奮鬥的精神與誓求獨立自由的目標卻是相同的。因此，中國期待美國友人的援助，而美國也有積極支持中國抗戰的義務。胡適又說：華盛頓當年在佛爾居山谷苦戰，需要用七輛車滿載鈔票才可換得一車麥粉；而中國今日情形還未有如此惡劣!如有美國的援助，中國抗戰必定勝利成功。他這篇演說，後來又在別的重要場合講過，被人稱之為“佛爾居山谷”演說。這佛爾居山谷的演說，還有一個中美人民友誼的動人故事：1938年12月5日，胡適在一個午餐會上演說，講到美國獨立戰爭最初的困難，說1777年12月17日，華盛頓領導的軍隊退至佛爾居山谷時，兵士衣履皆破，往往赤腳趕路，流的血灑在雪地上。他怕人家說他賣弄自己的記憶力，故解釋說：“我記得這個日子(12月17日)，因為那是我的生日。”當日演說後，胡適因心髒病住進醫院。而當時在座的客人Ylayier，回家對他的夫人說，“中國新大使的生日和我同一天。等他生日我們送點花去。”後來聽說胡適病了，到生日的那天，托李國欽送了一張百美元的支票，由胡適把這錢捐給美國的“醫藥助華會(ABMAC)”，胡適自己也捐了一百元，李國欽也捐了一百元。不幸第二年這位Ylayier死了。到12月17日，他的夫人又送一百美元來，紀念她丈夫的生日，胡、李二人也各捐一百元；第三年四年亦如此。連續四年中，ABMAC共收得一千二百元。這是胡適演說中一句閒話引出的一則佳話。
後來，胡適又因心髒病住院70多天，體質轉差，卻仍經常赴外地演說。 1942年5月17日，胡適致王世傑信說：
今年體質稍弱，又旅行一萬六千英里，演講百餘次，頗感疲倦。六月以後，稍可休息。我在此三年，不曾有一個週末，不曾有一個暑假。今夏恐非休息幾天不可了。
四個多月裡，“演講百餘次”，差不多每天有一次演講，由此可見胡適為國拼命效力精神之一斑；而中國抗戰的決心和意義，得為美國朝野所了解，並得到普遍的同情和支持，應該說與這位“書生大使”的演說也是分不開的罷。
但是，胡適又畢竟是個書生。且不說在強權外交及爾虞我詐的國際交往中，他那書生式的“誠實與公開”的外交，難以對付；即就國內來說，自胡適任美使以來，便有各種議論，反對和責難，也是書生胡適頗難應付的。據他的學生和好友傅斯年歸納，當時熟人中之傳說，有可注意的幾點：
一、館中staff(職員班子)始終未曾組織好，凡事自辦，故efficiency(效率)難說。 ……又言館中紀律亦缺乏，先生看到人家打牌，自己也加入。此事似值得考慮也。
二、對介公(按，即蔣介石)未能“奉令承教”，去年說是介公有一電，先生回電徑告以不可行。當然介公的想法不見得做到，然此等對付法，非其習也。
三、近日高賊宗武夫婦常住大使館，此則此間友人大有議論。
這些確是書生的見識與行事，被人議論，怎可奈何?傅信還說，反對者又有指責“先生只好個人名譽，到處領學位”的，這也不無根由。胡適任大使以後，美國和加拿大的一些大學慕名趨奉，請演講，贈學位，胡適也素好虛名，樂此不疲，4年間竟領得27個榮譽博士學位，佔他一生所受榮譽學位的70%以上。正如傅斯年所說：“此自非壞事，但此等事亦可稍省精力，然後在大事上精力充足也。”胡適不如此想，被人當作話柄，豈不是好名太甚之過嗎?
國內對胡適使美的議論，在1940年達到高潮。這一年，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先生去世，評議會推舉胡適等三人為繼任院長候選人，供蔣介石圈定。因之謠言紛起，美國的《中國日報》上“中國要聞”欄登出重慶航訊：“最近我駐美大使易人消息，此間又有所傳”，謂胡“患失眠症甚劇，有回國暫事休息之意”，將任其為中研院長，而以顏惠慶繼任美使。胡適看了這條消息，在報紙上劃了許多“?”，實為不滿。他自己說：“以私人論，中研院長當然是我國學者最大的光榮；
但為國事計，我實不想在此時拋了駐美的使事。 ”胡適還想為國效力，但政府卻派來了宋子文等一群“太上大使”，使胡適的使事增加不少困難，也受了不少閒氣。
到1942年8月15日，胡適收到免去他大使職務的電報。他本來無心作官，是為國家民族的危難才勉力出來任事的；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他便想尋一個機會，決心求去。收到免職電報的當天晚上，即復電中樞，表示感謝。 9月8日，便交卸了差事。 18日便離開雙橡園使館，告別華盛頓，移居紐約，重新開始他的學術生涯，打算留住美國續寫《中國哲學史》。
①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3冊，1938年7月27日。 （三版註）
②胡適1938年7月30日致江冬秀信。 1948年12月，他逃離北平時，留在寓所的大批書信、電稿、筆記、文稿和日記，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曾經“中華民國史組(研究室)”整理出版了部分“往來書信”和《胡適的日記》；尚有一批重要文稿書信未刊。此信轉引自耿雲誌編《胡適年譜》，附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的耿著《胡適研究論稿》一書。以下凡未註明出處的函電，均據此。
③此詩作於1938年10月31日。作者在華盛頓，題在照片上，送給當時也在華盛頓談判借款的陳光甫先生。後收入作者1952年9月初步選編的《嘗試後集》，題為《題在自己的照片上，送給陳光甫》，詩後有跋云：
光甫同我當時都在華盛頓為國家做點戰時工作，那是國家最危急的時期，故有“過河卒子”的話。八年後，在卅五年(1946)的國民大會期中，我為人寫了一些單條立幅，其中偶然寫了這四行小詩。後來共產黨的文人就用“過河卒子”一句話加上很離奇的解釋，做攻擊我的材料。這最後兩行詩也就成了最著名的句子。
按，1946年重題此詩，情過景遷，自有新意，共產黨的文人解釋是否離奇，將在本書67節裡再說。 1964年12月，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胡適之先生詩歌手跡》一書，所收作者手跡已有跋，大約便是1952年編《嘗試後集》時寫的。詩的一二句為“略有幾莖白髮，心情已近中年”。此處引詩，據作者1939年題在照片上的手跡，詩後署有“去年11月自題小照”一行字。
④此信寫於1939年9月21日，參見註①。
⑤此電文轉引自吳相湘撰《胡適“但開風氣不為師”》，見《民國百人傳》，第1冊第178頁。
⑥翁文灝1938年10月21日致胡適信，載《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中冊，第383～384頁。
⑦同註①第12冊，1935年6月19日後所附胡適致王世傑(雪艇)信。 （三版註）
⑧轉引自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版，第5冊第1640頁。
⑨轉引自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5冊第1620頁。
⑩轉引自台北《中央日報》記者李青來采寫的《當國家艱危時的胡適先生——
羅家倫講的三個故事》，載1962年3月2日該報。
當時王世傑致胡適等信中說：“羅總統复介公函(即7月23日函)於適之兄信賴倍至，弟閱之不勝快慰。”又朱家驊、顧翊群致胡適信，都說到美借款對國人和戰事的鼓舞，感謝胡適之功績等，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版，中冊，第449、498～499頁。又可參看李青來采寫的《王世傑談胡適與政治》，載台北《中央日報》1962年3月1日；又載台北《中國一周》第620期。
這篇演說，曾譯載重慶《大公報》1939年2月10日、11日，改題為《日本在中國之侵略戰》，曾經蔣介石閱過。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民國百人傳》，第1冊第181頁，曾引雷格曼(Harold Riegelmam)先生回憶當時胡適演說的情形，說：
他(胡適)將中國當時情形比作美國革命戰爭中美國軍隊在佛爾居山谷的處境，他以充分的信心預料美國之參戰和中國的最後勝利，以後的演變果然如此。在哈摩尼俱樂部宴會演說後，他和我同到東70街，我已故的法律事務所夥伴摩利斯?古柏第二世的家中和幾位朋友宵夜。我們同坐在一張小沙發上，他忽然站起來說他身邊感覺到劇痛，他的臉上汗流如注。有人遞給他一杯威士忌蘇打酒，他一飲而盡。我勸他離開，並且委託在座的彼德?格林順路親送他回到大使飯店去。這是胡適第一次患心髒病。他此後在醫院住了99天。但是他不肯遵守醫師的命令，在發心髒病的第二天，他還堅持在另一個重要場合再度發表他那篇“佛爾居山谷”
演說，然後才進醫院。他的醫生告訴我：人家好意遞給他的那杯威士忌蘇打酒，也許救了胡適的命。
雷格曼是胡適在康奈爾大學的同學，當時任中國駐美大使館法律顧問。
參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5冊1942年1月22日記。 （圖文版註）
此信未見，引自王世傑在台北傳記文學社“每月人物專題座談會”上的發言《胡先生的政治人格與政治見解》，載台北《傳記文學》第28卷第5期。
傅斯年1940年8月14日致胡適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477～478頁。
參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4冊，1940年5月25日所附剪報，6月2日，12月17日等的記載。 （三版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