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秋冬，日本侵略者策動親日派漢奸搞所謂“華北自治”的陰謀活動。而國民黨政府卻也醞釀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並繼續箝制抗日言論，取締抗日運動。以致愛國有罪，大小漢奸彈冠相慶。 “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學校的愛國青年學生在沉默中爆發，舉行了轟轟烈烈的示威遊行。隊伍在天安門集齊，經新華門，繞什剎海，到王府井大街，秩序很嚴整，沿途高呼“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反對華北自治”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等口號。他們赤手空拳，迎著凜冽的寒風，為中華民族的生存而呼號。沿途遇到的卻是“上了刺刀的步槍，大刀，橫衝直撞的摩托警車，落地即成冰的自來水激射”。結果，學生有的受傷，有的被捕。第二天，全市學生總罷課，接著全國各地學生也舉行愛國示威遊行，抗日民主的浪潮迅速擴展到全國各界同胞中。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
胡適怎樣看待“一二?九”這場轟轟烈烈的學生愛國運動呢?12月15日，他在《大公報?星期論文》發表一篇《向學生運動進一言》的文章，①其中確也讚揚說：
12月9日北平各校的學生大請願遊行，是多年沈寂的北方青年界一件最可喜的事。
我們中年人尚且忍不住了，何況這些血氣方剛的男女青年!……人數不算多，隊伍不算整齊，但我們望見他們，真不禁有“空谷足音”之感了。
還說那天的學生運動，“是天下皆知的壯舉”，也肯定這次運動反對華北“自治”的傀儡醜戲的功績。
但是，胡適的讚揚僅是一點表面文章。他向學生運動“進言”，主旨不在於讚揚，而是反對學生罷課。他一再說“罷課是最無益的舉動”，是“很不幸的”，“會導致社會的輕視與厭惡”。胡適大約也知道，這次學生運動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推動下進行的。因此，他指責鼓動罷課的“少數人”，是“播弄一些無根的謠言”，是少數人“把持操縱”，是“淺薄的煽惑”；又指責廣大學生是“輕信”“盲動”，“一群被人糊里糊塗牽著鼻子走的少年人”。胡適擺出一副青年導師的架勢，教學生要認清這，認清那，真意卻只有一點，即是要青年們不顧當前的國難，埋頭讀書，“決心向圖書館實驗室裡去尋求他們將來報效國家的力量”。
他一概否定“口號標語遊行示威”，說是“空虛無補”，“絕對無力”的。他甚至還親手撕掉北大愛國學生貼在一院的通告。 ②
胡適的這種既表面讚揚，卻又否定指責的態度，顯然有些自相矛盾。他對於學生運動的態度，顯然是隨著他的政治地位的變化，一步步變得保守起來了。五四時期，他對學生運動是鼓勵的，認為“學生干政的運動為'變態的社會裡不得已的事'”；1921年紀念“五四”，他還借明末大學者黃宗羲之口，肯定學生運動是“三代遺風”，“是保國的上策，是謀政治清明的惟一方法”!③“五卅”運動時，他一方面仍然承認“青年學生的愛國血誠”是可愛可敬的，又指責政府“不但不能用民氣，反懼怕民氣”，或者“只會利用民氣來便利他們自己的私圖”，但另一方面，他又開始指責學生運動“不能持久”，是“跟著人家亂跑亂喊”，特別反對學生罷課，放棄學業。他一再勸學生學習歌德(Goethe)和費希特(Fichte)
，不受“外界的擾亂”，安心坐在圖書館裡讀書，“把自己造成一個有用的人才”。 ④到了30年代，胡適又要廣大青年學生學法國的科學家巴斯德(Pasteur)，“在國家蒙奇辱大難的時候，終不肯拋棄他的顯微鏡與試驗室”。 ⑤從這種“教育救國”“科學救國”的思想出發，反對學生罷課，荒廢學業，而主張學生應專心學習，把自己造成有用之才，這可以說是胡適一貫的認識和態度，本是出於一位學者、教育家對青年學業的誠懇關心，也是為國家民族長遠利益作“百年樹人”
之計。但胡適完全不審時度勢，在國家民族存亡危機之秋，仍固守著教育、學術一端，阻抑青年學生的愛國熱忱，便使他對學生運動的態度變得越來越保守；甚至偏向國民黨政府，站到了青年學生群眾愛國鬥爭的對立面。
12月16日，北平學生舉行了更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反對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又遭到國民黨政府軍警的殘酷鎮壓，被大刀砍傷、刺傷、棍棒打傷的學生達二百多人。反動軍警的野蠻行徑，激起青年學生的更大憤慨，全市繼續罷課，鬥爭更深入了，也進一步促進了全國的抗日民主運動。胡適這時又寫了《再論學生運動》和《告北平各大學同學書》。 ⑥他雖然也指責“當局的處置是錯誤的”，譴責軍警用武器打傷刺傷徒手的學生，是“絕對不可恕的野蠻行為”；但他的主旨，仍是反對學生罷課。胡適假冒“全國輿論”，說“對於他們的罷課是絕對不表同情的”；勸學生“即日復課，勿再虛擲光陰”，並說：
諸位同學都在求學時期，有了兩次的抗議，盡夠喚起民眾，昭告天下了。實際報國之事，決非赤手空拳喊口號發傳單所能收效。青年學生認清了報國目標，均宜努力訓練自己成為有知識有能力的人才，以供國家的需要。若長此荒廢學業，今日生一枝節，明日造一慘案，豈但於報國救國毫無裨益，簡直是青年人自放棄其本身責任，自破壞國家將來之干城了!
胡適的這種論調，似乎倒是學生無理取鬧，自生枝節，自造慘案，自壞國家之干城，簡直與黨國當局同一口吻——以為愛國有罪了!
這樣的謬論，理所當然地立即遭到了青年學生的斥責。為此，周作人曾寫信勸慰胡適，說“平常以為青年是站在我們這一邊”，估計是不對的，勸胡適“少管閒事”，“汔可小休”，專門講學論學。胡適的複信絕不認輸，他雖然無可奈何地承認這十年中，“青年人多數不站在我這一邊”，卻又辯說自己是“不肯學時髦，不能說假話，又不能供給他們低級趣味”，才不受青年的歡迎。 ⑦
然而，全國的新青年豈是時髦、假話、低級趣味所能哄騙的嗎?關鍵還在於誰手裡有真理。胡適的葫蘆裡有些什麼呢?青年們已經多次領教了。
①該文曾轉載於《獨立評論》第182號，1935年12月22日出版。
②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2冊1935年12月11日所附信稿。
③參看《黃梨州論學生運動》，原載1921年《晨報副刊》“五四紀念”專號，後收入《胡適文存二集》，1929年3月6版，卷三，第11～15頁。
④參看《愛國運動與求學》，原載《現代評論》第2卷第39期，1925年9月5日出版；後收入《胡適文存三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31年6月3版，卷九，第1145～1153頁。
⑤參看《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原載《獨立評論》第7號，1932年7月3日出版；後收入《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4月3版，卷四，第524～529頁。
⑥《再論學生運動》，載《獨立評論》第183號，1935年12月29日出版。 《告北平各大學同學書》(稿)，載《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中冊，第292～293頁。
⑦參看1936年1月9日胡適致周作人信，載《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296～30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