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初，薩孟武、何炳松等十位教授發表了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①很引起國內文化人士的注意，由此而展開了關於中西文化的討論。
2月間，《獨立評論》刊出吳景超的文章《建設問題與東西文化》。 ②吳氏把對於東西文化的態度分為折衷派、全盤西化派、復古派。他自稱折衷派，著重批評主張“全盤西化”的陳序經；而認為胡適與十教授一樣，也是折衷派。不久，陳序經先生也在《獨立評論》上發表《關於全盤西化答吳景超先生》，也說胡適是折衷派。但他認為，胡適的整個思想，“雖不能列為全盤西化派而乃折衷派中之一支流”，可是若以為胡氏的主張，是與回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十教授宣言一樣，也“未免有點冤枉”。因此，他“希望胡先生來給我們一個解答”。 ③
其實胡適對這個問題早有主張。 1929年，他為英文的《中國基督教年鑑》(Christian Year-book)寫過一篇文章，題為《中國今日的文化衝突》(The Cultural Conflict in China)。在那篇文章裡，他使用了兩個意義不盡相同的詞，一個是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可譯為“全盤西化”；一個是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可譯為“全力的現代化”或“充分的現代化”。這兩個詞意義雖然不盡相同，但胡適的態度卻是鮮明的：既反對“抵抗西洋文化”的複古派，也反對“選擇折衷”的變相保守論。而現在，吳景超、陳序經兩位都說他是折衷派，甚至說他是與十教授同調的折衷論者，他自然有些不服氣。於是，便立即回答陳吳兩位，表明他對這次東西文化問題討論的態度。他說：
我是主張全盤西化的。但我同時指出，文化自有一種“惰性”，全盤西化的結果自然會有一種折衷的傾向。 ……現在的人說“折衷”，說“中國本位”，都是空談。此時沒有別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盤接受這個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盤接受了，舊文化的“惰性”自然會使他成為一個折衷調和的中國本位新文化。若我們自命做領袖的人也空談折衷選擇，結果只有抱殘守闕而已。古人說：“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風斯下矣。”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們不妨拼命走極端，文化的惰性自然會把我們拖向折衷調和上去的。 ④
胡適雖然聲明：“完全贊成陳序經先生的全盤西化論”，反對折衷論；但他的認識，事實上卻傾向於一種歷史的自然折衷論。
十多天后，胡適發表《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一文，⑤申說的也是這種反對折衷，卻承認自然折衷的歷史見解。他相當尖銳地批評十教授的宣言，指出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正是清末洋務派維新派那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最新式的翻版；“也正是今日一般反動空氣的一種最時髦的表現”。十教授筆下儘管宣言“不守舊”，其實，“他們的保守心理都托庇於折衷調和的煙幕彈之下”。胡適不贊成十教授宣言的折衷論，一方面是因為它完全可能給主張祀孔讀經的何鍵陳濟棠等頑固勢力作煙幕彈；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有絕大的保守性(即惰性)，無論怎樣激烈的變動，“絕不能根本掃滅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那“中國本位”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動搖的。因此，他的結論說：
中國的舊文化的惰性實在大的可怕，我們正可以不必替“中國本位”擔憂。我們肯往前看的人們，應該虛心接受這個科學工藝的世界文化和他背後的精神文明，讓那個世界文化充分和我們的老文化自由接觸，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氣銳氣來打掉一點我們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氣。將來文化大變動的結晶品，當然是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那是毫無可疑的。如果我們的老文化里真有無價之寶，禁得起外來勢力的洗滌衝擊的，那一部分不可磨滅的文化將來自然會因這一番科學文化的淘洗而格外發揮光大的。
總之，在這個我們還只僅僅接受了這個世界文化的一點皮毛的時候，侈談“創造”固是大言不慚，而妄談折衷也是適足為頑固勢力添一種時髦的煙幕彈。
他反對妄談折衷，只是為了反對極端保守的頑固勢力。他自己明確主張的仍是歷史的自然折衷論，在實質上與折衷論相接近，卻與“全盤西化”相矛盾。因此，在這篇文章裡，胡適便不再使用“全盤西化”的口號。
這年6月，胡適發表一文，⑥便說“全盤西化”確有語病，乾脆放棄“全盤西化”的提法，建議改用“充分世界化”。他說：
我們不能不承認，數量上的嚴格“全盤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處處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經濟狀況和歷史習慣的限制，這就是我從前說過的文化惰性。你儘管相信“西菜較合衛生”，但事實上決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況且西洋文化確有不少的歷史因襲的成分，我們不但理智上不願採取，事實上也決不會全盤採取。 ……這些問題，說“全盤西化”則都成爭論的問題，說“充分世界化”則都可以不成問題了。
從此，胡適便公開與折衷論妥協了。在“充分世界化”的口號下，他明確宣布：
“吳景超，潘光旦，張佛泉，梁實秋，沈昌曄……諸先生當然都是我們的同志，而不是論敵了”；甚至也“可以歡迎'總答复'以後的十教授做我們的同誌了”。
無論是“全盤西化”，或是“充分世界化”，都是與胡適的中西文化觀分不開的，是他對中西文化認識的一個具體反映。兩個口號並沒有實質上的太大的分別。
如何評價胡適的中西文化觀，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學術問題，可以寫成一本專書。
我們在這裡只能指出與本文有關的幾個要點：
第一，胡適作為資產階級學者，能以世界文化的眼光，觀察比較東西文化，認識西方近代文化的優勝先進和中國傳統文化的腐朽落後，因而“很不客氣的指摘我們東方的文明，很熱烈的頌揚西洋的近代文明”，並積極倡導文化革命，主張自由輸入西方文化，以打掉我國傳統文化的惰性和暮氣。這顯然具有反宗法專制的革命意義和進取精神。
第二，胡適又是一個歷史學家，能以歷史的觀點，認識文化發展、交流、演變的複雜性和民族性的特點。對中國傳統文化採取“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評判態度，主張“整理國故”，分清“國粹”與“國渣”。他攻打舊文化的衰頹朽腐，不遺餘力；而對老子、孔子的評價，對宋儒清儒治學方法，及白話傳統小說等，也不乏肯定和讚揚。對西洋文化有時也能看到它的“歷史因襲的成分”。這就使他的認識比較能切合實際，比較科學。
但是，第三，胡適囿於資產階級的偏見，束縛了他的世界眼光，因而只頌揚西方的資產階級文化，而拒斥西方科學思想的最新成果——馬克思主義學說；也束縛了他的歷史眼光，因而否認宗法專制主義、帝國主義同中國人民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認為中國文化的落後只是祖宗造孽太深，中國人自己不爭氣，不能把罪過“歸到洋鬼子身上”，自然也不可能認識反帝反宗法專制的人民革命是解決中國文化問題的根本途徑。
第四，胡適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在中西文化問題上主張“拼命走極端”：頌揚西洋文化，便一切都好，過分美化；指摘東方文化，便一切皆壞，“百事不如人”。這是五四時代形式主義向右發展的一個具體表現。
胡適的中西文化觀的上述優點與缺點、正確與局限，也基本上決定了“全盤西化”與“充分世界化”這兩個口號的長處和短處。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民族虛無主義傾向。胡適極端崇拜以至迷信西方文化。 1928年6月，他寫《請大家來照照鏡子》，看到中國和美國的差距，中西文化的差距，主張國人要覺悟，要責己，要發憤圖強，學習西方的長處，反對“誇大狂”的偏向，自然都不錯；但胡適在美國的文明面前，顯出了極度的民族自卑感，不免言詞過於偏激苛酷，他說：“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上不如人，不但機械上不如人，並且社會道德都不如人。”⑦胡適的這種民族自卑觀念，曾有多次表述，而最典型的莫過於《介紹我自己的思想》那篇文章，中說：
東方人在過去的時代，也曾製造器物，做出一點利用厚生的文明。但後世的懶惰子孫得過且過，不肯用手用腦去和物質抗爭，並且編出“不以人易天”的懶人哲學，於是不久便被物質戰勝了。天旱了，只會求雨；河決了，只會拜金龍大王；
風浪大了，只會禱告觀音菩薩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來了，只好閉門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許願。樹砍完了，只好燒茅草；山都精光了，只好對著嘆氣。這樣又愚又懶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質，便完全被壓死在物質環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長進民族。 ⑧
儘管這裡抨擊的求神、迷信、逃荒、瘟疫、破壞山林等等，都是事實；我們民族文化的落後，民眾的愚昧和麻木，也是事實；但是胡適不分析造成這種愚昧落後的複雜社會根源，卻籠統輕浮地嘲罵我們整個民族“又愚又懶”，是“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長進民族”，這就太出格，會傷害中華子孫的民族自尊心。
但是，胡適常使用一些過分苛酷的言辭，似乎全盤否定民族文化，其實多是憤激之詞，骨子裡是要提倡一種反省責己的態度，反對國人浮躁懵懂的“誇大狂”傾向，並不能因此認定胡適是一個民族虛無主義者。他曾致書吳稚暉，說“先生對東方民族的悲觀，我深感同情。五六年前，我也曾發'中國不亡，世無天理'的感慨。此次繞地球兜了一個小圈子，——不曾觀看印度洋、紅海一帶的不長進民族，——更深信一個民族的興亡強弱決非偶然徼幸的事；回頭看看咱們這個民族，實在只有低頭嘆氣!”這是何等的民族自悲和虛無傾向!然而胡適對民族前途還是抱有希望的，他其實並不完全同意吳稚暉的悲觀論調和虛無主義，故又說：
然而我終不忍不作一點“好夢”。我深信有一分努力，終有一分半分效果，也許有五分十分的效果。 “白吃辛苦”不算什麼；我們自己看得見與看不見收穫，也不算什麼。 ⑨
在胡適看來，世界上一些幼稚的民族，根行淺薄，往往當不起環境的逼迫，往往成為環境的犧牲；而像我們這樣“向來有偉大歷史的民族，只要有急起直追的決心，終還有生存自立的機會”，“這是使我們對於前途最可樂觀的”。 ⑩這樣的認識與態度，顯然不是民族虛無主義者所能具有的。
①見1935年1月10日出版的上海《文化建設》月刊。列名的“十教授”是：王新命、何炳松、武幹、孫寒冰、黃文山、陶希聖、章益、陳高墉、樊仲雲、薩孟武。
②載《獨立評論》第139號，1935年2月24日出版。
③見《獨立評論》第142號，1935年3月17日出版。
④見《獨立評論》第142號《編輯後記》。
⑤《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原載1935年3月31日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獨立評論》第145號轉載；後收入《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12月出版；本節引文據1937年4月3版，第552～557頁。
⑥原載1935年6月30日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後收入《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下面的引文見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4月3版，第561頁。
⑦見《胡適文存三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31年6月3版，卷一，第47頁。
⑧同上書，卷五，第638～639頁。
⑨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版，上冊，第468～470頁。
（三版註）
⑩《讀梁漱溟先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見《胡適文存二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9年3月6版，卷二，第84頁。 （三版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