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中國新文學的開山和奠基者魯迅在上海逝世。全國人民立即沉浸在深沉巨大的悲哀裡。人民大眾為魯迅舉行了極隆重的國民葬，在他的棺上覆蓋著“民族魂”白底黑字的旗子。對魯迅先生的評價，這三個字也許比千萬言的論文更實際，更崇高，更有份量。魯迅的偉大思想和精神，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將永遠放射不滅的光輝。
然而，當時武漢大學有蘇雪林其人者，於魯迅逝世後不久，即致書胡適，宣布要“向魯黨挑戰”，惡毒攻擊魯迅。她簡直像一個沒有教養的潑婦人那樣，破口謾罵魯迅是什麼“刻骨殘毒的刀筆吏，陰險無比，人格卑污又無比的小人”。 ①蘇氏還將她寫給蔡元培先生的一封信稿寄給胡適看，徵求胡適的意見。這封信埋怨、指斥蔡先生，不應該參加魯迅先生治喪委員會，不該主持魯迅的葬儀，不該擔任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的籌委。其中，公開攻擊共產黨和左翼文化，為國民黨政府辯護，為被魯迅批評的現代評論派“正人君子”和胡適抱不平。而對於魯迅的攻擊更是無所不用其極，什麼“腰纏久已累累”，“身擁百萬之產”啦；什麼“病則謁日醫，療養則欲赴鎌倉”啦；什麼“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廿五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啦；甚至把處在國民黨壓迫和“圍剿”之下的魯迅，說成是什麼“盤踞上海文壇時，密布爪牙，巧設網羅”，“文網之密，勝於週來之獄，誅鋤之酷，不啻瓜蔓之抄”。凡此種種，無非是造謠、毀謗、謾罵，實為稍具良知的文人所不恥的下流行徑。 ②
這年12月初，胡適從美國回來。過南京時，便聽人說起蘇雪林給蔡元培先生寫的信。回到北平後，才撿出蘇氏的這兩封長信來，細細讀了，也寫了一封長長的複信。胡適想起近十年來，魯迅對他常有批評，心裡自然很不愉快；特別是魯迅斥罵他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向侵略者“出賣靈魂”，他更覺得有些冤屈和憤慨。 ③因此，對於蘇女士的憤慨，便也引起共鳴，很表同情。但胡適卻又是個很講個人修養的人。他覺得不應該攻擊對方的私人行為，因此在信裡批評了蘇女士謾罵魯迅的態度。他寫道：
我很同情於你的憤慨，但我以為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魯迅狺狺攻擊我們，其實何損於我們一絲一毫?他已死了，我們盡可以撇開一切小節不談，專討論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麼，究竟經過幾度變遷，究竟他信仰的是什麼，否定的是些什麼，有些什麼是有價值的，有些什麼是無價值的。如此批評，一定可以發生效果。餘如你上蔡公書中所舉“腰纏久已累累”，“病則謁日醫，療養則欲赴鎌倉”，……皆不值得我輩提及。至於書中所云“誠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廿五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一類字句，未免太動火氣(下半句尤不成話)，此是舊文字的惡腔調，我們應該深戒。 ④
胡適不僅自己一直沒有發表過攻擊魯迅的文字；即使在這封私人通信裡，他也只用了“狺狺”一個意氣詞語，而且著重的還是責備蘇氏的“惡腔調”，勸她客觀地持平論人。
論及魯迅，胡適想起了自己一直佩服的魯迅的創作小說和小說史，也想起了陳源誣魯迅的小說史是抄襲鹽谷溫的一樁公案。 ⑤他雖然認魯迅為“敵黨”，但覺得立論也應“持平”，說：
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按，即陳源)
先生當日誤信一個小人張鳳舉之言，說魯迅之小說史是抄襲鹽谷溫的，就使魯迅終身不忘此仇恨!現今鹽谷溫的文學史已由孫工譯出了，其書是未見我和魯迅之小說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據部分淺陋可笑。說魯迅抄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
鹽谷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寫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紳士)的臭架子”，值得擺的。如此立論，然後能使敵黨俯首心服。 ⑥
一般說來，私人通信比較能反映人們的真實思想和情感。胡適在魯迅逝世後寫的這封信，對蘇雪林的批評，對魯迅的評價，雖不脫官方學者的見識，卻是誠懇的。作為資產階級的學者，他的個人修養確有令人佩服的地方。
對胡適先生自稱“受業”的蘇雪林，即使在這一方面，也不如乃師遠甚。雖然也承認她致蔡元培先生的信，“誠如胡適之先生所言，多'舊文學惡腔調'”；但她還是固執己見，將這信在雜誌上公開發表，還悻悻地辯解說：“然指斥魯迅罪惡，自問尚屬切當。”既為“惡腔調”，何切當之有呢?後來，蘇氏逃亡台灣島，治古文學，儼然學者風度；獨於論魯迅，卻脫不了30年代的惡腔調，⑦豈不有負于胡適之先生的教誨!
①蘇雪林1936年11月18日致胡適信，載《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中冊，第325～331頁。
②蘇雪林致蔡元培信，初稿作於1936年11月12日。給胡適的一份信稿上，蘇自註雲：“此信文句尚須改動，蓋初稿也。”(見上書第331至335頁。)修改稿載《奔濤》半月刊第1卷第2期，信末有甦的自跋，雲：“此書乃去冬11月間所作，因不知蔡先生上海通信處，托南京某先生代轉。某先生以書中措詞過於狂直，恐傷蔡先生之意，抑壓月餘，及蔡先生生病，乃來函勸餘慎重考慮。不久西安變作，餘亦渾忘魯迅之事，故此書始終未入蔡先生之目也。此書誠如胡適之先生所言，多'舊文學惡腔調'，然指斥魯迅罪惡，自問尚屬切當，故刊殘稿於此，聊存當日一段公案云爾。”
③魯迅晚年對胡適的批評，有正確並含規勸的，也有片面的或不對的。如1931年10月，胡適奉召謁蔣，魯迅曾作《知難行難》一文，把胡適見蔣介石與見廢帝溥儀聯繫起來，謂一個“稱皇上”，一個“稱主席”，於幽默風趣中含有警醒規勸之意。而1933年3月的《出賣靈魂的秘訣》一文，斥罵胡適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向侵略者“出賣靈魂”，則完全是斷章取義，錯誤的攻擊。此文系瞿秋白所作，借魯迅的筆名發表，雖經魯迅看過，卻明顯是瞿氏思想政治上極左路線的產物，自然也可見魯迅多少亦受瞿氏思想的影響。 （三版註）
④胡適1936年12月14日致蘇雪林信(稿)，載《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339頁。
⑤陳源(西瀅)在《現代評論》第2卷第50期(1925年11月21日出版)，發表《閒話》說：“可是，很不幸的，我們中國的批評家有時實在太宏博了。他們俯伏了身軀，張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尋找竊賊，以致整大本的剽竊，他們倒往往視而不見。要舉個例嗎?還是不說吧，我實在不敢再開罪'思想界的權威'。”見《西瀅閒話》，上海新月書店1931年2月3版，第210頁。
後來，陳源又在《致志摩》裡說：“他常常挖苦別人家抄襲。有一個學生抄了沫若的幾句詩，他老先生罵得刻骨鏤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卻就是根據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裡面的《小說》一部分。其實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藍本，本可以原諒。只要你書中有那樣的聲明。可是魯迅先生就沒有那樣的聲明。在我們看來，你自己做了不正當的事也就罷了，何苦再挖苦一個可憐的學生，可是他還盡量的把人家刻薄。'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載1926年1月30日《晨報副刊》。魯迅寫了《不是信》給予駁斥。見，《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卷，第229～230頁。
⑥同註④。
⑦蘇雪林致蔡元培信，於1937年2月發表於《奔濤》半月刊第1卷第2期，題為《與蔡孑民先生論魯迅書》，文字有較多改動，而謾罵的態度和詞句不僅不改，猶有過之。逃亡台灣島後，又出版了一本《魯迅論》，繼續她的反魯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