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孔家店”，這個體現五四時代精神的口號，曾不脛而走，影響中國思想界數十年。胡適當年，也曾以反孔戰士的姿態，馳騁在新文化的戰陣上。
但當年反孔的戰士，陳獨秀魯迅也罷，吳虞胡適也罷，他們所追求的是思想的解放，就不能不反對歷代專制統治階級幾經改造加工的孔教，不能不打倒那愚弄和禁錮人民思想的孔丘偶像。他們並不是與孔丘本人過不去，自然也不是對孔丘本人作科學的歷史的評論。即如陳獨秀，即指出孔子之道“已不適於現代生活”①，揭露孔教與帝制有不可離散之因緣；另一方面又說“孔學優點，僕未嘗不服膺，惟自漢武以來，學尚一尊，百家廢黜，吾族聰明，因之錮蔽，流毒至今，未之能解；又孔子祖述儒家階級綱常之倫理，封鎖神州：斯二者，於近世自由平等之新思潮，顯相背馳，不於報章上詞而辟之，則人智不張，國力浸削，吾恐其敝將只有孔子而無中國也。”②吳虞也說，“不佞常謂孔子自是當時之偉人，然欲堅持其學，以籠罩天下後世，阻礙文化之發展，以揚專制之餘焰，則不得不攻之者，勢也。”③可見他們對孔子並非全盤否定，評價還是相當客觀理性的。
就胡適來說，他對孔子和孟子，都是相當尊崇的；對宋代理學的開山宗師朱熹，還加上一層徽州鄉誼，更是十分崇敬。他後來甚至有些後悔，覺得自己不應籠統地去打孔家店，而應該給孔子以正確的評價。
1934年3月至5月間，胡適寫了一篇，④長達五萬字的皇皇大文，便是要給孔子作一歷史的再評價。
這篇論文，其中有不少“大膽的假設”，如斷言商、週各為一“民族”，未免臆斷；但也有明顯的長處，為他人所不及的，這就是歷史的觀點和比較的方法。胡適將孔子擺在殷亡以後五六百年間，殷周文化逐漸混合同化的廣闊文化史的背景下來考察。他認為，儒本是殷的遺民，以治喪相禮為職業的教士：
此種遺民的士，古服古言，自成一個特殊階級；他們那種長袍大帽的酸樣子，又都是彬彬知禮的亡國遺民，習慣了“犯而不校”的不抵抗主義，所以得著了“儒”的渾名。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逢衣博帶的文縐縐的樣子，還指那亡國遺民忍辱負重的柔道人生觀。 ⑤
他們的宗教，也就是一種亡國遺民柔順取容的殷商老儒教。
殷商雖然被征服了，但他們的文化比西來的征服者周部族高，周朝也就大體上因襲了殷商的製度文化。孔子有很透闢的歷史眼光，他認識到“週監於二代”的歷史事實，代表現代文化的“周禮”，乃是幾千年的古文化逐漸積聚演變的總成績，其中含有絕大因襲夏殷古文化的成分。因此，他在這個民族文化大融合的過程中，能大膽地衝破部族的界限，以“吾從周”的博大精神，領導一個革新儒教的新運動：打破殷周文化的藩籬，打通殷周部族的畛域，把殷“儒”的範圍擴大，“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放棄那傳統“儒”的保守主義和部落性，在六百年殷周人民共同生活的新基礎之上，重新建立起孔子以“仁”為中心的新儒教。胡適總結了孔子的偉大貢獻，是：
他把那有部落性的殷儒擴大到“仁以為己任”的新儒；他把那亡國遺民的柔順取容的殷儒抬高到那弘毅進取的新儒。這真是“振衰而起懦”的大事業。 ⑥
胡適又將孔子擺在中西文化比較的歷史背景上來考察。人類社會的發展，儘管各民族具有不同的歷史，但一般都經歷了大致相同的幾種歷史形態。而人類的活動、社會組織、思想感情，也莫不有相近和相通之處。正是在這個前提下，胡適把亡國的殷人儒教的柔遜遺風，與亡國的猶太民族的基督教不抵抗主義相比較，認為兩者之間“似有同樣的歷史原因”；又把孔子與耶穌相比較，認為都是亡國之民夢想的“救世聖人”的預言。胡適說：
猶太民族亡國後的預言，也曾期望一個民族英雄出來，“做萬民的君王和司令”
……但到了後來，大衛的子孫裡出了一個耶穌，他的聰明仁愛得了民眾的推戴，民眾認他是古代先知預言的“彌賽亞”，稱他為“猶太人的王”。 ……孔子的故事也很像這樣的。殷商民族亡國以後，也曾希望“武丁孫子”裡有一個無所不勝的“武王”起來，……果然，亡國後的第六世紀裡，起來了一個偉大的“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聖人。這一個偉大的人不久就得著了許多人的崇敬，他們認他是他們所期待的聖人；……他做了那中興的“儒”的不祧的宗主；……⑦胡適的這種中西文化比較法，有人誇讚，也有人覺得不無可議之處。但無論如何，總不失為胡氏的一種創見。他對孔子的評價，是以極富想像力的筆墨，描繪出了一幅偉大革新者的形象。
確是一篇尊崇孔子的皇皇大文。後來胡適便據此說自己五四時期“並不要打倒孔家店”；⑧台灣的一些擁胡者也以此來否認胡適打孔家店的事，或者說他的反孔言論跟比較，就算不得什麼了!總之是否認胡適反孔。結果他們都不能自圓其說，胡適自己也處在自相矛盾的尷尬境地。這原因就在於：他們把對一個歷史人物孔子作客觀的歷史評價，與打倒那“孔家店”作為偶像的孔子，混為一談了。
其實，當年胡適自己倒沒有這個矛盾。他在寫的前後，在給孔子作歷史評價的同時，照樣直認不諱自己打孔家店的業績。如《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裡，胡適理直氣壯地說：
新文化運動的一件大事業就是思想的解放。我們當日批評孔孟，彈劾程朱，反對孔教，否認上帝，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門戶，解放中國的思想，提倡懷疑的態度和批評的精神而已。 ⑨
這就把五四時期“打孔家店”的意義說得很透徹，不僅不是什麼需要遮掩的過失，而且是反對偶像，解放思想的大功業。沒有當日“打孔家店”，哪來今日的新文化?
稍後，在《論六經不夠作領袖人才的來源》一文裡，胡適又說：“人才之缺乏，不自今日始，孔家店之倒也，也不自今日始也。……我們打孔家店，及今回想，真同打死老虎，既不能居功，亦不足言罪也!”⑩他也沒有否認“打孔家店”的事。
胡適作文後不久，國民黨政府明令規定8月27日孔子誕辰為“國定紀念日”，全國奉命舉行規模盛大的“孔誕紀念會”。政府中人說，“這是倡導國民培養精神上之人格”，以為如此可以“奮起國民之精神，恢復民族的自信”。胡適對政府的這一措施十分反感，專門作《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一篇大文章，斥責國民黨當政的領袖是“做戲無法，出個菩薩”，是一種可憐而不可恕的“愚笨”行徑。
《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可以說也是一篇反對尊孔的皇皇大論。胡適先舉出明清三五百年的歷史來作證，“那些時代，孔子是年年祭的，、《孝經》、《大學》是村學兒童人人讀的，還有士大夫講理學的風氣哩!”但是，祭孔尊孔，究竟“何補於當時的慘酷的社會，貪污的政治?”接著，他又舉出最近二三十年比那拜孔夫子的時代高明、進步的事實，如“廢除了三千年的太監，一千年的小腳，六百年的八股，四五百年的男娼，五千年的酷刑”；還有帝制的推翻，教育的革新，家庭的變化，社會風俗的改革，政治組織的新試驗等五個大方面的成績。這些，都是“不曾藉重孔夫子而居然做到的偉大進步”。胡適指出，“這20年的一點進步不是孔夫子之賜，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結果，是大家接受了一個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結果。”如果在這樣的進步面前，反而開倒車，——
反倒唉聲嘆氣，發思古之幽情，痛惜今之不如古，夢想從那“荊棘叢生，簷角傾斜”的大成殿裡抬出孔聖人來“衛我宗邦，保我族類”!這豈不是天下古今最可怪笑的愚笨嗎?
寫於同一時期的兩篇文章，和《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一篇尊崇歷史人物孔子，給孔子的思想事業以客觀的歷史評價；一篇反對以孔子為偶像，抨擊國民黨政府尊孔祭孔的開倒車行徑。儘管兩文都不無可議之處，但又都是同一個胡適的，也並非矛盾的認識；而且，這樣把歷史的孔子和偶像的孔子，分別對待，也許更實際，更有益罷!
①陳獨秀《答佩劍青年》(1917年3月1日)，見《獨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1版，第660頁。 （三版註）
②陳獨秀《再答常乃德》(1917年2月1日)，見同上書第649頁。 （三版註）
③吳虞《致陳獨秀》，載《新青年》第2卷第5號，1917年2月1日出版。 （三版註）
④原載1934年出版的《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本第3分，後收入《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12月出版；本節所引文字，系根據1937年4月3版。
關於一文，胡適在給陳之藩的一封信裡說：“關於'孔家店'，我向來不主張輕視或武斷的抹殺。你看見了我的篇嗎?那是很重視孔子的歷史地位的。”(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8月版，下冊，第352頁。
)（三版補注）
⑤同上書第18～19頁。
⑥同上書第66頁。
⑦參看上書第38～52頁。
⑧參看《胡適口述自傳》(唐德剛譯註)第12章的“並不要打倒孔家店”一節，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58～263頁。
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作於1929年11月29日。引文見《人權論集》，上海新月書店1931年8月4版第124頁。
⑩此文作於1932年9月7日。引文見《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第522頁。
據1934年8月30日《申報》記載：“廿七日本市各界在文廟舉行孔誕紀念會，到黨政機關，及各界代表一千餘人。有大同樂會演奏中和韶樂二章，所用樂器因欲擴大音量起見，不分古今，凡屬國樂器，一律配入，共40種。其譜一仍舊貫，並未變動。聆其節奏，莊嚴肅穆，不同凡響，令人悠然起敬，如親三代以上之承平雅頌，亦即我國民族性酷愛和平之表示也。……”
此文作於1934年9月3日，距寫成僅三個半月。載《獨立評論》第117號，後收入《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第506～5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