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時期，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是胡適生平最引為得意的事業。他一生常以白話的佈道者、護法神自居，始終關注著白話文的發展和命運。
南京國民政府初創，胡適因學生羅家倫在政府里當了官，便致信羅氏，希望他提出建議：“由政府規定以後一切命令、公文、法令、條約，都須用國語，並須加標點，分段”。他又盼望黨政要人吳稚暉、蔡元培、蔣介石、胡漢民諸公，也能贊助此事。 ①
但那些要人們未理胡適這一套，政府的一切公文，各種報紙，依舊是文言、駢文滿天飛。胡適心想，這不是連北洋軍閥政府都不如嗎?1920年，徐世昌做總統，傅岳芬當教育總長時，還下令廢止小學的文言課本，改用國語課本呢。但報紙和公文依舊用古文，學了白話文而不能看報，不能在社會上應用，誰還肯熱心去學呢?因此胡適一直希望政府公文和報紙改用白話。等了十多年，連國民黨的新政府也不能實現。他有些生氣了，便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裡，尖銳批評道：
國民黨當國已近兩年了，到了今日，我們還不得不讀駢文的函電，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報，文言的法令!……一個革命的政府居然維持古文駢文的壽命，豈不是連徐世昌傅岳芬的膽氣都沒有嗎?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說今日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是反動的。 ②
為了推行白話文，不惜冒犯“黨國”，給國民黨上“反動”的諡號，可見他對白話的關切和熱心，到了何等程度!
1934年5月間，汪懋祖、許夢因等人重談“復興文言”的老調，提倡中小學生普遍學習文言，反對白話文；吹捧湖廣軍閥何鍵、陳濟棠主張尊孔讀經，“可謂豪傑之士矣”。這就是所謂“中小學文言運動”。 ③進步文化界對這種迷戀古文的論調，給予了嚴厲的批評。 《獨立評論》也發表了任叔永的《為全國小學生請命》，胡適的《所謂“中小學文言運動”》和《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等幾篇文章。
④胡氏在分析批駁了汪、許的文言主張之後，指出：
我深信白話文學是必然能繼長增高的發展的，我也深信白話在社會上的地位是一天會比一天抬高的。在那第一流的白話文學完全奠定標準國語之前，頑固的反對總是時時會有的。對付這種頑固的反對，不能全靠政府的“再革一下命”，——
雖然那也可以加速教育工具的進步，——必須還靠第一流的白話文學的增多。
至於讀經，胡適同意傅斯年的觀點，認為“六經雖在專門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東西”，拿這些來教兒童，教員不是渾沌混過，便是自欺欺人。因此，“在今日妄談讀經，或提倡中小學讀經，都是無知之談，不值得通人的一笑”。
所謂“中小學文言運動”，讀經的論調，本是沉滓泛起，進步文化界稍加批駁，便又沉落下去了。論爭便很快轉為“大眾語”的討論。這是關於文藝大眾化討論在語言問題上的繼續。人們提倡大眾語，是“為了要糾正白話文學的許多缺點”
；要做到“大眾說得出，聽得懂，寫得順手，看得明白”，而且還要成為“大眾高興說，高興聽，高興寫，高興看的語言文字”。 ⑤可見這場討論是為大眾著想的，對於促進新文學與廣大群眾相結合，具有積極的建設性的意義。但討論中，也有人借“大眾語”來否定“五四式白話”，要把白話與文言文一起拋棄。 ⑥因而被魯迅斥為“狗才”，“雖然好像很激進，其實是在替敵人繳械”。 ⑦魯迅認為，提倡大眾語，應該做“更淺顯的白話文”；而關鍵在於作者須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 ⑧
胡適也參加了大眾語的討論。他針對一些人把大眾語同白話對立起來的錯誤傾向，指出“大眾語不是在白話之外的一種特別語言文字”，所謂“大眾化”，是指“能夠把白話做到最大多數人懂得的本領”。他說：
現在許多空談大眾語的人，自己就不會說大眾的話，不會做大眾的文，偏要怪白話不大眾化，這真是不會寫字怪筆禿了。白話本來是大眾的話，決沒有不可以回到大眾去的道理。時下文人做的文字所以不能大眾化，只是因為他們從來就沒有想到大眾的存在。因為他們心裡眼裡全沒有大眾，所以他們亂用文言的成語套語，濫用許多不曾分析過的新名詞；文法是不中不西的，語氣是不文不白的；翻譯是硬譯，做文章是懶做。 ……這樣嘴裡有大眾而心裡從來不肯體貼大眾的人，就是真肯“到民間去”，他們也學不會說大眾話的。
因此，胡適認為提倡大眾語的人，“都應該先訓練自己做一種最大多數人看得懂，聽得懂的文章”。既要為識字的大眾著想，也要為不識字的大眾著想。要做到“用一個字，不要忘了大眾；造一句句子，不要忘了大眾；說一個比喻，不要忘了大眾。這樣訓練的結果，自然是大眾語了”。 ⑨胡適的這些見解，批評時弊，深中肯綮；又將大眾語，歸結為作者對大眾的責任心和思想感情問題，無疑是很實際而且深刻的，與魯迅的觀點也頗為近似。胡適在文化上，畢竟還有一點民主主義的精神。
①胡適致羅家倫信(稿)，載《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上冊，第502～503頁。此信未註時間，約寫於1928年。
②該文作於1929年11月29日，原載《新月》第2卷第6、7號合刊；後收入《人權論集》，上海新月書店1930年2月出版。
③汪懋祖的《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中小學文言運動》，許夢因的《告白話派青年》等文章，分別載南京《時代公論》第110、114、117號。
④任叔永文章，載《獨立評論》第109號。胡適的文章，原載《獨立評論》第109、146號，後收入《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12月出版。
⑤參看陳子展《文言——白話——大眾語》，陳望道《關於大眾語文學的建設》，陶知行《大眾語文運動之路》，分別載《申報?自由談》1934年6月18日、19日，7月4日。
⑥在大眾語問題的討論中，《申報?談言》1934年6月26日、28日、30日先後發表了垢佛的《文言與白話論戰宣言》，家為的《歷史固會重演的嗎?》，白兮的《文言，白話，大眾語》，又《大晚報?火炬》7月6日發表了霓璐的《大眾語問題批判》。這些文章認為“'白話文'正潛伏著封建意識的妖孽，和含蓄著帝國主義毒素”；並說“目前提倡建設大眾語，是必然的要把文言文跟白話文完全拋棄。”
瞿秋白在《學閥萬歲》、《普洛大眾文藝的現實問題》、《大眾文藝的問題》等文章中，混淆文字改革與文學革命的關係，片面強調只有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實行了“文字革命”，才算真正實現了文學革命，才算有真正的大眾化的文藝。從這種形式主義的觀點出發，瞿秋白就幾乎全盤否定了五四文學革命及五四以後新文學的成就。他說“這次文學革命……差不多等於白革”，“是失敗了，是沒有完成它的任務，是產生了一個非驢非馬的新式白話”；他把新式白話的新文學說成是一種“'不戰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驢非馬'的騾子文學”。瞿秋白的這種觀點，實質上只不過是五四文學革命中的形式主義理論從“左”的方面的一種發展罷了。
⑦參看魯迅1934年7月29日致曹聚仁信，同年8月3日致徐懋庸信，見《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2卷，第495～496頁、500頁。
⑧參看魯迅《答曹聚仁先生信》及《門外文談》(十一)，載《魯迅全集》第6卷，第76～78頁、101～102頁。
⑨《大眾語在那兒》，見《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4月3版，第548～5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