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評論》創刊時，正當“一?二八”事變上海停戰之後。如何對待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胡適和《獨立》唱的是不抵抗的低調。
1932年5月5日，國民黨政府與日方簽訂《淞滬停戰協定》，竟規定交戰區劃為非武裝地帶，雖由中國警察接管，卻規定中國不得在本為自己領土的“交戰區”駐兵，明顯是對中國主權的出賣；又規定日軍撤至“一?二八”事變前地區，即承認日本可以在上海淞滬、閘北、江灣及引翔港等廣大地區永久駐軍，還承諾取締抗日運動，答應把英勇抗擊日寇的十九路軍撤離上海。這顯然是一個妥協和出賣主權的協定。而這時創刊的《獨立評論》，發表胡適的文章，卻公然讚許國民黨政府的妥協態度，讚揚喪失主權的《淞滬停戰協定》。 ①不久，胡適又發表《論對日外交方針》，主張按照日本政府所提的五項原則，與日方“和平”交涉。 ②
雖然文中明確提出“交涉的目標要在取消滿洲偽國，恢復領土及行政主權的完整”，卻又妄言中國也不得在東三省駐紮軍隊，實際上等於承認滿洲獨立。因此，連一向追隨胡適的傅斯年也極表反對。
胡適一味主張溫和冷靜，不以武力抵抗，幻想與日本和平交涉、談判，故對一切能暫時停止戰爭的妥協舉措，他都表歡迎擁護，特別寄希望於國際的“調解”與“援助”。這年10月，國際聯盟調查團發表關於中日問題的報告書，即“李頓報告書”。這報告書也反映了“九一八”事變後，英美等西方大國對日本獨霸中國東北的不滿，對日本的侵略行徑也有所揭露，如指出日軍“九一八”夜的軍事行動“不能視為合法自衛”；滿洲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日本未經宣戰而“武力強奪佔領”；“滿洲國”是日本炮製的傀儡政權，“在當地華人心目中只是日人之工具而已”。這些誠然是公論。但是報告書不敢譴責日本的侵略，公然鼓吹“滿洲自治”，由“國際合作”共管，企圖將中國的東北變為西方各大國共同的勢力範圍。這個報告，理所當然地遭到了中國人民的反對。胡適卻撰文讚揚這個報告，說它是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並稱讚李頓調查團是“審慎的考查”，“公平的判斷”，“為國際謀和平的熱心”，“他們這七個月的辛勤工作，是值得我們的感謝和敬禮的”。對於所謂“滿洲自治”，胡適也全盤接受，說他“看不出有什麼可以反對的理由”。 ③這篇文章一發表，就受到了鄭螺生等人的質問與批評。 ④但胡適仍不改初衷，接連又寫了《國聯新決議草案的重大意義》、《國際調解的前途》、《國聯報告書與建議的述評》等多篇文章，⑤繼續散佈對國際聯盟的幻想，希望通過國際的“調解”、“援助”，來解決中日問題。
然而，日本帝國主義只認強暴，不顧世界輿論。胡適有時也十分矛盾，覺得對國聯的幻想不切實際，還必須強調民族自救。他曾說：
我們到了這個時候，真不容再假借期待國聯的藤牌來姑息自己了。世界各國是否能長久容忍日本的挑戰態度，是否還有聯合起來共同製裁一個害群之馬的決心，——那都不是我們所應該特別重視的。我們不能倚靠他人，只可倚靠自己。我們應該下決心作一個五年或十年的自救計劃，咬定牙根做點有計劃的工作，在軍事，政治，經濟，外交，教育的各方面都得有個“長期拼命”的準備。無論國際政治如何變化，一個不能自救的民族是不會得人的同情與援助的。幸運滿天飛，飛不到不自助的懶人的頭上!⑥應該說胡適還是有所覺悟。但是他的不抵抗主義，根深蒂固，且源遠流長。早在留美時期，他就是老子的“不爭”哲學和基督教不抵抗主義的忠實信徒。當年留美同學，為抗議日本帝國主義提出的“二十一條”，堅決主張對日作戰；胡適卻力主“溫和”“冷靜”，反對抵抗日本侵略，被同學罵為“木石心腸”。 ⑦時光流逝了近20個春秋，面對日本帝國主義者新的侵華暴行，胡適還是重彈不抵抗的老調，並以為他的這種態度是“理智的愛國主義”。但是，他的論調卻與蔣介石政府當年的不抵抗政策不謀而合了。
中華民族有著深厚的愛國傳統。各階層的愛國同胞，特別是熱血青年，都奔走呼號，要求政府抵抗侵略，拯救國難，抗日運動在全國蓬勃興起。國民黨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越來越不得人心。 1933年4月，西安有一位徐炳昶先生，自稱是《獨立評論》的“準社員”，也主張抗日。他給《獨立評論》寫信，希望《獨立》的朋友聯合發一個宣言，“主張堅決的戰爭”；並詢問胡適近來的意見若何?⑧胡適卻仍堅持他的不抵抗論調，他回答徐炳昶說：
徐先生特別要知道我對於主戰的意見，我可以說：我不能昧著我的良心出來主張作戰。 ……我自己的理智與訓練都不許我主張作戰。我極端敬仰那些為祖國冒死拼命作戰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許我用我的筆鋒來責備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慘酷殘忍的現代武器拼命。 ⑨
胡適在日本侵略者的先進武器面前，極度悲觀，國勢孱弱，無可奈何。他以為只有妥協求和，才能避免國家更大的損失，一個負責任的政論家必須冷靜，不可輕言抵抗。這是他堅持不抵抗主張和幻想國聯調解的一個重要的思想根源。他確乎是冷靜的，卻也確乎冷到了“木石心腸”的化境啊!
1933年，日軍又侵占熱河，大舉進攻關內，直逼長城以南，平津華北形勢十分危急。國民黨政府束手無策，又只好談判乞和。這年5月，胡適作《保全華北的重要》一文，繼續唱低調，主張暫謀局部的華北停戰以“保全華北”，認為中國此時“決無解決的能力，也決無解決的辦法”，“華北停戰是一種不得已的救急辦法，我們應該可以諒解”。 ⑩他如此為國民黨政府的乞和與不抵抗辯護，以致傅斯年更加怒不可遏，一反過去對胡適執師禮甚恭的態度，寫信抗議，並聲言要退出獨立評論社。僅此一點，也可見胡適所唱的不抵抗低調，是何等不得人心!
胡適唱不抵抗低調，很不得人心，延宕和貽誤抗日救國的責任，自然也不可推卸；但也不可因此就說他是投降賣國。他主張與日本妥協談判，也是出於一種愛國的責任心，故堅持以“取消滿洲偽國”為目標。 1933年2月14日，日本在答復國聯的書信中叫嚷：“日本政府深信'滿洲國'獨立的維持與承認是遠東和平的惟一的保障”，在這種情況下，胡適便認為“決沒有和日本交涉的可能”。他說：
此時中國全國的人民都應該明白這一點：交涉的目標是要取消滿洲偽國，恢復中國在東三省與熱河的領土及行政主權的完整；除了這種條件之外，中國決不能和日本開始交涉。 ……無論如何我們決不應該自己首先跪下來承認日本用暴力造成的而整個世界拒絕承認的局面。
另一處，胡適在揭露日本政府提出“解決任何懸案”，實現所謂“中日親善”的欺人之談的時候，也指出：“任何懸案”，當然應該包括“滿洲國”為第一個必須解決的中日懸案。這個第一懸案如果無法解決，其他的“任何懸案”即使有解決的方法，也不可能消除兩國之間的仇恨。他還突出強調說：
我們對日本，對世界，決不可迴避這個滿洲問題。 ……我們決不可因敵人忌諱而就忽略了這三千萬人民所在的失地，讓他們去任日本軍閥的隨意宰割!
人們從這裡可以看到，胡適唱低調的時候，並沒有忘記在日軍鐵蹄蹂躪下的同胞，也沒有忘記被侵略者佔領的我國神聖領土和主權。
到了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向我國華北發動新的進攻，策動一些親日派漢奸發動所謂“五省自治運動”，陰謀變華北五省為“第二個東北”。國民黨政府竟指派宋哲元、王揖唐等醞釀組織“冀察政務委員會”，以迎合日本提出的“華北特殊化”的侵略野心。 11月中，宋哲元在北平居仁堂舉行談話會，招待北平各界人士，胡適應邀出席，並在會上慷慨陳辭，反對所謂“冀察自治”；會後，又與北平教育界人士發表聯合宣言，反對任何脫離中央、破壞國家統一的陰謀。他還撰寫了《華北問題》一篇專文，指出：
決不能容許任何區域在此時機脫離中央而變成受外人卵翼的獨立區域。在這個全國統一的時候，若有任何破壞統一的事變出現，主持的人必定成為全國人痛恨的對象，必定成為歷史上孝子慈孫永遠不能洗刷的大罪人。 “一失足成千古恨”，正是我們今日最應該牢記的一句話。
況且華北當局諸公要深切覺悟，在今日形勢下，一切委曲求全的計劃都是空談，……諸公豈不知道他們逼迫華北“自治”正是一百分的侵我主權，正是一百分的干涉內政，正是一百分的謀我疆土!此等謬說豈可輕信!
這裡，胡適不僅表達了我中華的民族大義，而且也開始否定“委曲求全”的妥協態度了。此後，《獨立評論》又接連發表了翁文灝的《我們應努力擁護統一》，傅斯年的《北方人民與國難》、《中華民族是整個的》，及胡適的《冀察時局的收拾》等多篇文章，都明確反對“華北自治”的陰謀。這些情況告訴人們，胡適和《獨立評論》在抗日方針上唱低調，在輿論上助長了蔣介石政府的不抵抗主義，鑄成了錯誤；然而，他們又畢竟不同於親日派，畢竟是一群具有愛國心的知識分子。
①《上海戰事的結束》，載《獨立評論》第1號，1932年5月22日出版。
②見《獨立評論》第5號，1932年6月19日出版。
日方所提的五項原則，是1931年10月19日日本政府通告我國駐日公使提出的；同年12月26日，日本政府發表長篇聲明書，其中第四節又重提這五項原則為中日直接交涉的先決原則，其文如下：
(一)否認相互之侵略政策及行動。
(二)尊重中國領土之保全。
(三)徹底取締妨害相互之通商自由及煽動國際的憎惡之念之有組織的運動。
(四)對於滿洲各地之日本帝國臣民之一切和平的業務予以有效的保護。
(五)尊重日本帝國在滿洲之條約上的權益。
③《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載《獨立評論》第21號，1932年10月9日出版。
④1932年10月18日鄭螺生、方之楨、林有壬致胡適信，就一、東三省解除武裝，二、東三省設立自治政府，三、關於日方利益之中日條約，四、中日和解公斷不侵犯及互助條約，五、中日商約等五個問題，向胡適提出質問與批評，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維護民族利益和尊嚴的廣大知識者的見解。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中冊，第136～139頁。
⑤分別載《獨立評論》第32、34、39號。
⑥《內田對世界的挑戰》，載《獨立評論》第16號，1932年9月4日出版。 （三版註）
⑦參看本書第3章第12節。
⑧見《獨立評論》第46號所載《西安通信》，1933年4月16日出版。
⑨《我的意見也不過如此》，載《獨立評論》第46號。胡適後來口述自傳時，也說了大致相同的意思：
我在1915年反對立刻對日作戰的論點，不幸地20年後當中日戰爭於1937年爆發時，仍未失時效。在抗戰前我國對日艱苦交涉的整整六年之中(1931—1937)，我又變成了反對對日作戰的少數派。在這六年中我反戰的論點仍與當年無異。問題重心便是我們怎麼能打?拿什麼去抗日?我們陸軍的訓練和裝備均甚窳劣；既無海軍，實際上也沒有空軍；也沒有足以支持戰爭的國防工業，我們拿什麼去抗日呢?這是一件悲劇。不幸的是中日兩國當時皆缺乏明智之領袖階層來設法避免戰爭。
⑩《保全華北的重要》，載《獨立評論》第52、53號合刊，1933年6月3日出版。
參看胡適的《又大一歲了》，載《獨立評論》第151號；1935年5月19日出版。
其中說：
獨立社員至今沒有一個散伙的。有一次，我的一篇《保全華北的重要》(第52、53號)引起了孟真的抗議，他寫信來說他要永遠脫離獨立了。但後來我們當面談過，彼此也都諒解了，孟真至今還是獨立評論的台柱子。
《我們可以等候五十年》，載《獨立評論》第44號，1933年4月2日出版。這篇文章，舉1914年比利時被德國占領，四年復國；1871年法國割兩省給普魯士，過了48年才收復失地，提出“我們可以等候50年”!其中雖有一點亡而復興的信心，但畢竟太消極，太被動，太悲觀了!故而受到不少人的非議與批評。
《解決中日的“任何懸案”?》，載《獨立評論》第102號，1934年5月27日出版。
見《獨立評論》第179號，1935年12月1日出版。
分別載《獨立評論》第180、181、18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