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說，他“極端敬仰那些為祖國冒死拼命作戰的英雄”。他所撰寫的“大青山抗日戰死將士公墓碑”碑文應可證明，他的這句話確是一句實話，也是他在思想感情上與親日派不同的一個重要標誌。
1933年5月23日，正當蔣介石政府向日本侵略者妥協退讓乞和的時候，離北平60餘里的懷柔縣附近，我國華北軍第七軍團五十九軍的一千多名將士，與日寇展開了一場壯烈的血戰。戰鬥從早晨四時開始。中國健兒們冒著敵人飛機的偵察轟炸，趕築陣地，在堅硬的岩石中掘成良好的戰壕。堅守到了下午，因為停戰協定已簽訂，上級便命令他們撤退。但他們正在酣戰中，又聽到那喪權辱國的停戰消息，更不願放棄這難得的抗敵機會，一直堅持戰鬥到下午7時才撤下陣地。在這次戰役中，有203位將士壯烈殉國。
後來，國民政府將這些抗日戰死將士安葬在大青山，建立公墓，樹碑紀念。傅作義將軍特意請胡適為公墓撰寫碑文。胡氏欣然允諾，並為抗敵將士“最壯烈的血戰”所感動，以極端敬仰的深情，寫了一篇白話碑文，由錢玄同書丹，刻石建碑在大青山麓，這就是大青山《抗日戰死將士公墓碑》。碑文中憤怒譴責《塘沽協定》是一個恥辱的“城下之盟”，是“國恥”，熱烈歌頌抗敵將士的壯烈血戰和英勇殉國的精神，說“一千多個中國健兒用他們的血洗去了那天的'城下之盟'的一部分恥辱”，“用他們的血染中華民族歷史的一頁”。最後的銘文寫道：
這里長眠的是203個中國好男子!
他們把他們的生命獻給了他們的祖國。
我們和我們的子孫來這裡憑弔敬禮的，要想想我們應該用什麼報答他們的血。 ①
碑銘所表達的，正是我中華子孫的民族大義和對殉國英雄的無限敬仰之情!
但是，到了1935年，日本侵略者陰謀吞併華北五省。國民黨政府屈服於日軍的壓力，6月初，由親日派大將何應欽出馬，與駐華北日軍司令梅津美治郎秘密談判，簽訂賣國的《何梅協定》，斷送了華北的大部分主權；又取締反日運動，“何應欽將軍有命令，一切抗日的紀念物都應掩藏”，連大青山抗日戰死將士公墓碑也在“取締”之列。膽小的何應欽“打了幾個電報給傅宜生(按：傅作義字宜生)，叫他消滅一切'抗日'的標幟，尤其是這裡的陣亡將士公墓。傅不得已，把塔上'抗日陣亡將士公墓'的'抗日'二字挖改成了'長城'二字”，碑文也蒙上了一層沙石，另刻上了“精靈在茲”四個大字。全國送來的匾、聯、銘、贊，凡有刺激性的，都設法遷毀了，只剩林森題寫的“河山壯氣”一個匾。 7月5日，胡適曾隨同傅作義將軍同去綏遠看大青山“抗日陣亡將士公墓”。墓地離車站不遠，在車上可望見墓碑塔。胡適原來曾說，“這碑不久會被日本毀滅的”，但沒有想到日本人還不曾佔據綏遠，這抗日陣亡將士公墓碑竟被國民黨政府自己先“埋葬”了!胡適站在這203個國殤的墓前，真是不勝感慨，悲憤交集，援筆寫下了《大青山公墓碑》一詩，詞云：
霧散雲開自有時，暫時埋沒不須悲。
青山待我重來日，大寫青山第二碑。 ②
胡適雖然長期唱低調，不主張：“提起鐵匠舖的大刀”去和那些“最慘酷殘忍的現代武器拼命”，因而不主張對日作戰；但他對日本帝國主義和親日派、漢奸，卻也飽含著不滿與悲憤。他血管裡流的畢竟是炎黃子孫的血，還保存著中華民族子孫的民族氣節。
他對中國外交方針的見解，便明顯與親日派的汪精衛有別。胡適是英美派的知識分子，對日本侵略者的認識，還是很鮮明的。他曾在《獨立》論外交政策說：
我們的外交政策的原則應該是：我們必不可拋棄那國聯的大路。在不放棄國聯與國際的原則之下，我們可以和日本作種種事實問題的討論，但我們必須認清：今日軍閥統制之下的日本，決不是我們的朋友。 ……我們今日的情形，老實說，只能是多交朋友，謹防瘋狗。我們若因為怕瘋狗，就連朋友都不敢結交了，那就不夠資格做朋友了。 ③
胡適在外交上主張“多交朋友，謹防瘋狗”，即是與蘇、美、英交朋友，共同對付日本這條瘋狗。汪精衛卻不贊成胡適的主張。他在給胡的信中說，即使蘇、美、英幸而戰胜日本，但“我國已成一團糟，除了化做蘇維埃，便是瓜分或共管”。
④汪氏散佈這種悲觀論調，是為他的親日降日方針張目的，在當時的一些親日派裡頗有市場。胡適不能同意這種悲觀估計，認為對國際要有“一點信心”。他指出：“我們若先疑慮乙、丙、丁(按，指蘇、美、英)來瓜分或共管，那麼，除了投到甲國(按，指日本)的懷抱去做朝鮮，還有何路可走呢?”胡適的調子明顯比汪精衛要樂觀一些，他自己說：“當舉國唱高調之時，我不怕唱低調；今日舉國好像要唱低調了，我不敢不唱一點高調”。 ⑤他的所謂“高調”即是反對親日派的投降外交，但也並非主戰，而是寄希望於國際，主要是美、英、甦的援助。胡適後來也一再強調國際路線不可拋棄，要充實歐美方面的外交人才，並說：“我們必須抓住蘇、美、英三國，萬不可貪小便宜，失去世界的同情”。 ⑥從以後世界反法西斯大戰的實際發展情形來看，胡適所論外交方針的這一點，應該說是基本正確的遠見卓識。
1936年5月間，華北局勢“曾有很大的混沌醞釀”，投降氣氛頗為濃厚。冀察政務委員會與日本侵略者訂立了秘密的《華北防共協定》。但宋哲元統率的二十九軍，畢竟是曾經在長城奮起抗日過的軍隊，5月30日夜的干部會議，便決定方針不變，不脫離中央。胡適得知此情，於31日作《敬告宋哲元先生》一文，進一步曉以民族大義，其中說：
我們深信，在這個時候，國家的命運已到了千鈞一發的時候。凡是反對中華民國的人，凡是有心破壞中華民國的統一的人，都是存心遺臭萬年的人，我們決不可姑息這種人，必須用全力撲滅這種賣國求榮的奸人。不如此的，在今日是漢奸，在中華民族史上永遠是國賊。 ……熙洽，張景惠，殷汝耕都沒有力量，因為他們都脫離了國家的立場，所以永遠成了漢奸國賊，他們不能不託庇在敵人的鐵騎之下，做了受保護的奴才。這些奴才將來都有在中山墓前鑄長跪鐵像的資格。我們這個國家現在雖遭厄運，是決不會滅亡的。我們不可不明白這一點：一切脫離國家立場的人，決難逃千萬年的遺臭!⑦他對漢奸國賊的斥罵，對賣國行徑的譴責，都是正氣凜然啊!胡適又親自去拜望過宋哲元，為宋陳說“不喪失主權”和“服從中央”兩大原則。 ⑧自然，他所竭力維護的“國家統一”，“服從中央”，都是指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政府。但是，在那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卻也只有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可望勉強統一中國，統一全民族，來共同抗戰，這不是中國當日的現實嗎?
同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中國共產黨積極促成和平解決，逼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終於使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以迅速建立起來，使全國進入了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新階段。
①碑文全稱為“中華民國華北軍第七軍團第五十九軍抗日戰死將士公墓碑”，有拓片，收入《胡適之先生詩歌手跡》之《嘗試後集》中，台北商務印書館1964年12月1版。
②同見上書。該詩有跋，雲：“公墓碑刻成建立後，何應欽將軍有命令，一切抗日的紀念物都應隱藏。於是傅作義將軍在碑上加一層遮蓋，上面另刻'精靈在茲'四大字。”《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2冊，1935年7月5日(誤記為6月5日)有詳盡的記載。該詩文字稍有不同，第二句為“埋藏隱晦不須悲”，第三句為“山靈將待我來日”，一、四句同。 （三版補注）
③《世界新形勢與中國外交方針》，載《獨立評論》第78號，1933年11月20日出版。
④汪精衛1933年11月22日致胡適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中冊，第220～221頁。
⑤胡適1933年12月20日致汪精衛信(稿)，同上書第225～228頁。
⑥胡適1936年6月9日致翁文灝信(稿)，同上書第322頁。
⑦《敬告宋哲元先生》，載《獨立評論》第204號，1936年6月7日出版。
⑧參看胡適1936年6月9日致翁文灝信(稿)。同註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