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0月，胡適去南京晉謁蔣介石以後，便一步步走上擁蔣的道路。後來便逐漸親熱起來，願意做國民黨政府的諍友、諍臣。
什麼是胡適所謂的“諍友”、“諍臣”呢?他在致《獨立評論》的三位朋友翁文灝、蔣廷黻、吳景超的一封信裡，曾引宋人楊萬里(字廷秀，號誠齋)的一首詩，詠那山泉道：
初疑夜雨忽朝晴，知是山泉終夜鳴。
流到前溪無一語，在山作得許多聲!
胡適希望三個在政府裡做官的朋友，不要像那山泉一樣，出山以後反而不聲不響，而要做“面折廷爭”的諍友、諍臣。他說：
私意總覺得此時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爭”的諍友諍臣，故私意總期望諸兄要努力做educate the chief(教育領袖)的事業，鍥而不捨，終有效果。行政院的兩處應該變成一個“幕府”，兄等皆當以賓師自處，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時以去就爭之，莫令楊誠齋笑人也。 ①
這便是胡適所理解的諍友、諍臣。他希望三位朋友做的“教育領袖的事業”，也正是胡適自己所想要做的。他的擁蔣，其中便包含著一種幻想，即憑藉自己的思想和地位，以賓師自居，“教育領袖”，希望能引導蔣介石走上民主憲政的道路。
胡適辦《獨立評論》，便也努力鼓吹法治和憲政，希望蔣介石的黨國實行他所嚮往的那套美國式的民主政治。 1933年冬天，在《獨立評論》開始的關於“民主與獨裁”的討論，即集中反映了胡適的上述思想和幻想。
當時，蔣介石正日益加緊法西斯獨裁專政。繼“CC團”之後，又組織了“藍衣社”。這兩大特務組織，叫嚷“借法西斯之魂，還國民黨之屍”，在全國實行法西斯恐怖統治。 《獨立評論》上發表蔣廷黻、丁文江的文章，也公然迎合蔣介石的意願，主張中國實行專制獨裁，鼓吹德意志、意大利的所謂“新式獨裁”。 ②他們認為在中國，“民主政治根本還談不到，獨裁政治當然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說，“除去了獨裁政治還有旁的路可走嗎?”③對於蔣介石的專制獨裁傾向，胡適卻是不滿意的。他不同意丁文江、蔣廷黻的文章，明確堅持民主政治，反對獨裁專制。他說：
建國固然要統一政權，但統一政權不一定靠獨裁專制。 ……專擅一個偌大的中國，領導四萬萬個阿斗，建設一個新的國家起來，這是非同小可的事，決不是一班沒有嚴格訓練的武人政客所能夢想成功的。今日的領袖，無論是那一黨那一派的健者，都可以說是我們的“眼中人物”；而我們無論如何寬恕，總看不出何處有一個夠資格的“諸葛亮”，也看不出何處有十萬五萬受過現代教育與訓練的人才可做我們專政的“諸葛亮”。 ……難道我們還能妄想抬出一個蔣介石，或者別個蔣介石來做一個新的全國大結合的中心嗎?④胡適認為，蔣介石也沒有資格做專制獨裁的“諸葛亮”，何況其他!並進而指出，在中國提倡獨裁，“簡直是教三歲孩子放火”，“中國今日若真走上獨裁的政治，所得的決不會是新式的獨裁，而一定是那殘民以逞的舊式的專制”。 ⑤
《獨立評論》上關於“民主與獨裁”的討論，持續了一年多，發表了幾十篇文章。一派主張獨裁，一派主張民主，分歧似乎很大，爭論也頗熱烈。但就其實質來說，僅是蔣介石國民黨用何種方式實行統治的問題，一派主張把德國和意大利的法西斯獨裁制度搬來，一派則要採用歐美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在擁護和改善國民黨蔣政權的統治這一點上，是完全一致，沒有分歧的。
1934年冬，國民黨政府在第五次“圍剿”中取得一時的勝利以後，國共兩黨鬥爭的情勢驟變。為了欺騙輿論，籠絡民心，蔣介石也曾做出一點民主的姿態。 11月27日，他和汪精衛聯名向全國發出的通電錶示：“蓋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實行義俄製度之必要與可能也。”同日，蔣介石在答日本記者的訪問時，也說到“中國與意大利德意志土耳其國情不同，故無獨裁的必要”。蔣介石這樣親自出來做一個否認獨裁，維護民主自由的姿態，使得胡適喜不自禁。他對蔣介石的希望正是如此啊。所以，立即作文，表示“很誠懇的讚成”蔣介石的宣言，並很誠懇的希望蔣介石“不要忘了這樣嚴重的一個宣言”。 ⑥
不久，胡適便出來為“民主與獨裁”的討論做總結。他在《從民主與獨裁的討論求得一個共同的政治信仰》一文中，引證國民黨的黨義，表明自己的心跡，說：
依我們的看法，國民黨的“法源”，建國大綱的第14條和第24條都是一種議會政治。 ……國民黨如果不推翻孫中山先生的遺教，遲早總得走上民主憲政的路。而在這樣走上民主憲政的過程上，國民黨是可以得著黨外關心國事的人的好意的讚助的。 ⑦
胡適代表《獨立》一班人，也儼然以“黨外”人士代表的身份，公開表明擁護蔣介石國民黨。這便是討論“民主與獨裁”一年多所求得的“一個共同的政治信仰”。
這時，蔣介石在國民黨和政府中的地位已趨穩固，便積極準備召開國民黨的六中全會和五全大會。胡適即在《獨立評論》上發表文章，公開為蔣介石說話，抬轎子，吹捧蔣介石“在今日確有做一國領袖的資格”，為幫助蔣介石登上全國“最高領袖”的寶座大造輿論；並且說“他長進了；氣度變闊大了，態度變和平了”，又說“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為一黨一派謀利益的”，又說“他一個人總在那裡埋頭苦幹，挺起肩膀來挑擔子，不辭勞苦，不避怨謗，並且能相當的容納異己者的要求，尊重異己者的看法”。因此，胡適斷定蔣氏之“成為全國公認的領袖，是個事實的問題，因為全國沒有一個別人能和他競爭這個領袖的地位”。 ⑧把這許多好話都堆在蔣介石頭上，未免近乎諂媚，那“獨立”的面紗也全撕下了。
但是，胡適即便吹捧蔣介石，也並沒有忘記他以賓師自處，教育引導蔣氏的良苦用心與幻想。他婉轉地批評蔣介石“愛干涉到他的職權以外的事”，無論軍事、內政、外交、財政，也無論教育、實業、交通、衛生，以及中央和各省的事，蔣氏都一把抓，也就是獨裁。胡適說，這是“蔣介石先生的最大缺點”。他曾寫信給蔣介石，“勸他明定自己的職權，不得越權侵官，用全力專做自己權限以內的事，則成功較易，而責任分明。成功易則信任日增，責任明則不必代人受過。”
他認為蔣“今日之事，適得其反，名為總攬萬幾，實則自'居於下流，天下之惡皆歸之。'”⑨而胡適最注重的還是民主憲政，他再而三地勸導蔣介石實行憲政，說：
倘使蔣先生能明白這段歷史的教訓，他應該用他的聲望與地位，毅然進一步作憲政的主張，毅然出來擁護憲法草案，促進憲政的實行，……倘使他能如此做，那才是真正做到了不獨裁的全國最高領袖。只有一個守法護憲的領袖是真正不獨裁而可以得全國擁戴的最高領袖。那是政制改革的大路。 ⑩
守法護憲，不獨裁，這便是胡適所希望的蔣介石。胡適對蔣氏的用心，對蔣氏的幻想，無可奈何地近乎虔誠，鍥而不捨。然而，以武力起家的蔣介石，怎麼可能真心接受並實行胡適所貢獻的民主憲政呢?
①胡適1936年1月26日致翁文灝、蔣廷黻、吳景超信，載《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中冊，第302～303頁。
②蔣廷黻的《革命與專政》，丁文江的《革命與專制》，兩文同載《獨立評論》第80號，1933年12月10日出版。由這兩篇文章而引起了關於“民主與獨裁”的討論，至1935年2月才告一段落，歷時一年多。
③丁文江《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原為《大公報》星期論文，《獨立評論》第133號轉載，1934年12月30日出版。
④《再論建國與專制》，載《獨立評論》第82號，1933年12月24日出版。
⑤《答丁在君先生論民主與獨裁》，載《獨立評論》第133號，1934年12月30日出版。
⑥《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載《獨立評論》第130號，1934年12月9日出版。
⑦《從民主與獨裁的討論求得一個共同的政治信仰》，載1935年2月17日《大公報》“星期論文”；《獨立評論》第141號轉載。
⑧《政制改革的大路》，載《獨立評論》第163號，1935年8月5日出版。
⑨此信未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11冊)1934年4月4日記有“寫信託廷黻帶去給蔣介石先生”，並摘要敘述信的內容，可以參看。 （三版註）
⑩同註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