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1月底，胡適挈婦將雛，离滬北上，住進新租的北平後門內米糧庫四號寓所。心想，從此離開那因談人權而引起麻煩的是非之地，然而麻煩卻未能完全了結。
胡適离滬之前，中國公學又發生風潮。胡氏本來早於5月獲准辭職了，但他推薦的繼任者馬君武先生，採取蕭規曹隨的方針，於校事無所變更，故仍為當局所不滿。有關方面便運動黨人於右任先生出長中公，因即引起風潮。上海市黨部為此又在報上發表宣言，極力攻擊胡適，並翻出談人權的老賬來清算，其中說：
自胡適潦倒海上，執掌該校後，以野心之未逞，更主編《新月》雜誌，放言怪論，詆毀總理，狂評主義，誣衊中央，凡煽惑人心之言，危害黨國之論，無所不用其極。 ①
他們咒罵胡適為“反動文孽”，說他在中公風潮中“仍猖獗不已”，出面調停，實則是“教唆少數學生重起擁馬風潮”，甚至殺氣騰騰地宣稱國民黨人士“莫不欲得胡適以謝天下”。胡適素養好，不怕罵，但看了報紙，雖不憂心忡忡，卻畢竟也不得安寧呀。
接著，11月22日的上海《民國日報》，又登出立法院長胡漢民在立法院紀念週的講演，題為《談所謂言論自由》，又是針對胡適而發的。其中說：
最近見到中國有一位切求自由的所謂哲學博士在《倫敦泰晤士報》上發表一篇長長的論文，認為廢除不平等條約不是中國急切的要求。 ……在他個人無論是想藉此取得帝國主義者的讚助和榮寵，或發揮他“遇見溥儀稱皇上”的自由，然而影響所及，究竟又如何呢?此其居心之險惡，行為之卑劣，真可以“不與共中國”了。 ②
這裡的“所謂哲學博士”，明明是暗指胡適的；而言詞如此憤激，明顯是對《新月》談人權，爭言論自由的餘恨未消。他們雖然後來也貢獻過“五鬼亂中華”的妙論，並把共產黨也歸到“五鬼”裡面了；但似乎還不夠將功折罪，所以，胡漢民要把胡博士拿來訓斥一頓，以警誡談所謂言論自由者。
胡漢民是留日出身，早年參加同盟會。孫中山辦《建設》雜誌時，他與廖仲愷、朱執信等，跟胡適討論過“井田制度”。那時國民黨尚不行時，所以“先生”長“先生”短的書信往還，煞是親熱。十年之後，胡漢民已貴為立法院長，國民黨中央的“胡委員”了，豈是當年討論井田的胡漢民可比?因此頤指氣使，對胡適很不客氣。受了這樣一位黨國要人的無端訓斥，胡博士又豈能忍氣吞聲?他於离滬北上的前三日看到此文，便寫信質問，要求胡漢民指出在哪一天的什麼《倫敦泰晤士報》上登有胡適的什麼長長的文章。這一下可將了胡漢民的軍。他本不會英文，自然沒見過《泰晤士報》，也沒有見過胡適的什麼文章，只不過是聽了某人投其所好的挑撥言詞，便率爾興師問罪。接讀了胡適的信，他怎麼能答复?只好推給秘書處代答，敷衍了事。
“胡委員隨從秘書處”的代答，頗為滑稽。一方面承認胡漢民是聽“友人”說的，不是自己“見到”；也不是胡適發表什麼文章，而是《泰晤士報》發表社論，“稱述中國某哲學博士之言論”。這樣說來，胡委員的演說信口開河，又率爾發表於報章，至少有不察之過的；但是胡委員卻硬說是“近極端言論自由者之過”。
官僚權勢者們大約都習慣於這種蠻橫態度。另一面，胡漢民的演說，明明是對著胡適，代答卻又詭辯說，“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這就使胡適明知受了誣詆，卻也不好追究得了。 ③
那時，胡政之寫的《新都印象記(二)》，也記有胡漢民的上述談話。胡適便寫信去詢問。胡政之复信說，胡漢民當日確是指名道姓，針對胡適而發。這使胡適更明白了黨國要人對自己的不信任態度，心裡自然不快；但更使胡適感到驚異的是胡政之复信中提到的另一件事——
再者：來函受過北平公安局檢查，亦殊可異。敝處每日得北平文件甚多，久未見檢查圖記，茲寄還函面，乞注意。 ④
即是說，胡適遷居北平以後，當局對他的言論仍十分注意，往來信件也要受公安局的非法檢查。這便是在中國談人權，談言論自由的結果!
與此同時，留在上海的《新月》雜誌，也不時遭國民黨當局的扣留與查禁。主要撰稿人羅隆基曾被拘捕，經保釋後，他作了《我的被捕的經過與反感》一文，載在《新月》第3卷3期上。當局又認為該文“挾忿詆毀”，要求光華大學撤銷羅隆基的教授職務，敲破他的飯碗。自然這也是當局對他們談人權的事，餘恨未消的緣故。 1931年初，胡適去上海參加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第五次常會，便極力為羅君和《新月》的事奔走。 1月18日，他託人帶《新月》雜誌兩份，送給蔣介石和他的侍從室主任陳布雷，並寫信表明心跡，說：
鄙意“一個初步的共同認識”必須建築在“互相認識”之上。故託井羊先生帶上《新月》2捲全部及3卷已出之3期各兩份，一份贈與先生，一份乞先生轉贈介石先生。 《新月》談政治起於2卷4期，甚盼先生們能騰出一部分時間，稍稍流覽這幾期的言論。該“沒收焚毀”(中宣部密令中語)，或該坐監槍斃，我們都願意負責任。但不讀我們的文字而但憑無知黨員的報告，便濫用政府的威力來壓迫我們，終不能叫我心服的。 ⑤
羅隆基的事終於無可挽回，他只好以譯文賣稿為生。但胡適既送雜誌，又表心跡，希望“互相認識”，還是有作用的。
這年10月，胡適又要到上海參加太平洋國際學會。會前，他與丁文江曾奉召去南京晉見蔣介石。 10月14日的《申報》，登載“南京專電”稱：
丁文江，胡適，來京謁蔣。此來系奉蔣召，對大局有所垂詢。國府以丁、胡卓識碩學，擬聘為立法委員，俾展其所長，效力黨國。將提14日中政會簡任。
蔣介石特別召見胡適、丁文江，“垂詢”大局，可見在蔣氏那一面，對胡適是有了相當的認識，也相當的器重了。這是胡適第一次晉見蔣介石。謁蔣以後，他便迅速去上海開會，會畢又迅即北上。後來“簡任”沒有，不得其詳。至少大約開始建立起“一個初步的共同認識”罷。當時，有位“敬”先生給胡適寫信說：
太平洋學會，公速北還，絕無痕蹟之好機會，可以保留獨立發言之地位。愛公或無如弟者，唯形跡稍疏耳。在君(按，即丁文江)請其一個月之猶豫亦可打消，不如再來為要。 ⑥
據此可知，胡適、丁文江與蔣介石當局之間，大約達成了某種諒解，但又都希望“絕無痕跡”；而此後，蔣介石肯定要藉重胡適、丁文江，以其“獨立發言”之地位，來為黨國效力了。這年11月11日，蔣介石便致電胡適：“財政委員會業經組織成立，茲定於本月15日上午九時在國民政府開第一次會議，即希屆時出席為荷。委員長蔣中正。真(十一日)”報上也公佈了該委組織大綱及委員名單，胡適以“學者”身份與蔣中正、林森、宋子文等“政府”首腦同列委員。胡適自己也覺得財政委員會的發表，“可謂'神速'”，只是因為“北歸後即病”，未能出席會議。 ⑦
①見1930年11月15日《申報》；並參看1930年11至12月間楊亮工、高一涵、蔡元培、傅東華等致胡適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中冊，第30～33、36～37頁。
②轉引自胡適1930年11月25日致胡漢民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32～33頁。
③1930年12月9日胡漢民隨從秘書處致胡適信，見同上書，中冊，第34頁。
④胡政之1930年12月25日致胡適信，見同上書，中冊，第36～37頁。
⑤胡適1931年1月18日致陳布雷信(稿)，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40頁。
⑥“敬”1931年11月1日致胡適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85頁。寫信人署名“敬”。耿雲志先生據中國近代史所藏胡適檔案，1930年9月17日陳叔通寄所作《季常死狀》一文給胡適，該文署陳叔通，而信末署“敬”；又將檔案中信件筆跡對勘，考定此信系陳叔通所寫。 (見耿著《胡適年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4頁)陳叔通，名敬第，後以字行。長期任上海商務印書館董事和浙江興業銀行董事。
⑦參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0冊，1931年11月11日。 （三版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