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是胡適來到這個世界的第40個年頭。按中國的傳統算法，他可以說是40歲的人了。這年6月，他便開始寫自傳《四十自述》。 ①這是他的“傳記熱”的一個小小的表現。
胡適從小喜歡記古人嘉言懿行的文字。兒時讀朱熹的《小學》，那裡面記載的幾個可愛人物，如汲黯、陶淵明等，使他數十年而不忘，並且從中悟出了傳記文學有重要的教育意義。他後來說：
朱子記陶淵明，只記他做縣令時送一個長工給他兒子，附去一封家信，說：“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這寥寥九個字的家書，印在腦子裡，也頗有很深刻的效力，使我三十年來不敢輕用一句暴戾的辭氣對待那幫我做事的人。這一個小小例子可以使我承認模範人物的傳記，無論如何不詳細，只須剪裁的得當，描寫的生動，也未嘗不可以做少年人的良好教育材料，也未嘗不可介紹一點做人的風範。
②
青年時代，尚在中國公學讀書的胡適，便開始試作傳記文章，《競業旬報》上曾發表過他最早寫的《中國第一偉人楊斯盛傳》和《中國愛國女傑王昭君傳》，立意文字都是少年人所難得的。留美時寫過《康南爾君傳》。倡文學革命以後，更寫了不少今人古人的傳記和年譜。剛到40歲便動手作自述。後來逃亡美國，又有半部“口述自傳”，③還寫了一本十餘萬字的《丁文江的傳記》。 ④這後兩項自然是後話了。胡適不僅自己寫過許多傳記，還常常勸別人寫自傳，⑤足見他是一個“傳記熱”。
胡適之所以重視傳記文學，主要是著眼於它的感化教育功能。他常常慨嘆中國傳記文學太不發達，也是基於這種認識。他曾分析過我國教育培養人才方面的六種缺陷，其中的一項便是——
傳記文學太貧乏了，雖偶有偉大的人物，而其人格風範皆不能成為多數人的讀物。 ⑥
他對比西洋教育的長處，也是六種，其中的一項便正是“傳記文學特別發達”，而且多能寫生傳神，又纖細詳盡，能夠成為後人學習效法的榜樣。因此，胡適下決心大力提倡傳記文學。
1929年，張孝若為他的父親張謇先生編文集，撰年譜，作傳記，便得到胡適的熱情支持。這位張謇先生，字季直，是清光緒甲午科狀元，隨後投身實業和教育，成為我國近代一位著名的實業家和教育家。雖然他後來政治上趨於保守反動，企業也因負債過多而破產了；但胡適仍稱讚他是“失敗的英雄”。他的兒子要做先人傳記，胡適自然積極支持，鼓勵，還慨然答允給孝若的先傳作了一篇序。
這篇《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序》，⑦事實上可以算作是胡適提倡傳記文學的一篇專論。他首先分析了中國傳記文學為何不發達，原因有三：第一是缺乏崇拜偉大人物的風氣，第二是忌諱太多，第三是古文難以傳神寫生。都很有見地，特別是第二點分析，深中我國傳記文章的痼疾。他指出：
傳記的最重要條件是紀實傳真，而我們中國的文人卻最缺乏說老實話的習慣。對於政治有忌諱，對於時人有忌諱，對於死者本人也有忌諱。聖人作史，尚且有什麼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謬例，何況後代的諛墓小儒呢!……故幾千年的傳記文章，不失於諛頌，便失於詆誣，同為忌諱，同是不能紀實傳信。
這裡，胡適正面提出了傳記文學“紀實傳真”的原則與要求。他認為，真實性是傳記文學最重要的條件，一定要說老實話，既不可諛頌，亦絕不應詆誣，而要能寫出傳主的“實在身份，實在神情，實在口吻”。
對於近代中國的一些重要歷史人物，胡適認為都應該寫傳記，而且——
應該有寫生傳神的大手筆來記載他們的生平，用繡花針的細密工夫來搜求考證他們的事實，用大刀闊斧的遠大識見來評判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
所謂“寫生傳神的手筆”，“細密的考證工夫”，“遠大的識見”，這三項加上說老實話，不諛不誣，便可以概括古人所謂良史的“才、學、識、德”，是對傳記文學作者的全面要求。缺了其中的任何一項，都不能算一個好的傳記作者，也難以寫出好的傳記作品來。
胡適對於文學，往往是“提倡有心而創作無力”；但傳記的創作倒還是不錯的。
他曾到處勸老輩的朋友們寫自傳，卻都是口頭上答應，筆頭上不實行。他便自己動筆，開始寫自傳。他原來打算“從這40年中挑出十來個比較有趣味的題目”，用小說式的文字來寫。第一篇寫他父母親的婚事就是這樣，頗有一些想像虛構的成分。當時曾得到徐志摩的熱烈讚許，胡適自己也高興，誤以為這是“自傳文學上的一條新路子”。後來，他還是拋棄了這種小說式的寫法，走上了正道。他說：
我究竟是一個受史學訓練深於文學訓練的人，寫完了第一篇，寫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覺的拋棄了小說的體裁，回到了謹嚴的歷史敘述的老路上去了。
⑧
這一變，雖然“頗使志摩失望”，但畢竟變得對；否則，《四十自述》會是另一種樣子，不成其為自述，也就很難說有史料的價值了。
歷史的敘述，只要剪裁得當，描寫傳神生動，也能得好的效果。即如《四十自述》，在《新月》上登出前3章以後，劉大傑曾寫信給胡適，評論說：
《新月》上你那三篇文章，我最愛第二篇《九年間的家鄉教育》。那篇給予人的印像是很深的。最成功的一點，是在純樸的家園的生活裡，反映出來一個聰明的孩子和一個慈愛而又是孤苦的母親相依為命的活潑的面影。 ⑨
他的看法大致是公允的。好的傳記，應該是既具真實性，為讀者提供信史；又應該形象、具體、生動、傳神，給讀者以文學的趣味。
現在的這本《四十自述》，其中自然難免有“與當日事實不符的地方”，也難免有諱飾的筆墨，但基本上還是“謹嚴的歷史敘述”，甚至也不加諱掩地寫出了他少年時代曾經打牌、喝酒、逛窯子等惡習。文字也自然流暢，間有生動傳神之處。雖然不一定像他自己宣言的那樣“赤裸裸的敘述”，卻也是大致可信而又可讀的一部自傳。
胡適從40歲在上海開筆寫自述，遷居北平後陸續寫了幾章，43歲那一年方才與讀者見面。遺憾的是，由於種種事情打斷，他只寫出了赴美留學以前的一段生活。
雖也自成段落，畢竟只是“半部書”，而且是始終沒能續完的“半部書”。
①《四十自述》從1930年6月動手，在上海成兩章，遷居北平後至1932年9月，陸續寫完留學前的一段生活，共6章。都在《新月》雜誌上刊載過。 1933年6月，作“自序”，9月，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
②《論領袖人才的來源》，原載《獨立評論》第12號，1932年8月7日出版；後收入《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12月初版，題為《領袖人才的來源》。引文見該書1937年4月3版，卷四，第514頁。
③《胡適口述自傳》，是50年代胡適在美國時，為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口述歷史學部”用英語口述的自傳。口述時曾得他的少年朋友唐德剛君的協助；後又由唐氏整理，譯為中文，由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於1981年3月出版。據胡適手擬的口述自傳大綱看，這本口述自傳只完成原計劃的前半，也只是“半部書”。
④《丁文江的傳記》，也是胡適逃亡美國時所作，於“1956年3月12日晨三時寫完”。共17章，約12萬餘字。同年11月，由台北“中央研究院”印行，為《中央研究院院刊》第3輯(中央研究院故總幹事丁文江先生逝世二十週年紀念刊)的抽印本；1960年，由台北啟明書局出縮印本。
⑤胡適曾先後勸林長民、梁啟超、梁士詒、蔡元培、張元濟、高夢旦、陳獨秀等許多人寫自傳，參看《四十自述自序》。
⑥參看《論六經不夠作領袖人才的來源》，《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卷四，第521～522頁。
⑦《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序》，原載張孝若編《南通張季直傳記附年譜年表》卷首，上海中華書局1930年出版；並收入《胡適文存三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30年9月初版。下面的引文，見該書1931年6月3版，卷八，第1087～1091頁。
⑧《四十自述自序》，見該書卷首，又見《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卷五，第627～628頁。
⑨劉文傑1931年2月27日致胡適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中冊，第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