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徐志摩、梁實秋、羅隆基、葉公超、丁西林等人，於1929年3月又組一個“平社”，準備辦一個《平論》周刊，未成；後又擬出一部書，總題為“中國問題”，每人任一方面，並有了明確的分工，①但也不見結果。恰好因《新月》談人權，談出麻煩來了。胡適的中國公學校長雖然沒有明令撤職懲處，卻也給學校惹了麻煩。他只好引咎向校董會辭職。 《新月》呢?更麻煩，隔幾個月才又出了一期，不死不活。胡適與同人等議論，改弦更張，另換題目，便討論“怎樣解決中國的問題”。
這也是一個敏感的政治問題。為了不再惹麻煩，大家認為必須先寫一篇“概括的引論”，以便向社會各界，自然也向當局，表明《新月》同人對中國問題的“根本態度”。
還是由胡適先出馬。大家公推他來寫這篇引論。於是，由胡適起草，經大家討論，在《新月》第2卷10號上發表了《我們走那條路》一篇皇皇大文。 ②這頭一炮放得頗為奇特，放出了一個“五鬼亂中華”的奇論!胡適寫道：
我們要打倒五個大仇敵：
第一大敵是貧窮。
第二大敵是疾病。
第三大敵是愚昧。
第四大敵是貪污。
第五大敵是擾亂。
這五大仇敵之中，資本主義不在內，因為我們還沒有資格談資本主義。資產階級也不在內，因為我們至多有幾個小富人，哪有資產階級?封建勢力也不在內，因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了。帝國主義也不在內，因為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
這就是說，中國之所以壞到這般地步，都是這“五大惡魔”鬧的；而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都不在“五鬼”之列，都不算中國人民的敵人了。這是胡適博士的一個最奇特的創造!
奇論一出，全國震驚。當即有位梁漱溟先生，在《村治》第2號上發表文章，說胡博士的立論是八個字：“輕率大膽，真堪驚詫!”③梁氏是在一文上簽名的“提議人”之一，贊成胡適的“好政府主義”。因此他對胡適此一奇論的質問與批評，在當時頗有一點代表性，我們不妨多抄幾句原文如下：
在三數年來的革命潮流中，大家所認為第一大仇敵是國際的資本帝國主義，其次是國內的封建軍閥；先生無取於是，而別提出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五大仇敵之說。帝國主義者和軍閥，何以不是我們的敵人?……先生所說五大仇敵誰不知得，寧待先生耳提面命?所以不像先生平列舉出這五樣現象的，蓋由認識得其癥結皆在一個地方。疾病，愚昧，皆與貧窮為緣；貪污則與擾亂有關；貧窮則直接出於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擾亂則間接由帝國主義之操縱軍閥而來：故帝國主義實為癥結所在。這本是今日三尺童子皆能說的濫調，誠亦未必悉中情理；然先生不加批評反駁，閉著眼只顧說自家的話，如何令人心服?尤其是論貧窮縱不必都歸罪到帝國主義，而救貧之道，非發達生產不可；帝國主義扼死了我產業開發的途路，不與他為敵，其將奈何?……先生雖能否認封建的存在，但終不能否認中國今日有軍閥這一回事。軍閥縱非封建制度封建勢力，然固不能證明他非我們的仇敵；遍查先生大文，對軍閥之一物如何發付，竟無下文，真堪詫異!
胡適讀了梁漱溟的信，也覺得自己的文章有“太簡略”之嫌，漏洞太多，要設法補救，便又發表《答梁漱溟先生》一封公開信。 ④仍多方辯護，否認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敵人；而關於軍閥的問題，胡適則說：
至於“軍閥”問題，我原來包括在“擾亂”之內。軍閥是擾亂的產兒，此20年來歷史的明訓。 ……先生說，“擾亂固皆軍閥之所為”，此言頗不合史實。軍閥是擾亂的產物，而擾亂大抵皆是長衫朋友所造成。 20年來所謂“革命”，何一非文人所造成?20年中的軍閥鬥爭，何一非無聊政客所挑撥造成的?近年各地的共產黨暴動，又何一非長衫同誌所煽動組織的?此三項已可概括一切擾亂的十之七八了。
姑且不論他們爭論的“擾亂皆軍閥之所為”，還是“軍閥是擾亂的產物”，胡適總算也承認軍閥是“五鬼”中的一鬼的一部分了；他又把“近年各地的共產黨暴動”，與軍閥一起歸入“擾亂”，當成了敵人。對於胡適和新月社的這種“根本態度”，國民黨蔣介石當然不應再“懲辦”，而應深表歡迎了。
怎麼來打倒這“五鬼”呢?胡適宣傳的還是他那一點一滴的改良主義。他說：
這五大惡魔是我們革命的真正對象，而他們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這五大敵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條路，就是……一步一步的作自覺的改革，在自覺的指導之下一點一滴的收不斷的改革之全功。
這也是胡適及新月社同人的“根本態度和方法”。他們反對革命，堅持改良，甚至“寧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張革命。
看到這些，人們卻反而難以明白，胡適他們要走的“那條路”是一條怎樣的道路呢?從革命的對像到革命的方法，既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相對立，也與中國國民黨打倒列強、剷除軍閥的革命路線相對立。說它是一條自由主義的道路罷?似乎也不對，因為連資產階級那一點反帝反軍閥專制的精神也見不著了。真是一條無以名之的奇特道路。
①關於“平社”，可參看《胡適的日記》，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手稿本，第8冊，1929年3月25日、4月21日、5月11日、5月19日有關記載。其中5月19日前，附有“平社中國問題研究日期單”，其分工列表如下：
（三版註）
②《我們走那條路》，於1930年4月10日寫成，12日晚上提出討論，13日胡適補作“緣起”，然後發表在《新月》雜誌第2卷第10號；後收入《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12月初版。本節所引文字，未註出處者，均見此篇。
③梁漱溟《敬以請教胡適之先生》，是以公開信的形式，發表於《村治》第2號，轉載於《新月》雜誌第3卷第1期之“通訊”(關於“我們走那條路”一文的討論)欄內；後由胡適收入《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作為《我們走那條路》一文的“附錄一”。下引梁文，均據此。台北遠東版《胡適文存》第4集，經作者刪改，本篇所附錄的梁漱溟文被刪去。
④載《新月》第3卷第1期，後收入《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作為《我們走那條路》一文的“附錄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