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5月，胡適邀集丁文江、蔣廷黻、傅斯年、翁文灝等幾個朋友，發起成立“獨立評論”社，創辦了一個專門談政治的周刊《獨立評論》。第1期刊登胡適所作的《引言》，便標榜所謂“獨立精神”，說：
我們叫這個刊物做《獨立評論》，因為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
這是獨立的精神。 ①
後來，胡適還多次反復強調、宣揚這個“獨立精神”，並指責別人不獨立。他說：
現今有許多人所以不能獨立，只是因為不能用思考與事實去打破他們的成見；又有一種人所以不能獨立，只是因為他們不能抵禦時髦的引誘。 ……我們不說時髦話，不唱時髦的調子，只要人撇開成見，看看事實，因為我們深信只有事實能給我們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們獨立。 ②
他們強調事實和真理，強調“獨立精神”，顯然是不錯的。他們社辦的刊物，不要任何黨派津貼，也不要什麼老闆問津；而是社員各捐自己薪俸的百分之五作為基金，社員作文不取報酬，在經濟上也是獨立的。 ③那麼，《獨立評論》是怎樣講事實，講真理，怎樣貫徹“獨立精神”的呢?
《獨立評論》創刊的時候，正是“九一八”和“一?二八”事變之後，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略中國的嚴重時刻。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卻堅持對日不抵抗，對內加緊“剿共”的政策，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在對共產黨領導的蘇區接連三次“圍剿”失敗之後，又積極策劃發動第四次“圍剿”，到1934年更傾全力發動第五次“圍剿”。那時的中國，“邊地”上是日本兵打進來，日本飛機炸進來；
在“腹地”，是中國兵打進去，中國飛機炸進去。真是炮火連天，哀鴻遍野啊!
那麼，聚集在《獨立評論》周圍的這一群自由派知識分子，怎樣看待當時中國的這些基本事實呢?其實他們的思想和政見也並非完全一致。他們中間也有真誠地嚮往“獨立”的，有的則是不能不裝一點“獨立”的門面。例如胡適與丁文江的文章，也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說點“公平”話，不承認共產黨是“匪”。他們說：
大家都知道國民政府所謂匪，就是武裝的共產黨。自從國民黨反共以來，對於反共的名詞，經過了幾次的變遷。最初的時候是“清共”，以後是“討共”，到了最近是“剿匪”。但是共產黨並沒有因為國民黨對於他們改變了稱呼，就喪失了他們政黨的資格；更沒有因為由“清”而“討”而“剿”，減少了武裝的勢力。
……事實上是長江流域產生了第二個政府。 ④
這說的確乎是事實。他們甚至呼籲國民政府“正式承認共產黨不是匪，是政黨”
，並“停止一切武力剿匪的計劃和行動”。這也確乎有一點“公平”。然而，他們又說“國民政府為自衛計，想用兵力剷除這樣迫脅它自身存在的政敵，這種心理是一個政府不能沒有的”。這自然是為國民黨政權著想，“剿共”還是必要的。他們畢竟是以第三者的面目出現，有一點“獨立”的色彩。
有的文章作者，不贊成共產黨用兵力來革命，卻也利用回鄉機會，到處查訪共軍的情形，向與共產黨確無關係的老同學打聽“剿共”的消息，偶爾也向讀者報告某些實際情形，如國民黨地方政府如何“藉口剿共防匪可以無限制的加徵”錢糧；國民黨官軍如何“騷擾或叨擾”百姓；以及“剿共軍隊愈多，共軍勢力必日大一日”，“因為向來政府派往剿匪的軍隊把槍械賣給他們”；共產主義對貧苦老百姓，“真所謂暗室明燈”，“勢必如燎原之火”。 ⑤這些情形反映得比較客觀，也確有一點“獨立”的色彩。
胡適的有些文章，在讚揚近代中國為了各種革命慷慨殺身的志士時，甚至也一併讚揚那些為“共產革命而死的無數青年”，認為“他們慷慨獻身去經營的目標，比起東林諸君子的目標來，其偉大真不可比例了”，他們為的是“全民族的解放，整個國家的自由平等，或他們所夢想的全人類社會的自由平等”。 ⑥胡適也並不諱言“蘇俄的進步是日新月異的”，並說“蘇俄的偉大的試驗，在這兩年之中，也逐漸得著了世人的承認與了解”，⑦這些也都顯出一點“獨立”的色彩。
但是，這種“獨立”的招牌掛不多久，刊物上就逐漸地常有“清共剿匪”，“先剿匪，後抗日”一類的詞語。 ⑧1932年9月，丁文江發表一篇政論，題目就叫“抗日剿匪與中央政局”，文章說：
9月18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了一篇《告全國人民書》。其中可以分做三段……是抗日，剿匪，與異黨合作(按，指追隨國民黨的一些小黨)，以謀根本的建設三件事體。以原則而論，國內的多數人大概可以贊成。 ……“國未有心腹之患未除而能抵禦外侮者”，這當然是常識，任何人不能否認的。 ⑨
這些言論顯然是為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作辯解與闡釋的，隱含的是反共精神，卻看不到什麼“獨立”精神了。
1934年至1935年間，國民黨政府在第五次“圍剿”中得逞。中國工農紅軍被迫撤離南方革命根據地，開始長征。這時的《獨立評論》便連篇累牘刊載擁護“剿匪”的文字，如任叔永的《剿匪中的四川問題》，宋益清的《從四川匪區回來》等等。 ⑩以後一篇文章為例，“匪”字滿紙，且說共軍所駐的地方“都有白骨叢塚”，縣蘇維埃所在地“殺人特別集中，萬人坑有70之多”，保衛局“附近的萬人坑很多”，把紅軍和共產黨描繪成了殺人的魔王。而胡適竟在《編輯後記》中，特別讚揚這篇反共文章“是一篇很有史料價值的文字”，又讚揚這位反共作者俱有什麼“史家的精神”。從此，擁蔣反共的態度就相當明朗了。胡適自己也在他的《南游雜憶》中，情不自禁地直接出來歌頌“剿共”的勝利，說：
我們在廣西旅行，不能不感覺到廣西人民的武化精神確是比別省人民高的多，普遍的多。 ……去年蕭克西竄，廣西派出剿禦的軍隊只有六團是省軍，其餘都是民團，結果是把蕭克的主力差不多打完了。去冬朱毛西竄，廣西派出的省軍作戰的只有十一團，民團加入的有15個聯隊，共約二萬人，結果是朱毛大敗而逃，死的三千多，俘虜七千多。
對省軍和民團的讚揚，與對共產黨和紅軍失敗的描敘，字裡行間流露出的心情，是何等鮮明的對照!
對於國民黨蔣介石，《獨立評論》一班人的基本傾向，是同情和支持，但也保持一點距離，也存在一些不大不小的矛盾。傅斯年曾說：
國民黨固曾為民國之明星者若干年；而以自身組織紊亂之故，致有今日拿不起放不下之形勢。 ……國民黨誠然太對不起國民，……我們這專心同情於國民黨及其前身20多年的人最傷心，今日誠有啞子吃黃連的苦處。
他的這番話頗有特點，頗為坦白，也頗有代表性。 “啞子吃黃連的苦處”一句妙語，正惟妙惟肖地寫出了《獨立評論》一些人的複雜心情：他們不相信共產黨，卻又哀怨國民黨不爭氣。他們是高等知識分子，不像一般胡塗政客黨人，更不是勢利昏庸的三四等奴才。看到國民黨那樣拿不起放不下的形勢，雖然同情支持，卻又有許多說不出的怨恨和憂傷。
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們對國民黨也作一點批評，提一點忠告，有時甚至言詞也很尖銳。如批評國民黨的“黨化教育”，說：“黨化與教育，是不能並立的：有了黨化，便沒了教育；反過來說，要有教育，先取消黨化。”又批評國民黨政府“箝制報紙言論與新聞”自由，“停止郵寄，或拘捕記者，或封禁報館，——這種事件實在是把一個現代政府自己降低到和舊日張宗昌一輩人的政府做同輩”，並希望“領袖諸公應該早日停止一切'統製文化'的迷夢”。立論相當尖銳，但都是寄希望於國民黨政府改良統治。
1933年3月，國府行政院長汪精衛致信胡適，請胡出任教育部長。胡適卻打定主意不做官，复汪信說：
我細細想過，我終自信我留在政府外邊能為國家效力之處，似比參加政府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這一點獨立的地位，決不是圖一點虛名，也決不是愛惜羽毛，實在是想要養成一個無偏無黨之身，有時當緊要的關頭上，或可為國家說幾句有力的公道話。一個國家不應該沒有這種人；這種人越多，社會的基礎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間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雖不能至，心實嚮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許我留在政府之外，為國家做一個諍臣，為政府做一個諍友。
這是胡適內心的真實自白，也可以代表《獨立評論》中一些人的心聲。他們標榜“獨立精神”，要保持一點“獨立”的門面，為的是要更好地為政府說話，為黨國做“諍友”和“諍臣”!
①載《獨立評論》第1期，1932年5月22日出版。
②胡適《獨立評論的一周年》，載《獨立評論》第51號，1933年5月21日出版。
③當年住在胡家，為胡適幫辦書稿抄寫整理等工作的章希呂，曾在日記中記下“獨立評論社”初發起時，社員捐各自薪俸百分之五的名單如下：
丁在君(共捐240元)
任叔永(360元)
竹堯生(330元)
吳陶民(340元)
胡適(360元)
翁詠霓(240元)
陳衡哲(240元)
傅孟真(200元)
蔣廷黻(240元)
顧湛然(520元)
週眉生(180元)
週寄梅(50元)
吳景超(30元)
※張奚若(570元)
※Cem Crozier(300元)
以上共4200元，為獨立社之基本金。張奚若和Cem非捐款，而是歸還努力社款(張)和別的款(Cem)撥入的。 （三版註）
④丁文江《所謂“剿匪”問題》，載《獨立評論》第6號，1932年6月26日出版。文末有胡適的“附註”雲：
丁先生寫成此文，給我全權修改。從第五段以下，全是我改作的。來不及送丁先生審校了，只好由我聲明負責。
由此可見，該文的觀點不僅是胡適所同意的，有的還是他修改的，當然也就是他的觀點。
⑤毛子水《南行雜記》“一關於剿共的”，載《獨立評論》第18號，1932年9月18日出版。
⑥《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載《獨立評論》第117號，後收入《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出版。
⑦參看《協作外交原來是焦土外交》(載《獨立評論》第98號)，及《獨立評論》第101號《編輯後記》。
⑧參看葉叔衡的《現在要集中全國的知識能力來解決國防問題》(載《獨立評論》第16號，1932年9月4日出版)，蔣廷黻的《未失的疆土是我們的出路》(載《獨立評論》第47號，1933年4月23日出版)。
⑨丁文江《抗日剿匪與中央政局》，載《獨立評論》第19號，1932年9月25日出版。
⑩任叔永的《剿匪中的四川問題》，載《獨立評論》第119號，1934年9月23日出版；宋益清的《從四川匪區回來》，載《獨立評論》第120號，同年9月30日出版。
見《獨立評論》第120號的《編輯後記》。
《南游雜憶》“四廣西的印象”，載《獨立評論》第164號，1935年8月12日出版。 《南游雜憶》全書，同年10月由國民出版社出版。
傅斯年《“九一八”一年了!》，載《獨立評論》第18號，1932年9月18日出版。
任叔永：《黨化教育是可能的嗎?》載《獨立評論》第3號，1932年6月5日出版。 （三版註）
胡適：《汪蔣通電裡提起的自由》，載《獨立評論》第131號，1934年12月1日出版；本文又載《大公報》1934年12月9日“星期論文”。 （三版註）
胡適1933年4月8日致汪精衛信(稿)，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中冊，第20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