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3月，正當《新月》在黃浦江邊升起的時候，上海吳淞海邊的中國公學發生風潮，至4月底尚未解決，校長何魯辭職。校董會推胡適繼任，希望他能出面維持，平息風潮。胡適因母校的關係，慨然允諾，於4月30日就任中公校長。
胡適接長中國公學以後，頗多興革。當時的中國，既缺人才，又缺經費，很難辦一個完善的大規模的大學。中公經費更是異常困窘，瀕於破產的境地，卻設有文、商、法、理工4院，17學系，而學生僅三百餘人。胡適覺得非裁併改革不可。他在所作校史中說：
我們覺得何魯先生任內所定學科組織的規模太大了，不是公學的經濟狀況能負擔的，故自十七年暑假起，裁撤工學院與法學院，其餘學係也經裁併，改為文理學院及社會科學院，共兩院，七學系。原有之商學院成為社會科學院中之商學系。
餘六係為中國文學系、外國語文學系、哲學系、數理學系、史學社會學系、政治經濟學系。 ①
這樣改革，實事求是，經過一段努力，竟把學校“從破產中救了出來，使他有很大的發展”，以致興旺發達起來了。 ②學生最多時達到1300餘人；而全校只有會計1人，事務1人，舍監1人，職員共計僅14人。 ③比起今日一些機構臃腫的大學來，真可以算得上精兵簡政了。
作為大學校長，胡適非常重視學生智能的培養。他在中公設立了獎學金，獎勵學生讀書；並積極提倡寫作及各種學術研究會、演講會等活動。胡適認為，這些活動可以引起學生讀書的興趣，幫助思想學問。他曾說：
我們相信，文字的記錄可以幫助思想學問：可以使思想漸漸成條理，可以使知識循序漸進。 ……商家的賬簿上往往寫著“勤筆免思”；其實勤筆不是免我思想，正是助我思想。 ④
在胡適的提倡與鼓勵之下，學校創辦了《吳淞月刊》，學生中也辦起了《野馬》等許多刊物，出現了一種自由、主動、活潑的讀書風氣。
胡適也相當重視體育，曾親自為全校運動會寫了一首短歌：
健兒們大家上前。
只一人第一，要個個爭先。
勝固然可喜，敗亦欣然。
健兒們大家上前。
健兒們大家齊來。
全體的光榮，要我們擔戴。
要光榮的勝，光榮的敗。
健兒們大家齊來。 ⑤
他所看重的不僅是學生體格的鍛煉，而且重視運動場上對學生品格的培養，希望青年們養成一種堂堂正正的運動員風度。
對於校中成績突出的青年學生，胡適非常熱心培養扶持，甚至有些偏愛，卻也相當嚴格。當時文理學院的學生羅爾綱，平時一點也不活躍，在校中無聲無息。但他成績優秀，得過學校首屆獎學金，文化史的論文也作得不錯，很得胡校長的賞識。 1930年夏，羅爾綱要畢業了。畢業前夕，他給胡適寫了一封信，請求他介紹工作。胡適便約請羅爾綱做家庭教師，並收他做“徒弟”。羅氏在胡家先後五年，除指導祖望、思杜兄弟倆讀書外，又幫助抄錄整理胡鐵花先生的遺集，⑥並在胡適的指導下研究史學。後來，羅爾綱寫了一本《師門辱教記》的自傳，記述這五年跟胡適做“徒弟”的生活，頗為親切生動。其中寫道：
我一入師門，適之師就將“不苟且”三字教訓我，我以前謹遵師教。到了妻兒來北平後，為了要賣稿補助生活，一大部分文章不得不粗製濫作了。 ……至今想起來還是一件痛心的事。
我十分慚愧，又十分感激，當我每次發表這種文章的時候，就得到適之師給我嚴切的教訓。
據羅爾綱所記，胡適對他的幾次批評確是很嚴厲的，但嚴厲之中卻也能給人以啟迪；而對羅氏的成績，胡適也多有稱許和鼓勵。 ⑦羅爾綱後來研究史學頗有成就，尤為太平天國史的著名學者。他自己認為，跟胡適的指導與嚴格要求是分不開的。
吳晗，當年名春晗，也在中國公學唸書，也是胡適的一個得意門生。在胡適講授中國文化史課程時，吳晗得到胡適的指導和幫助，寫出了他的第一篇學術論文《西漢的經濟狀況》，也得到胡校長的賞識。後來，胡適被迫離開中公，吳晗也離校北上，考入了清華大學歷史系二年級。胡適又介紹他在學校謀得當“工讀生”
的機會，解決了經濟困難；又親書一副對聯送給他，寫著：
大處著眼，小處著手；
多談問題，少談主義。
胡適還寫信勉勵吳晗，要他“訓練自己作一個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學者”；並在《大公報》上撰文，希望大學生們以吳晗為榜樣，“埋頭讀書，不問政治”。吳晗那時確也深受胡適的影響，不僅把胡適送的對聯掛在自己的房間裡，也給胡適辦的《獨立評論》寫文章，並且按照胡適的指導和要求，成了專治明史的著名學者。 ⑧但是，吳晗是一個熱血青年，看到黑暗腐敗的現實，他怎麼坐得下圖書館而無動於衷呢?他給胡適寫信，說：
處在現今的時局中，黨國領袖賣國，政府賣國，封疆大吏賣國，……翻開任何國任何朝代的史來看，找不出這樣一個卑鄙無恥、喪心病狂的政府，也很難找到這樣一個麻木不仁、渾渾噩噩的國民。
他這些痛苦，不敢“向有黨籍的人吐露”，因此向胡適傾訴，說自己“過去備受先生的訓誨指導”，也希這時能給他“指示一條應走的路”。 ⑨胡適卻難以為力。後來吳晗思想轉變，走上了與胡適相反的道路，成為一位堅強的民主鬥士。
當時中國公學的學生中，還有一位吳健雄女士。後來她留學美國，胡適對她仍經常關心指導。她終於成了名滿天下的物理學家，胡適常常以有這樣的學生而自豪。 ⑩吳健雄呢，對胡適的教導也終生不忘。 1985年，她應邀回祖國參加母校南京大學校慶紀念，對青年後生談治學經驗時，猶說到胡適先生對她的教導和關心，是她後來積極進取的動力。
為了培養學生，大學最重要的是要聘請好的教授。胡適接長中公以後，雖受各方麵條件的限制，還是努力延聘，羅致了一批英美留學生到校任教，使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教授較為齊整。他聘請教授，有蔡元培的作風，不限資格，不分派系。如中國文學系，有王運的弟子馬宗霍教先秦文學與《說文》，有左派作家白薇教戲劇，有陸侃如、馮沅君教古典詩詞考釋，有鄭振鐸、梁實秋教西洋文學等等，還有年輕作家沈從文教小說創作。又聘請高一涵先生任社會科學院院長，胡適自兼文理學院院長，還兼授“文化史”一門課程。他每週除了來校上課，洽商校務及主持各種會議和活動之外，大部分時間仍住在滬西極司斐而路寓所，從事學術研究和寫作。在任中公校長的兩年間，出版了《白話文學史》上卷，《廬山遊記》、《人權論集》，編校了《神會和尚遺集》，還寫了收在《胡適文存三集》裡的許多文章。這樣一位飽學而勤奮的校長，在研究和寫作方面有這許多成果，對教員，對學生，對學校的學風，將會產生怎樣良好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胡適不拘資歷，破格延聘沈從文來校任教，在中國公學曾傳為美談。
沈從文，湖南鳳凰人。只念過小學，大兵出身。後來刻苦自修，創作小說，多發表在《現代評論》和《晨報副刊》上，成了《現代評論》的一個台柱作家，頗得讀者的喜愛。 1928年春天，沈從文來到上海，與丁玲、胡也頻夫婦合辦《紅黑》雜誌和紅黑出版社。他們三人有很深的友誼。後來胡也頻被國民黨政府逮捕殺害，沈從文曾多方奔走，協助丁玲設法營救。但據沈的好友丁玲女士說：
沈從文因為一貫與新月社、現代評論派有些友誼，所以他始終有些羨慕紳士階級，他已經不甘於一個清苦的作家的生活，也不大滿足於一個作家的地位，他很想能當一個教授。
那時候，教授的社會地位遠比作家高，因為自學可以當作家，搞創作；卻很難成學問家，當教授。沈從文也想當教授。但他沒有學歷，小說雖然寫得好，卻不能算學問，因此難進大學的門檻。
胡適原來就器重沈從文，出任中公校長後，便聘請他來校教“小說習作”，破格提拔他當了教授。沈從文訥於言辭，小時候讀書也很不認真；但教書卻很認真。
為了給學生作習題舉例，他隨時用不同的藝術手法，寫了表現不同生活題材的許多作品，在藝術上作了多方面的探求。這些作品，大多發表在《新月》雜誌和《小說月報》上，是他在中公教書的一項大收穫。
沈從文在中公的最大收穫，是找到了他的終身伴侶——夫人張兆和女士。據說這事也與胡適校長有些關係，得到過胡適的幫助。當時中公已實行男女同校，但女同學為數不多。據中公校友回憶，張兆和女士心地善良，性格純樸，沉靜，又擅長球類體育，富健康美，被公認為中公的“校花”。許多男同學爭相追求，都被她一概拒絕，不予理睬，因此都知難而退了。惟有教師沈從文鍥而不捨，寫了許多情書給張。她起初也不理睬，後來被纏不過，便去極司斐而路找胡校長。進門時，張女士腋下夾著一個包裹；胡適見了，笑著說：“你何必送東西呢?”她打開包裹送到校長面前，說：“不是禮物，是沈先生寄來的一大堆信。請校長你看看。”顯然，張女士此行的目的，是求校長干預，回絕沈先生；並且說，“他是老師，不能對學生這樣!”胡適知道了張女士的來意，便笑著說：“師生戀愛並不犯法，在外國亦是常事，校長是不能干涉的。”談了半晌，張兆和起身告辭，胡適送她到門口，將那包信退還給她，並勸說道：“你不妨回他一封信，以後仔細觀察，如認為他並無惡意，做個朋友也好。否則，婚姻是不能勉強的。”胡校長侃侃一席話，無意中做了冰人，後來沈張戀愛居然成熟，於1933年9月9日結婚了。
從此，他們倆數十年間，風風雨雨，成了同甘共苦的忠誠伴侶。
①《中國公學校史》，原載《中公己巳級畢業紀念冊》，後收入《胡適選集》“歷史”冊，台北文星書店1966年6月版，第1～10頁。
②中國公學校董會1930年5月15日致胡適信，載《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中冊，第14～15頁。
③參看楊亮功所作《胡適之先生與中國公學》，載台北《傳記文學》第2卷第3期。
楊亮功先生是當時中國公學副校長，系胡適提名，由校董會聘任，1928年暑假中到校任職。
④《吳淞月刊發刊詞》，見《胡適文存三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37年6月3版，卷七，第975～976頁。
⑤這首歌作於1930年4月。後收入《胡適之先生詩歌手跡》(台北商務印書館1964年12月出版)，為《嘗試後集》之一首，題《中國公學運動會歌》。有人亦稱之為《健兒歌》。
⑥胡傳(鐵花)的遺著，經羅爾綱整理抄錄後，一直未印行。 1948年12月，胡適飛離北平時帶出，後帶往美國。其中的“日記”與“禀啟”，於1951年5月，由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書名為《台灣紀錄兩種》；後又按日期合編為《台灣日記與禀啟》，1960年由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印行。以上兩種版本，均署“胡傳著，胡適羅爾綱校編”。
⑦據羅爾綱的“自序”及胡適的“序”和“後記”，我們可知：羅爾綱的《師門辱教記》，是1943年3月間，應當時廣西省政府參議、桂林文化供應社總編輯錢實甫先生之約而寫的。 1944年6月，由桂林建設書店印出，“不到多少天，桂林便緊急疏散，所以在那個短促的時光內，此書還不曾得與廣大的讀者見面。”1945年，羅爾綱將修改本交獨立出版社總經理盧吉忱(逮曾)先生，準備重印；盧請胡適寫一篇序，但胡適拖到1948年8月才寫，書沒有印成。 1952年，胡適回台灣講學遊覽，順便向盧逮曾取得此書的修改稿本，於1958年自費印出，改題書名為《師門五年記》。 1963年，台北《傳記文學》第3卷第3期曾選載。此處引文即據《傳記文學》。
⑧參看金若年作《吳晗同志事略》，見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的《吳晗與“海瑞罷官”》一書，1979年8月1版，第115～116頁及121頁。
⑨吳春晗1932年1月30日致胡適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102～104頁。 （三版註）
⑩1962年2月24日，胡適主持台北的“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會議。下午，在為歡迎新老院士而舉行的酒會上，胡適致辭，中說：
我對於物理學是一竅不通，卻有兩個學生是名滿天下的物理家。一位是當年北大物理學系主任饒毓泰，一位是曾與李政道、楊振寧合作證驗“對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吳健雄女士。而吳大猷卻是饒毓泰的學生，楊振寧、李政道又是吳大猷的學生，算起該是“四代”了。這一件事我認為生平最得意的，也是值得自豪的。 (《民國百人傳》第1冊，第207頁。)
講完這些話不久，酒會結束時，他心髒病猝發倒地，便去世了。
參看方延明寫的“人物專訪”《重返母校，寄語後生——吳健雄教授談治學》，載1985年7月18日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
吳健雄女士，原就讀於中國公學，後轉入中央大學，解放後改稱南京大學。故中國公學、南京大學均為吳健雄女士的母校。
丁玲《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記胡也頻》，1950年11月，載《胡也頻小說選集》卷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版，第9頁。
沈從文在中國公學的教職，據當時的副校長回憶是“教授”，參見註③；但當時中公的學生李雄回憶，又說沈是“講師”(《敬悼胡適之先生》，載台北《暢流》半月刊第25卷第3期)。大陸學人尹在勤著《新月派評說》(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說到何其芳在上海中國公學唸書時，曾受沈從文的影響和賞識，其中也說沈“當時在該校任講師”，不知何據。筆者不便以這等事去詢問沈先生，姑從楊說，亦存李尹二說以備考。
參看李雄《敬悼胡適之先生》及程外《沈從文與胡適》(載《自由人》1957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