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魯迅，在五四時期，同屬《新青年》團體，同是文學革命倡導人，又同在北京大學執教。當胡適考證小說時，魯迅正教“中國小說史”一門課，從事中國古代小說的研究。 ①因此，他們在這一方面也曾經有過許多交往。
那時候，他們各自出版了著作，總要互相贈送；看到了對方論著中精闢的見解，也總會熱情地給予肯定和讚賞。胡適最先考證，從時代環境來分析金聖嘆腰斬《水滸》的原因。魯迅覺得很不錯，便多次徵引在自己的論著裡，並肯定說：
至於金聖嘆為什麼要刪“招安”以後的文章呢?這大概也就是受了當時社會環境底影響。胡適之先生說：“聖嘆生於流賊遍天下的時代，眼見張獻忠，李自成一般強盜流毒全國，故他覺強盜是不應該提倡的，是應該口誅筆伐的。”這話很是。
就是聖嘆以為用強盜來平外寇，是靠不住的，所以他不願聽宋江立功的謠言。 ②
對於胡適的《紅樓夢考證》，魯迅也徵引頗多，一再指出胡適的考證“最有力”
，對舊紅學的各種謬誤“已歷證其失”。他特別讚揚胡適考定作者生平的成績，說過去人們多不知道曹雪芹是何等樣人，“現經胡適之先生的考證，我們可以知道大概了”；魯迅還由此肯定胡適的“自敘傳”說，“實是最為可信的一說”。
③
胡適對於魯迅，一向懷著“最誠意的敬愛”。 ④對魯迅的，更是異常傾服，曾說：
在小說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頗有一點貢獻。但最大的成績自然是魯迅先生的；這是一部開山的創作，蒐集甚勤，取材甚精，斷制也甚謹嚴，可以替我們研究文學史的人節省無數精力。 ⑤
胡適做小說考證，也常常參閱徵引魯迅著作裡的材料與觀點。 1922年5月，他作《三國志演義序》，還專於文末註明：“作此序時，曾參用周豫材先生(按，即魯迅)的《小說史講義》稿本，不及一一注出，特記於此。”可見“參用”的材料和見解亦不在少數。他在魯迅的里，看到關於金聖嘆並沒有什麼《水滸》“古本”的論斷，覺得“很細密周到”，也很佩服，便詳細引述了一千餘字，訂正了自己原來假設有“古本”的錯誤。
他們當年還互相借閱書刊，抄寄材料，或書信文稿往還，討論切磋有關小說考證的問題。現存的魯迅日記、書信及《胡適的日記》裡，還留下了他們互相通信、訪問、互贈書籍文稿等許多交往的情況，雖不一定說是文壇的什麼佳話，卻也頗饒興味。 ⑥1921年，胡適做《西遊記序》，還不知道的作者是誰，只說是“明朝中葉以後一位無名的小說家做的”。後來，魯迅便幫助他蒐集，並抄寄了關於作者吳承恩的許多材料給他。胡適留存北京的部分日記裡，1922年8月14日便有這樣的記載：
豫材送來關於的材料五紙，信兩紙，一併粘在下面。
現在，這一天的日記裡仍保存著魯迅8月14日致胡適的原信二紙，還附著魯迅同月21日致胡適的另一封信，都是討論等小說的。 ⑦只是那五紙關於作者事蹟的材料，不知被什麼人剪去，但胡適早已“轉錄”在他後來做的《西遊記考證》裡了。 ⑧
胡適考證小說，喜歡收集好的版本；“孤本秘集”，輕不示人。就在這年6月，他得到了一部《京塵雜錄》，是清代楊懋建(掌生)的筆記四種，光緒年間上海同文書局石印。其中第四種《夢華瑣簿》，記有《品華寶鑑》及其作者陳森的事蹟頗詳細。魯迅講小說史正需要這方面的材料，故在給胡適的信中說：
同文局印之有關於《品花》考證之寶書，便中希見借一觀。
看魯迅的大面子，胡適也慨然允諾，把這“寶書”及其他有關的“許多書”，都藉給了魯迅。 ⑨
胡適最先考證的是，但他寫《水滸傳考證》和《後考》時，尚未見到百二十回本的《忠義水滸全書》。 1921年，日本的青木正兒先生替他從京都圖書館藏的一部中抄了回目和序例，他才得知這部書的大概。直到1924年，胡適才買到一部百二十回本的，恰恰又是魯迅給他介紹推薦的。這年春節前後，魯迅的好友齊壽山，買到一部百二十回本的。齊先生的本家另有一部，版本更清楚，要賣50元。齊壽山問魯迅要不要。當時魯迅正買西三條的住屋，又要改建，又過春節，手頭相當緊。他知道胡適正缺少這個版本，便寫信推薦。胡適自然很高興，立即回信，花45元買下了這部百二十回本的《忠義水滸全書》。 ⑩
上述種種交往告訴人們，在“五四”以後的一段時間裡，胡適與魯迅在學術上彼此尊重，互相學習借鑒，有時也切磋辯難，修正錯誤，表現出一種學者應具的良好風尚。魯迅曾對友人說：“胡適之有考證癖，時有善言”。直到30年代，他批評過胡適依附國民黨政府的政治態度，而對胡氏的小說考證，卻從來沒有一概否定過。 1934年，魯迅最後一次改定，還根據新出的《胡適文選》所收有關的考證文章，改定了曹雪芹的生卒年及有關論斷；又通知日本友人增田涉照樣訂正《小說史略》的日譯本。這雖然是後話了，卻是接受馬克思主義影響以後的魯迅對胡適小說考證的一個實際評價。他並不因人廢言啊。
①魯迅於1920年8月起，應聘為北京大學國文系兼任講師，講授“中國小說史”
；同月，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後又在北京女子師範大學(1923年10月)任講師，授“中國小說史”。其講義上卷，於1923年12月由新潮社出版；下卷於1924年6月仍由新潮社出版。
②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見《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9卷，第325頁。 “第15篇元明傳來之講史”，也引述過胡適的這一論斷，見上書第147頁。
③參看上書第9卷，第234～236頁、336～338頁。
④參看胡適1929年9月4日致周作人信，載《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上冊，第541～543頁。
⑤《白話文學史自序》，載《白話文學史》卷首，上海新月書店1928年6月出版。又收入《胡適文存三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30年9月初版；引文見亞東3版，卷八，第989頁。
⑥據《魯迅日記》所載，自1921年1月至1924年9月(缺1922年日記，僅有部分節抄的斷片)，魯迅與胡適的交往中，計：
胡適致魯迅信12封(1921年1月3日至1924年9月2日)。
魯迅致胡適信14封(1921年1月3日至1924年8月13日；其中二封見於《胡適的日記》和《魯迅書信集》)。
胡適送魯迅的書刊：《讀書雜誌》、《西遊記考證》、《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魯迅送胡適的書：、。
⑦魯迅致胡適的這兩封信，見《胡適的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月1版，下冊，第427～428頁；又見《魯迅全集》第11卷，第410～414頁。
⑧參看《胡適文存二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9年3月6版，卷四，第84～89頁。
⑨同註⑦。
⑩參看魯迅1924年2月9日致胡適信，《魯迅全集》第11卷，第423頁；及魯迅1924年2月9日、11日、16日，4月12日日記，同上書第14卷，第487、493頁。
見許壽裳著《亡友魯迅印象記》“十五雜談著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6月版，1977年重排本，第52頁。
參看魯迅1934年5月24日、29日、31日致楊霽雲信，載《魯迅全集》第12卷；及同年5月31日致增田涉信，載上書第13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