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小說考證，對用力最多，成績最突出，影響也最大。 ①他由考證而開創了一個“新紅學”派。
原名。從清朝乾隆中葉(18世紀60年代)抄本問世開始，便有與曹雪芹同時的“脂硯齋”②評閱批點；到本世紀20年代初，約一百六七十年間，許多人喜愛評點和考證，以致形成了一種專門的所謂“紅學”，後來一般人稱之為“舊紅學”，以區別於胡適一派的“新紅學”。這種舊紅學，有的保存了著者曹雪芹及創作情況的一些重要材料或線索，有的包含著很有見地的評論與賞析；但大多是主觀的臆想與附會。例如，舊紅學中影響很大的索隱派，以穿鑿附會、煩瑣考證的方法，探索所“隱”的是何人何事：有的說是寫清世祖與董鄂妃的故事；有的說是寫納蘭成德家事；有的說是“康熙朝的政治小說”。雖然具體說法不一，卻都陷入了主觀唯心主義的迷宮。試以蔡元培先生的③為例，開卷即說：
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於是，他根據這個假設，比擬引申，以為“紅”影“朱”姓，“石頭”指金陵，以“賈”斥偽朝，以“金陵十二釵”影指仕清的江南名士：林黛玉影朱彝尊，因為絳珠仙子的“珠”與“朱”諧音，黛玉所住瀟湘館比附朱彝尊的號“竹”；王熙鳳影餘國柱，因為“王”為“柱”字偏旁之省，“”字俗作“國”，故熙鳳之夫曰“璉”，即二“王”字相連也；史湘雲影陳維崧，因為陳字其年，號迦陵，史湘雲所佩的金麒麟，當是“其”“陵”二字之借音；……諸如此類。蔡先生說，他用的是“三法推求”，“審慎之至，與隨意附會者不同”。 ④其實也完全如胡適所說的是猜笨謎，只不過是很認真的猜笨謎，很認真的煩瑣考證與附會罷了。
胡適考證，首先向舊紅學挑戰，指出他們都走錯了道路：
他們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卻去收羅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裡的情節。他們並不曾做的考證，其實只做了許多的附會!⑤要真正了解，就必須首先打破這種“牽強附會的謎學”!而第一個來打破這種謎學的，就是胡適。
他從考察作者的身世入手。的作者，大家都知道是曹雪芹，但曹雪芹的生平、家世，大家又都不很清楚。從袁枚的《隨園詩話》起，便一直誤認雪芹為曹寅的兒子。 ⑥胡適為此費了不少工夫。
1921年3月，他作《紅樓夢考證》初稿時，對曹氏的家世也知之甚少。他也相信袁枚的話，以曹寅為曹雪芹之父。 4月間，他在學生顧頡剛、俞平伯的幫助下，⑦查得了《江南通志》、《八旗氏族通譜》、《曹楝亭全集》等許多材料，得知曹家祖孫三代四人，相繼都做“江寧織造”，長達58年，在任上辦過四次接駕(招待皇帝)的闊差事，正是“天恩祖德，錦衣紈”，榮華富貴極了，與描寫的賈府頗相符合。而對袁枚的話也開始有所懷疑，但仍疑信，以為曹寅是“老年得子”，故對雪芹“寵愛之極”，取名字也搞點特殊化。 ⑧
5月的一天，胡適在京師圖書館翻查《楝亭書目》。有位張中孚先生告訴他，說楊鍾羲的《雪橋詩話》裡有關於曹雪芹的事蹟。 ⑨胡適於是向單不廣先生借到《雪橋詩話》及《續集》，果然查得：
敬亭(按，清宗室敦誠字)……嘗為《琵琶亭傳奇》一折，曹雪芹()題句有云：“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蠻素鬼排場。”雪芹為楝亭通政孫，平生為詩，大概如此，竟坎坷以終。敬亭挽雪芹詩有“牛鬼遺文悲李賀，鹿車荷鍤葬劉伶”之句。 ⑩
這條材料實在重要，由此得知曹雪芹名，是曹寅的孫子。胡適查得此條，否定了袁枚的誤記，也推翻了自己原來的許多假設，卻使他感到“狂喜”不已。
後來他又得到《八旗詩鈔》(即《熙朝雅頌集》)和《八旗文經》，從敦誠敦敏的贈詩中，得知雪芹晚年貧窮潦倒、縱酒狂歌的境況，及其他許多材料。這年的11月，胡適便寫成《紅樓夢考證》的改定稿，考定曹雪芹是漢軍正白旗人，曹寅之孫，曹之子，生於極富貴的家庭，身經極繁華綺麗的生活，但後來“大概因虧空得罪”，家被抄沒；是他在破產傾家之後的貧困境況下做的，止80回。據此，胡適便得出了“是曹雪芹的自敘傳”這一結論，他說：
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裡面甄賈兩個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當日曹家的影子。
這個“自敘傳”說，是新紅學派的一個根本性觀念。初提出來的時候，讀者囿於舊說，多不大信服。經過胡適與顧頡剛、俞平伯諸人艱苦深入的考證，蒐集了大量實際可靠的材料，考定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確與書中的賈府寶玉“絕似”，也符合開卷的“作者自云”及“石頭”所說的一番話；而書中所描寫的生活和人物，也確有曹雪芹及其家庭的影子。因此，對於索隱派牽強附會的各種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魯迅當年在北京大學講“中國小說史”，便屢引胡適的考證，來批駁索隱派的謬說，並充分肯定胡適的“自敘傳”說，指出：
然謂乃作者自敘，與本書開篇契合者，其說之出實最先，而確定反最後。 ……迨胡適作考證，乃較然彰明，知曹雪芹實生於榮華，終於苓落，半生經歷，絕似“石頭”，著書西郊，未就而沒；晚出全書，乃高鶚續成之者矣。
對於續作者高鶚，胡適也結合的續書及版本問題，進行了考證。起初，他從俞樾的《小浮梅閒話》裡，看到張問陶的《船山詩草》中《贈高蘭墅鶚同年》一詩，有“艷情人自說紅樓”的話，詩題下有註雲：“80回以後俱蘭墅所補”。又從《郎潛紀聞二筆》得知高鶚後來中了進士。他便去查高鶚的履歷。那時，他還不知道有歷科《進士題名碑錄》一類的書，便托顧頡剛到國子監去，在那高大如林的許多“進士題名碑”裡，居然查找到了：高鶚是鑲黃旗漢軍人，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科進士，殿試第三甲第一名。後來又為“侍讀”、“御史”、“刑科給事中”等官，算是爬上去了的。
據乾隆年間周春的《閱紅樓夢隨筆》記述關於流傳的情況：
乾隆庚戌秋，楊畹耕語余云：“雁隅以重價購抄本兩部，一為80回，一為百廿回，微有異同，愛不釋手，監臨省試，必攜帶入闈，閩中傳為佳話。”時始聞之名，而未得見也。壬子冬，知吳門坊間已開雕矣。茲苕估以新刻本來，方閱其全。
壬子是乾隆五十八年(1792)年，百廿回的已有刻本。可以肯定高鶚續作是在他中進士之前。胡適當時並未見到周春的《閱紅樓夢隨筆》，但他自藏的程乙本，有高鶚的一篇序，寫於乾隆辛亥(1791)年。據此，胡適斷定他續補“工既竣”的時候，尚未中進士，處在“閒且憊矣”的境況。正因為如此，他才與曹雪芹的蕭條之感大致相通，續作的後40回也就能基本上貫徹曹雪芹的創作意圖，寫成了一個大悲劇的結束。胡適對此大加讚賞，說：
我們平心而論，高鶚補的40回，雖然比不上前80回，也確然有不可埋沒的好處。
他寫司棋之死，寫鴛鴦之死，寫妙玉的遭劫，寫鳳姐的死，寫襲人的嫁，都是很有精彩的小品文字。最可注意的是這些人都寫作悲劇的下場。還有那最重要的“木石前盟”一件公案，高鶚居然忍心害理的教黛玉病死，教寶玉出家，作一個大悲劇的結束，打破中國小說的團圓迷信。這一點悲劇的眼光，不能不令人佩服。
我們試看高鶚以後，那許多續和補的人，哪一個不是想把黛玉晴雯都從棺材裡扶出來，重新配給寶玉?那一個不是想做一部“團圓”的的?我們這樣退一步想，就不能不佩服高鶚的補本了。
但是，從的內容和文字來考察，後40回又有許多地方不符合曹雪芹原定的想法。俞平伯曾舉出幾條，如第31回的回目“因麒麟伏白首雙星”，確是可疑，史湘雲後來似乎應該與賈寶玉做夫婦，但後40回全無照應。胡適很讚賞俞平伯的見解。他自己也舉出小紅的無結果，香菱的好結果，鳳姐的下場，都與前80回裡曹雪芹所暗示的創作意圖不相符合。最突出的是賈寶玉的結果，本書開篇明說“一技無成，半生潦倒”，又說“蓬牖茅椽，繩床瓦灶”，豈有“蘭桂齊芳”
之理?而“懸岩撒手”難道就是出家成仙?胡適把這些版本文字上的問題，同續作者高鶚的身世境遇聯繫起來考察，指出：
寫賈寶玉忽然肯做八股文，忽然肯去考舉人，也沒有道理。高鶚補時，正當他中舉人之後，還沒有中進士。如果他補在乾隆六十年之後，賈寶玉大概非中進士不可了!
對高鶚的續書，胡適既肯定其核心部分保存的悲劇結局，又批評其“蘭桂齊芳”
、“賈家延世澤”等庸陋之見，分析頗有見地；而且與那時魯迅等一些人士的看法，簡直是不謀而合，或者竟是相謀而合了。
對的版本，胡適也作過一些考證。他對80回本與百二十回本的分析，對程偉元二次排印本的評斷，都比較中肯。但對的各種原抄本，他那時還缺乏感性認識。因此，當看到上海有正書局石印的“國初鈔本原本”(即戚本)，“已有總評，有夾評，有韻文的評贊”，他就誤以為是“很晚的抄本，決不是原本了”。他根本沒有想到，的原本，竟是有評註的。
因為不識貨，後來，他幾乎錯過了收買脂硯齋甲戌本的好機會。胡適自記這件事的經過說：
去年(1927)我從海外歸來，便接著一封信，說有一部抄本願讓給我。我以為“重評”的大概是沒有價值的，所以當時竟沒有回信。不久，新月書店的廣告出來了，藏書的人把此書送到店裡來，轉交給我看。
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內最古的抄本，遂出了重價把此書買了。
這部乾隆甲戌本，雖然是只存16回的殘本，卻是至今發現的最早的抄本。其中朱筆細評，許多評語是其他本子所沒有的，對於考證曹雪芹的身世和逝世時間，“脂硯齋”與作者的關係，成書與修改的經過，及80回以後預定的結構或殘稿情形等，都有較重要的參考價值。
而在版本史上，甲戌本更佔有一個重要的位置。胡適對此本作了一番整理和研究之後，發表了《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一篇長文。其他研究者也相繼運用甲戌本的材料獲得新成果。從此，研究的人都漸漸看到了舊抄本的重要，也開始懂得怎樣識別舊抄“原本”了。後來，又陸續發現了“庚辰本”
、“甲辰本”、“靖藏本”、“楊藏本”等許多種抄本，使的版本研究，開了一個新局面。
胡適曾經宣稱，他考證，要“把將來的研究引上正當的軌道去：打破從前種種穿鑿附會的'紅學'，創造科學方法的研究!”1921年，胡適的《紅樓夢考證》發表，亞東圖書館的新式標點本問世，便標誌著“新紅學”的正式成立。 1923年，又有俞平伯的《紅樓夢辨》一部著作出版，更加強了新紅學的陣勢。於是，新紅學派以注重實際材料的新方法，“作者自敘傳”的新觀點，和“整理過的”亞東新版本，對舊紅學發動了全面總攻擊，打破了各種穿鑿附會的謎學。從此，胡適派的新紅學便取代了舊紅學的地位，左右研究達30餘年，至今在海內外猶有相當影響。
至於這種新紅學，是否“科學方法的研究”，得由紅學專家們來評論。剛好著名紅學家又是新紅學大將的俞平伯先生，曾經有一段評論，他說：
近年考證的改從作者的生平家世等等客觀方面來研究，自比以前所謂紅學著實得多，無奈又犯了一點過於拘滯的毛病，我從前也犯過的。他們把假的賈府跟真的曹氏並了家，把書中主角寶玉和作者合為一人；這樣，賈氏的世係等於曹氏的家譜，而便等於雪芹的自傳了。這很明顯，有三種的不妥當。第一，失卻小說所以為小說的意義。第二，像這樣處處粘合真人真事，小說恐怕不好寫，更不能寫得這樣好。第三，作者明說真事隱去，若處處都是真的，即無所謂“真事隱”，不過把真事搬了個家而把真人給換上姓名罷了。
俞先生說的很在理。所謂“自敘傳”說確有它“著實得多”的一面，它是從生平家世等客觀方面考證所得出的結論，基本上符合的實際情況，也大致符合文學創造的規律。因此，它與舊紅學索隱派根本不可同日而語。但是，“自敘傳”說又有偏向，也即“過於拘滯”，以致把藝術與生活混為一談，抹煞了藝術典型化的特點和意義。因而新紅學派雖然搗毀了舊紅學索隱附會的迷宮，後來卻也陷入了以附會曹家人事的新迷宮；從舊的主觀唯心主義煩瑣考證的泥淖裡爬出來，有時又往往栽進新的主觀唯心主義煩瑣考證的泥坑。胡適後來甚至還把杜少卿兄弟家世的材料，當作吳敬梓及其家世的材料，塞進了他所撰的《吳敬梓傳》和《吳敬梓年譜》，這就完全混淆了藝術典型與真人真事的界限，“自敘傳”說大約也發展到極至了。
①從1921年的《紅樓夢考證》始，到1962年2月逝世前四日寫的《紅樓夢問題最後一信》止，胡適一生共寫有關的考證研究文章書信，共約15篇，計10萬餘字，差不多佔了他的小說考證文字的四分之一。他所開創的新紅學派在紅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更是客觀存在的不可抹煞的事實。
②“脂硯齋”是何人?與曹雪芹是什麼關係?近人看法頗多歧異。胡適的說法也前後不一，拿不定把握。最初，他認為：脂硯齋是同雪芹很親近的“同族的親屬”，或“親信朋友”；後來又說，“脂硯齋即是那位愛吃胭脂的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到了晚年，胡適又回到了原先的看法，說脂硯齋是曹雪芹的“最親信的朋友”。
《胡適口述自傳》關於“新紅學的誕生”一節，有唐德剛先生的一段按語，說“適之先生始終認為'脂硯齋'是作者曹雪芹本人”(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41頁)。這話自然是未曾細檢胡適論諸文所致。
③，原載1916年《小說月報》第7卷第1至6期，後於1917年9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④蔡元培在《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中，說到他的“三法推求”：
……知其所寄託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類者；二，軼事有徵者；三，姓名相關者。於是以湘雲之豪放而推為其年；以惜春之冷僻而推為蓀友；用第一法也。以寶玉逢魔魘而推為允；以鳳姐哭向金陵而推為餘國柱；用第二法也。
以探春之名與探花有關，而推為健庵；以寶琴之名，與孔子學琴於師襄之故事有關而推為辟疆；用第三法也。然每舉一人，率兼用三法或兩法，有可推證，始質言之。其他若元春之疑為徐元文，寶蟾之疑為翁寶林；則以近於孤證，姑不列入。自以為審慎之至，與隨意附會者不同。 (《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9月1版，第69頁)
⑤《紅樓夢考證》1921年3月初稿，載同年5月上海亞東圖書館初排本。同年11月改定稿，載1922年5月亞東初排本再版；並收入《胡適文存》，亞東圖書館1921年12月出版。引文據1926年8月9版，卷三，第185頁。
⑥袁枚《隨園詩話》卷二，有一條記云：
康熙間，曹練亭(按，當作楝亭)為江寧織造，每出，擁八騶，必攜書一本，觀玩不輟。人問：“公何好學?”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見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目耳。”素與江寧太守陳鵬年不相中。及陳獲罪，乃密疏薦陳。
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明我齋讀而羨之。當時紅樓中有某校書尤艷。我齋題云：
病容憔悴勝桃花，午汗潮回熱轉加。
猶恐意中人看出，強言今日較差些。
威儀棣棣若山河，應把風流奪綺羅。
不似小家拘束態，笑時偏少默時多。 (據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9月2版)
⑦胡適考證，曾得顧頡剛俞平伯的幫助。他在口述自傳時也曾說到：
在尋找作者身世這項第一步工作裡，我得到了我許多學生的幫助。這些學生後來在“紅學”研究上都頗有名氣。其中之一便是後來成名的史學家顧頡剛；另一位便是俞平伯。平伯後來成為文學教授。這些學生——尤其是顧頡剛——他們幫助我找出曹雪芹的身世。 (《胡適口述自傳》，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第243頁)
他們當年為此曾有頻繁的書信往來，後由趙肖甫輯為《考證紅樓夢三家書簡》，連載於1943年至1944年上海淪陷時期文化界印行的《學術界》雜誌。分2編：上編為胡適與顧頡剛的通信，共27封；下編為胡適與俞平伯的通信，共登出17封，似未完。 1943年8月《學術界》開始刊登這些書信時，有編者的按語，錄如下：
在過去20餘年考證的工作中，胡適之顧頡剛俞平伯三位先生，自居於極重要的地位。這三個人，於考證工作進行之際，相互討論商榷，極為密切。其間書翰往還，數不在少。我們可在這些書翰中，見出三家治學論證的方法，其重要性，有過於考證之結果者。茲由趙肖甫先生蒐集三家討論書札，檢付本刊，以饗讀者，實深欣幸。 (《學術界》第1卷第1期。)
這些書簡多作於1921年4月至9月間，充分說明在用新方法考證的初期，他們師生是通力合作的，胡適得到顧頡剛的幫助尤多。
⑧1921年5月，胡適在天津圖書館查閱《楝亭全集》，於《文鈔》卷中得許多重要材料，可考定曹寅生平、曹家祿田所在及康熙南巡等事，與所敘相符。又見《詩別集》卷中，《辛卯三月二十六日聞珍兒殤，書此忍慟，兼示四侄寄東軒詩友》三首之二有“承家望猶子”詩句，以為“曹寅當時年老無子，故曹承繼為後；曹已立為嗣之後，曹寅又生子，此子疑即是雪芹，因為老年得子，寵愛之極，故打破侄輩從'頁'的單名例，而取名'天佑'”。參看《胡適的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月1版，上冊，第29～34頁。按，曹是寅之子，非嗣子；其嗣子為曹，是曹寅去世後過繼的，即雪芹的父親。而“天佑”，應為曹之子，非寅子，亦非雪芹。 （三版改注)
⑨參看《胡適的日記》上冊，第40頁。
⑩此條材料，原見楊鍾羲《雪橋詩話續集》卷六，第23頁。胡適曾摘抄在1912年5月20日的日記裡。見《胡適的日記》上冊，第59頁；後又引用在《紅樓夢考證》的改定稿裡，見《胡適文存》上海亞東9版，卷三，第212頁。
胡適關於是作者的“自敘傳”說，多年來影響很大，或讚揚、吹噓，或批判、打倒，各走極端，都不符合實際，都不公允。我們應該作一點歷史的分析。一方面，胡適在考得曹雪芹“半生經歷，絕似石頭”(魯迅語)以後，才得出結論說：
明明是一部“將真事隱去”的自敘的書。若作者是曹雪芹，那麼，曹雪芹即是開端時那個深自懺悔的“我”!即是書裡甄賈(真假)兩個寶玉的底本!懂得這個道理，便知書中的賈府與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 (《胡適文存》卷三，第219頁)
所謂“自敘傳”，也就基本上是這“底本”與“影子”的說法，與今天所說的“模特兒”及“生活原型”的意義大致相同，是對生活和藝術關係的正確理解。因為有紮實的事實材料作根據，所以“自敘傳”說便絕非索隱派毫無事實根據的隨意附會所可比擬；而且對批判舊紅學各種牽強附會的謬說，起到了摧陷廓清的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自敘傳”說，在“底本”與“影子”說法的基礎上，又將真理往前跨了半步，把藝術典型等同於生活原型，將作品中的人物與曹家一一比附，說：
裡的賈政，也是次子，也是先不襲爵，也是員外郎。這三層都與曹相合。故我們可以認賈政即是曹；因此，賈寶玉即是曹雪芹，即是曹之子，這一層更容易明白了。 (《胡適文存》卷三，第224頁)
這就混淆了藝術與生活的界限，否定了藝術典型化的意義，因此也就否定了藝術本身。胡適晚年對的思想藝術價值說了一些很不理解的話，恐怕與這一點也是分不開的。
魯迅“第24篇，清之人情小說”，見《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9卷，第235至236頁。
這首詩見《船山詩草》卷十六辛癸集。曾由顧頡剛抄出寄給胡適，即《考證紅樓夢三家書簡》上編“三答查得關於高鶚及曹寅的材料書”(1921年4月4日)，載上海《學術界》第1卷第1期，1943年8月出版。
張問陶(船山)的《贈高蘭墅鶚同年》一詩，作於嘉慶六年(辛酉，1801)九月，題下有註雲：“傳奇80回以後，俱蘭墅所補。”詩云：
無花無酒耐深秋，灑掃雲房且唱酬。
俠氣君能空紫塞，艷情人自說紅樓。
逶遲把臂如今雨，得失關心此舊遊。
彈指十三年已去，朱衣簾外亦回頭。
轉引自郭豫適《紅樓夢研究小史稿》，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45頁。
（三版註）
魯迅在裡，說到高鶚續書，也說：
其補當在乾隆辛亥時，未成進士，“閒且憊矣”，故於雪芹蕭條之感，偶或相通。然心志未灰，則與所謂“暮年之人，貧病交攻，漸漸的露出那下世光景來”(戚本第一回)者又絕異。是以續書雖亦悲涼，而賈氏終於“蘭桂齊芳”
，家業復起，殊不類茫茫白地，真成乾淨者矣。 (《魯迅全集》第9卷第237頁)
在《論睜了眼看》一文中，又說道：
中的小悲劇，是社會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較的敢於實寫的，而那結果也並不壞。無論賈氏家業再振，蘭桂齊芳，即寶玉自己，也成了個披大紅猩猩氈斗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這樣闊斗篷的能有幾個，已經是“入聖超凡”
無疑了。至於別的人們，則早在冊子裡一一注定，末路不過是一個歸結：是問題的結束，不是問題的開頭。讀者即小有不安，也終於奈何不得。然而後來或續或改，非借屍還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當場團圓”，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癮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騙局，還不甘心，定須閉眼胡說一通而後快。赫克爾(E．Haeckel)說過：人和人之差，有時比類人猿和原人之差還遠。我們將的續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較，就會承認這話大概是確實的。 (《魯迅全集》第1卷第239頁)
魯迅的這些看法，與胡適的觀點可以相參看。
《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見《胡適文存三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31年6月3版，卷五，第565頁。
乾隆甲戌，存16回，線裝四冊，第1回有“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的話。甲戌是清乾隆十九年(1754)。此本為大興劉銓福舊藏，1927年歸胡適。 1949年4月，胡適逃亡美國，便把甲戌本帶到美國去了。 1951年，胡適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攝成三套顯微膠卷；1961年5月，胡適在台北“中央印製廠”自印，用朱墨兩色影印，裝四冊，卷首有胡適所撰的“影印緣起”和跋。
此文原載上海《新月》雜誌第1卷第1號，1928年3月10日出版；後收入《胡適文存三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30年9月初版。
魏紹昌的《紅樓夢版本小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列有“版本簡表”，共三表，表一為“脂本”，列至今所發現的脂本共12種。讀者可以參看。
俞平伯《讀紅樓夢隨筆》，原載香港《大公報》，1954年1月1日至4月25日；轉引自華東作家協會資料室編《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1954年12月印行)第1輯，第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