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學革命，不管人們稱之為改良也罷，革命也罷，它首先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觀念的大變革。
胡適在他的第一篇正式宣言《文學改良芻議》中，便提出：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吳趼人，為文學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語”之論也。
……以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以此之故，吾主張今日作文作詩，宜採用俗語俗字。
①
他把白話文學提到了“中國文學正宗”的地位。這是中國文學史論方面的一個十分大膽的創見，是直接向傳統文學觀念的挑戰。
長期以來，在正統文人的眼裡，只有詩、古文、辭賦，才能登文學的大雅之堂；
至於白話文學，如小說、戲曲、俚歌等，他們總是鄙棄，看作“君子勿為”的小道，貶斥於文學殿堂之外。以致古人編文集時，大多不收小說和戲曲；甚至有人創作了卓越的白話小說，卻不敢署自己的真實姓名。到明代中葉以後，新的經濟因素萌芽滋長，市民階層中初步民主主義的思想意識反映到文學領域，文學觀念較以往開通了，便有李贄、袁宏道、金聖嘆等人出來，抬高白話小說、戲曲的地位，甚至把它們同著名的《離騷》、、杜詩等量齊觀，表現出一種很可貴的進步的文學見解；②但他們畢竟未能突破傳統文學觀念的藩籬。清末，更有不少人出來辦白話報，提倡白話文，推行“官話字母”。胡適那時在《競業旬報》上，也寫過不少白話小說、傳記及各類白話文章。但是，他們也只把白話當作開通民智的工具，並不承認其為文學；他們自己仍做文言的古文、駢文和律詩，以為這些才是高雅的文學。誠如胡適所指出的：
他們最大的缺點是把社會分作兩部分：一邊是“他們”，一邊是“我們”。一邊是應該用白話的“他們”，一邊是應該做古文古詩的“我們”。我們不妨仍舊吃肉，但他們下等社會不配吃肉，只好拋塊骨頭給他們吃去罷。這種態度是不行的。 ③
五四時代的胡適，便完全不同了。他與傳統文學觀念針鋒相對，提出了“白話文學正宗”和“活文學”的觀念。他肯定歷史上那些寫白話小說的大師們，如施耐庵、曹雪芹、吳趼人等，“皆文學正宗”；而貶斥傳統文士們寫的那些“駢文律詩乃真小道”。 ④他又公開宣判，說那種已經完全脫離民眾口語的、少數人壟斷的、僵死了的文言文，是“死文字”，用這種死文字決不能做出“活文學”來；
只有接近民眾口語的白話，才是活文字，才能產生第一流的“活文學”。因此，“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 ⑤
正是在這種新的文學觀念之下，胡適把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學(或國語文學)，當作了文學革命的一個中心內容，作為他號召文學革命的一面旗幟。
起初，他們多從破壞的一方面下手，注重批判舊文學。除了胡適斥舊文學為“小道”，為“死文學”之外，最著名的還有陳獨秀、錢玄同。陳獨秀公開把一批古文大師，斥為“十八妖魔”；⑥錢玄同則概括提出“桐城謬種，選學妖孽”的名句，⑦抨擊摹仿古人的散文和駢文。這幾句口號在當時流傳很廣，雖未免有些偏激，卻給舊文學和復古守舊勢力以沉重的打擊。
到1918年春天，胡適寫的長篇論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就開始注重具體的“建設”一方面了。他說：
我想我們提倡文學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從破壞一方面下手。但是我們仔細看來，現在的舊派文學實在不值得一駁。 ……他們所以還能存在國中，正因為現在還沒有一種真有價值，真有生氣，真可算作文學的新文學起來代他們的位置。有了這種“真文學”和“活文學”，那些“假文學”和“死文學”，自然會消滅了。
所以我望我們提倡文學革命的人，對於那些腐敗文學，個個都該存一個“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個個都該從建設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內替中國創造出一派新中國的活文學。 ⑧
胡適已經認識到，新文學對舊文學的鬥爭，只能“取而代之”的規律，因而提出建設新文學的兩個標準：一是用“活文學”來取代“死文學”，即前面說到的提倡白話文學。在這篇論文裡，他甚至把文學革命的目的，歸結為“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這是他的新文學觀念的一個主要內容。另一個標準是用“真文學”來取代“假文學”，即是提倡寫實主義文學。這是他的新文學觀念的又一個重要內容。
早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裡，胡適便提倡文學要“實寫今日社會之情狀”，認為這樣的文學才能成為“真正文學”。在這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裡，他進一步主張文學要描寫“今日的貧民社會，如工廠之男女工人，人力車夫，內地農家，各處大負販及小店鋪，一切痛苦情形”，都應該“在文學上佔一位置”。他又強調作家們要“注重實地的觀察和個人的經驗”，認為“不能作實地的觀察，便不能做文學家；全沒有個人的經驗，也不能做文學家”。 ⑨胡適這種注重描寫下層民眾的民主主義觀點和注重生活實踐的觀點，是傳統廟堂文學所不可能夢見的，完全嶄新的現代文學新觀念。
這年6月，《新青年》要出“易卜生專號”。胡適是最喜愛易卜生的，他與羅家倫合譯了劇本《娜拉》(A Doll's House，今譯《玩偶之家》)，又專門寫了《易卜生主義》一篇大論文。文章開宗明義，說“易卜生的文學，易卜生的人生觀，只是一個寫實主義”。他就是藉介紹易卜生，來向中國讀者介紹和提倡寫實主義。
他指出：
人生的大病根在於不肯睜開眼睛來看世間的真實現狀。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聖賢禮義之邦；明明是贓官污吏的政治，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的大病，我們偏說一點病都沒有!卻不知道：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若要政治好，須先認現今的政治實在不好；若要改良社會，須先知道現今的社會實在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易卜生的長處，只在他肯說老實話，只在他能把社會種種腐敗齷齪的實在情形寫出來叫大家仔細看。他並不是愛說社會的壞處，他只是不得不說。 ⑩
胡適要求作家睜開眼睛來看世界，正視社會生活的“真實現狀”，“肯說老實話”，真實地表現社會生活，強調一個“真實”，這正是寫實主義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特點。他一一介紹易卜生的種種社會問題劇，認為這才是“真文學”。只有這樣的真文學，像易卜生那樣“把家庭社會的實在情形都寫了出來”，才能“叫人看了動心，叫人看了覺得我們的家庭社會原來如此黑暗腐敗，叫人看了覺得家庭社會真正不得不維新革命”。正因為如此，這種“真文學”表面上看去，像是消極的，破壞的，其實完全是健康的，積極的。譬如醫生診了病，開了一個脈案，把病狀詳細寫出，這難道是消極破壞的嗎?
這年9月，《新青年》又討論戲劇改良問題，胡適寫了《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一文。其中也曾著重從寫實主義的角度，來鼓吹“悲劇觀念”，抨擊舊文學中那種粉飾現實的說謊文學，特別反對舊戲曲舊小說中的“團圓迷信”。他指出：
中國文學最缺乏的是悲劇觀念。無論是小說，是戲劇，總是一個美滿的團圓。 ……這種“團圓的迷信”乃是中國人思想薄弱的鐵證。做書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顛倒是非，便是生離死別，他卻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偏要說善惡分明，報應昭彰。他閉著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劇慘劇，不肯老老實實寫天工的顛倒慘酷，他只圖說一個紙上的大快人心。這便是說謊的文學。
“說謊的文學”，與魯迅所指出的“瞞和騙的文學”何其相似，精神也完全一致，而對舊文學弊病的揭露又是何等中肯，何等深刻!胡適認為，這種團圓快樂的說謊文學，至多只能使人覺得一種滿意，卻不能使人有深沉的感動，決不能引起人們根本上的思量反省。只有悲劇的作品，像那樣，真實地寫出林黛玉與賈寶玉的悲劇，“方才可以使人傷心感嘆，使人覺悟家庭專制的罪惡，使人對於人生問題和家族社會問題發生一種反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胡適對於“老老實實的描寫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對於高鶚續書“作一個大悲劇的結束，打破中國小說的團圓迷信”，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五四”文學革命期間，胡適所提倡的“活的文學”——工具用白話文，“真的文學”——創作方法採用寫實主義，再加上周作人所倡“人的文學”——內容上以人道主義為本，這三個口號，便基本上概括了“五四”文學的新思潮，新觀念。我國的新文學，便正是在這三個口號為代表的新思潮、新觀念指導和影響之下，孕育，發生，發展，壯大，從而開創了一個文學現代化的新時代。
①《胡適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6年8月9版，卷一，第22～23頁。
②李贄(1527—1602)，號卓吾，泉州晉江(今屬福建省)人，為明代著名思想家和文學家。他公開以“異端”自居，大膽抨擊封建傳統教條與假道學，終被統治者迫害入獄而死。在文學方面，倡“童心說”，反對剽竊摹擬，重視小說戲曲在文學上的地位，曾評點(有人疑為後人偽託)、、《幽閨記》、《浣紗記》等。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湖廣公安(今屬湖北省)人，明代文學家。他與兄宗道、弟中道並有才名，時稱公安三袁，而以宏道享名最盛。他一生力排前後七子的複古摹擬文風，強調抒寫“性靈”。其思想受李贄的影響，重視小說戲曲和民歌在文學上的地位，在《狂言》裡的《讀書》詩中，曾把《離騷》、、《西廂》、《水滸》及李贄的《焚書》並列。在《聽朱生說水滸傳》詩中又說：“後來讀水滸，文字益奇變。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把擺在“六經”和正史之上了。
金聖嘆(1608—1661)，名人瑞，原姓張，名採，吳縣(今屬江蘇省)人，明末清初文學評點批評家。清順治十八年，因哭廟案被殺。他曾以《離騷》、《南華經》()、《史記》、杜工部詩、《水滸》、為世間六才子書(《辛丑記聞》)，並對第五才子書和第六才子書作了批點和刪改。他批改大約成於崇禎末年，正當張獻忠、李自成起義軍大破明王朝官軍，明王朝風雨飄搖，即將傾覆的歷史時刻，金氏卻把71回以後全部刪去，並增入盧俊義夢見梁山泊頭領全部被捕殺為結束。批語在藝術上頗有卓到見解，但也表現出反對農民起義的立場。
③《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見《胡適文存二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9年3月6版，卷二，第192～193頁。
④同註①，第21頁。
⑤參看《藏暉室札記》卷十三“二三白話文言之優劣比較”(1916年7月6日追記)，上海亞東圖書館1936年版，第939～944頁；及《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二)，《胡適文存》卷一，第73～77頁。
⑥陳獨秀所說的“十八妖魔”，“即明之前後七子及八家文派的歸(有光)方(苞)劉(大)姚(鼐)是也”(見《文學革命論》)。
⑦錢玄同1917年7月2日致胡適信，載《新青年》第3卷第6號。
⑧《建設的文學革命》，見《胡適文存》卷一，第71～72頁。
⑨同註⑧，第88～89頁。
⑩《胡適文存》卷四，第14～15頁。
《胡適文存》卷一，第207～208頁。
參看魯迅的《論睜了眼看》。此文作於1925年7月，原載《語絲》周刊第38期，同年8月3日出版，後收入論文集。見《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卷，第237～242頁。
參看《紅樓夢考證》，《胡適文存》卷三，第231～245頁。
關於胡適對的評價，他自己晚年說過一些出出進進的話，貶低甚至否定的思想和藝術價值(見《關於“紅樓夢”的四封信》，載台北《作品》第2卷第2期，1961年2月1日出版)；他人更難免見仁見智，而前些年多數傾向於否定胡適的見解。這問題非一兩句話可以說明白，我們留在下一章裡再專門討論。
“人的文學”，周作人在所作《人的文學》一文中說：“用這人道主義為本，對於人生諸問題，加以紀錄研究的文字，便謂之人的文學”。 (載《新青年》第5卷第6號，1918年12月15日出版)胡適前此也宣傳過人道主義、個性解放，但“人的文學”口號則是周作人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