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舉義旗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實行文學革命。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次真正偉大的革命，揭開了中國新文學史的第一頁。
胡適是這次文學革命的主要倡導者之一。據他自己的說法，他的致力於文學革命，是被“逼上樑山”的。
早在1915年，《青年雜誌》創刊的時候，陳獨秀就在一文中，斥責那種“稱功頌德”的“奴隸之文章”。接著又發表《現代歐洲文藝史譚》等文，介紹西方近代文藝思潮，從古典主義、理想主義(浪漫主義)到寫實主義(現實主義)、自然主義的發展歷史。他又聯繫我國情況，倡導改革文藝，指出：
吾國文藝，猶在古典主義、理想主義時代，今後當趨向寫實主義。文章以紀事為重，繪畫以寫生為重，庶足挽今日浮華頹敗之惡風。 ①
大致與此同時，胡適與任叔永、梅光迪、楊杏佛等一班留學生朋友，在美國的綺色佳度暑假。他們在康奈爾校園裡散步，去凱約嘉湖上蕩舟，也一起討論中國文學的問題，常常發生激烈的爭辯。梅光迪最保守，其他人也多站在梅一邊，因而漸漸“逼”出了胡適的關於“文學革命”的主張。這年9月，他在《送梅覲莊(光迪)往哈佛大學》一詩中寫道：
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學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吾輩勢不容坐視。且複號召二三子，革命軍前杖馬，鞭笞驅除一車鬼，再拜迎入新世紀!以此報國未云菲：縮地勘天差可擬。梅生梅生毋自鄙!②這是胡適最初提出“文學革命”，並表示要“以此報國”的宣言。但他當時對於文學革命的觀念還很朦朧。經過留美同學間的進一步討論和爭辯，1916年秋天，他便綜合與朋友們私下討論的見解，從美國寄信給陳獨秀，首次公開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及具體主張的“八事”：
年來思慮觀察所得，以為今日欲言文學革命，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陳套語。
三曰不講對仗。 (文當廢駢，詩當廢律。)
四曰不避俗字俗語。 (不嫌以白話作詩詞。)
五曰須講求文法之結構。
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語語須有個我在。
八曰須言之有物。
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③
這“八事”便是後來的“八不主義”，代表胡適關於文學革命的綱領性意見。雖然大多就形式方面著眼，但也明確提出了“精神上之革命”一方面。因此，簡單地認定胡適這些主張是形式主義，是不符合實際的。
陳獨秀收到胡適的這封信以後，立即在《新青年》上發表，並極力稱讚說：
承示文學革命八事，除五八項外，其餘六事，僕無不合十讚歎，以為今日中國文界之雷音。倘能詳其理由，指陳得失，衍為一文，以告當世，其業尤盛。 ④
把胡適的主張，譽為“今日中國文界之雷音”，就當時文壇的狀況來看，並不為過。
1917年1月，胡適按陳獨秀的要求，將上述八項主張“衍為一文”，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這是胡適鼓吹文學革命，提倡白話文學的第一篇正式宣言。其中，主張“言之有物”，又朦朧地反對專制主義的“文以載道”說；鼓吹進化論，用以解釋文學發展變遷的規律；肯定通俗行遠的白話小說，提出“白話文學為中國文學之正宗”的觀念；反對摹仿古人，提倡“實寫今日社會之情狀”，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論點，充實了文學革命的內容。胡適還提出以文學“服勞報國”的積極愛國主義的文學主張。他說：
國之多患，吾豈不知之?然病國危時，豈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願今之文學家作費舒特(Fichte)，作瑪志尼(Mazzini)。而不願其為賈生王粲屈原謝皋羽也。其不能為賈生王粲屈原謝皋羽，而徒為婦人醇酒喪氣失意之詩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 ⑤
胡適希望文學家作費希特、瑪志尼，用文學為祖國的獨立自強而積極奮鬥，反對無補於“病國危時”的哀傷痛哭、無病呻吟的文學。這種積極的愛國主義文學思想，是難能可貴的。
但《文學改良芻議》也表明，胡適的態度相當軟懦和游移。他經過再四研思，把“文學革命”改成了“文學改良”，仍深恐矯枉過正，預先就請求別人“匡糾是正之”。他自己後來也說：
我受了在美國的朋友的反對，膽子變小了，態度變謙虛了，所以此文標題但稱“文學改良芻議”，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學革命”的旗子。 ⑥
是陳獨秀以革命家的堅決態度，彌補了胡適軟懦游移的弱點，於1917年2月，推出《文學革命論》，正式舉起了“文學革命”的旗幟。他提出的“三大主義”，⑦雖也不免籠統，但鋒芒所向，“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砲，為之前驅”!態度和主張都比胡適更堅決，更激進一些。 ⑧
然而，《文學改良芻議》畢竟是向來公認的文學革命的“一個發難的信號”，⑨在當時的中國文壇和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便是最先的響應。他說：
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餘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
接著，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傅斯年等，也都撰文響應，逐步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魯迅則以他卓越的短篇小說，“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其他新文學的創作也逐漸湧現。於是，中國文學史上便形成了第一次真正偉大的革命，開創了中國文學現代化的新紀元。
還在五四運動後不久，孫中山先生的親密助手廖仲愷先生，便極力讚揚胡適鼓吹文學革命之功，他說：
我輩對於先生(按，指胡適)鼓吹白話文學，於文章界興一革命，使思想能藉文字之媒介，傳於各級社會，以為所造福德，較孔孟大且十倍。 ⑩
廖仲愷的評價，是代表“我輩”，即以孫中山為首的中華革命黨(不久即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人士，及他們所辦的理論刊物《建設》雜誌的同仁們。他們那時對於胡適，幾乎近似崇拜：中山先生感激胡適對他學說的批評介紹；《建設》雜誌則以得到胡適的文稿而“了不得的高興”。後來成了中國共產黨領袖的毛澤東，在回憶青年期生活時也說，他那時“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把他們當成了自己的“楷模”。而中國新文化的旗手魯迅，在十年之後，仍然說：“文學革命”是“胡適之先生所倡導的”。
各界有代表性人士的這些反映，都說明一點：在文學革命中，胡適確是“首舉義旗的急先鋒”。
①陳獨秀的，載《青年雜誌》創刊號；《歐洲文藝史譚》載同刊第1卷第3、4號。此處引文見《青年雜誌》第1卷第4號“通訊”陳獨秀答張永言信。
②《送梅覲莊往哈佛大學》，收入《嘗試集》所附《去國集》。詩共三節，此處所引為第二節。
③此信原載《新青年》第2卷第2號《通訊》，後收入《胡適文存》卷一，題《寄陳獨秀》。此信寫作時間，《新青年》未註，該期為1916年10月1日出版；而《文存》信末注“民國五年十月”，顯然是編《文存》時所加，並不確切。當時從美國寄信國內，再加刊物編印時間，至少得一月以上，以此推斷，約作於這年8月，《藏暉室札記》卷十四“一五寄陳獨秀書”，正為“八月廿一日”，此處摘錄信的第一段；與同日致朱經農信的“八條”內容完全一致，只文字有少量不同。
④見《新青年》第2卷第2號《通訊》，陳獨秀复胡適的信。
⑤《文學改良芻議》，原載《新青年》第2卷第5號，後收入《胡適文存》卷一。此處引文見上海亞東圖書館1926年8月9版，第12～13頁。
⑥《逼上樑山》，載《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6頁。
在《胡適口述自傳》一書裡，也說到這件事：
在那篇文章裡我提出八條很溫和的建議。你可看出，縱是這個題目也是很謙虛的。我已經不再用我向朋友們所常時提到的“文學革命”了。 “文學革命”一詞在我的詩和信裡都常時提到；在朋友們給我的信中也常時提起。有時他們用的是開玩笑的態度；但有時也很嚴肅。可是當我第一次要把我們一年多討論的結果，和我自己的結論，撰寫成文章，送到國內發表的時候，為考慮到那無可懷疑的老一輩保守分子的反對，我覺得我要把這一文題寫得溫和而謙虛。所以我用這個題目，說明是改良而非革命；同時那隻是個“芻議”，而非教條式的結論。 (唐德剛譯註，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152～153頁)
⑦《文學革命論》，原載《新青年》第2卷第6號，後收入《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胡適編)。文章中說：
餘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⑧胡適與陳獨秀態度的差別，胡自己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有一段敘述，說：
胡適自己常說他的歷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業。文學革命的進行，最重要的急先鋒是他的朋友陳獨秀。陳獨秀接著《文學改良芻議》之後，發表了一篇《文學革命論》(6年2月)，正式舉起“文學革命”的旗子。 ……胡適當時承認文學革命還在討論的時期。 ……他這種態度太和平了。若照他這個態度做去，文學革命至少還須經過十年的討論與嘗試。但陳獨秀的勇氣恰好補救這個太持重的缺點。 (《胡適文存二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9年3月6版，卷二，第196～197頁)
後來，胡適在《逼上樑山》中又說到陳獨秀的“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的態度，說：
這種武斷的態度，真是一個老革命黨的口氣。我們一年多的文學討論的結果，得著了這樣一個堅強的革命家做宣傳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為一個有力的大運動了。 (《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第27頁)
⑨見鄭振鐸作《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導言》，1935年10月21日作，載該書卷首，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出版。
⑩廖仲愷1919年7月19日致胡適信，載《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上冊，第64頁。
中華革命黨，1914年7月由孫中山在日本創建。辛亥革命之後，革命果實被袁世凱竊奪。孫中山等人為反對袁世凱獨裁，於1913年發起討袁的“二次革命”；失敗以後，孫中山逃亡日本。次年另組中華革命黨，重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旗幟，繼續進行反對袁世凱的鬥爭。 1916年袁世凱死後，該黨遷至上海；1917年領導“護法運動”。 1919年10月改組為中國國民黨。
參看廖仲愷1919年7月11日、19日、8月2日、10月20日致胡適的信，載《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64～67、74頁。
參看(美)歐德加?斯諾《西行漫記》(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
)，董樂山中譯，北京三聯書店1979年12月1版，第125頁。
魯迅《無聲的中國》，載《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卷，第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