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6月，胡適在康奈爾大學畢業，隨即入研究院學習。次年9月，離綺色佳赴紐約，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研究部，主攻哲學，受業於杜威門下。
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在學術界聲望頗高。尤以招收外國留學生，為第三世界國家製造官僚和學閥而著名。中國在哥大留學的經常有三百人之多；①當時的留學生，除胡適之外，還有宋子文、張奚若、孫科、蔣夢麟等。學成歸國之後，他們都抖了起來，成了中國政界和學界的知名人物。
哥大的哲學系，有許多名教授，有的對胡適影響很大。例如一位講授倫理學的厄德諾(Felix Adler)教授，是美國“倫理文化學會”的發起人。他所主張的以道德為基礎的無神宗教，曾使胡適十分折服，因為胡適也是一個無神論者。在《藏暉室札記》中，曾譯記了厄德諾的一些語錄，有的頗有意趣，例如：
道德的責任並不是那外來的命令；只是必須要怎樣做才可以引出別人——例如所愛之人——的最好部分。
要這樣影響別人：要使他們不再菲薄自己。 ②
從這些語錄裡，可以明顯看到康德哲學的至高無上的道德規律的影響。而厄德諾也成了對胡適生平“有極大影響”的一個人。
與胡適關係很深很熟的，還有一位夏德(F.Hirth)教授。他是德籍漢學家，任哥倫比亞大學的第一位“丁龍講座教授”。這“丁龍講座”，是美洲大陸用特別基金設立的第一個漢學講座，其來由是一個相當感人的故事。早期旅美的一位華工，名字叫丁龍，在美國卡本迪(Horace W. Carpentier)將軍家里當傭人多年，深得主人的信任。退休時，卡氏贈送巨資(據說是兩萬美元)給他作退休金。丁龍再三辭讓後才接受，隨即全數轉贈哥大，作為研究中國文化的資金。卡氏得知丁龍的高尚舉動，深受感動，便加捐巨款，湊成十萬美金，為哥大特設一“丁龍講座”
，以紀念這位平凡而高尚的旅美華工。但是，那時西方的漢學還未達到啟蒙階段，美國正刮排華之風，青年學生對漢學有興趣的簡直是鳳毛麟角。因此，夏德擔任丁龍講座教授之後，沒有一個學生，主修、副修都沒有。他非常苦悶。胡適來到哥大，夏氏便提議邀請胡適以漢學為副修。他領著胡適去參觀哥大的小型中文圖書館，介紹了清政府贈送的《古今圖書集成》那部大書，又把自己豐富的中文藏書供胡適使用，有時還邀請胡適到他的公寓裡去會見他的朋友。因此，胡適同這位老先生混得很熟。這一點對於胡適的中西兼學，並以“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作他的哲學博士學位論文，③應該說都是有相當影響的。
對胡適影響最大的教授，是杜威(John Dewey)。據胡適自己回憶，他當年之所以轉學哥大，便是因為對杜威和實用主義哲學發生了興趣。他說：
康奈爾的塞基派的哲學動不動就批評“實驗主義”。他們在討論班上總要找出一位重要的對象來批評。杜威便是被他們經常提出的批判對象。皮爾士和詹姆士在他們看來簡直是自鄶以下，不值一駁。不過他們雖然和杜威唱反調，但他們對杜威卻十分敬重。在聆聽這些批杜的討論和為著參加康大批杜的討論而潛心閱讀些杜派之書以後，我對杜威和杜派哲學漸漸的發生了興趣，因而我盡可能多讀實驗主義的書籍，在1915年的暑假，我對實驗主義作了一番有系統的閱讀和研究之後，我決定轉學哥大去向杜威學習哲學。 ④
對胡適有如此巨大吸引力的杜威，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呢?杜威比胡適大32歲。胡適進哥大時，杜氏已經是快60歲的老頭了，高高的個兒，腰板仍挺得很直，很有精神，雖不鬚髯飄飄，卻也頗具學者風度，是美國實用主義哲學流派裡影響最大的一位哲學家。
杜威還是教育學家，哥大哲學系的首席教授，卻不善辭令。他講課慢吞吞的，一個字一個字的慢慢說，似乎每一個動詞、形容詞、介詞，都得慢慢想出，再講下去。許多學生都覺得他的課枯燥無味。胡適是慕名而來，選了杜威的兩門課，硬著頭皮聽了幾個星期，不僅聽懂了他所講的課程，而且說他用字選詞嚴肅慎重，大加推崇。
那時，杜威一家人住在紐約河邊大道和西一一六街南角的一所公寓裡。杜威夫人每月都要舉行家庭茶會，邀集一些朋友和學生參加。聚集在這個杜氏家庭招待會裡的，多有紐約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也有一些陰陽怪氣的角色，長發的男人和短髮的女人們。胡適作為留學生，也和其他學生一樣，懷著極大的興趣，把被邀請參加杜氏家庭這樣的招待會，看作是最難得的機會和光榮。
胡適最崇拜的，還是杜威的思想，是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那麼，實用主義，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哲學思潮呢?
世界上任何一種哲學思潮的產生，都離不開它的時代環境和文化傳統。實用主義，胡適譯為實驗主義，它是在美國工業社會的土壤裡生長起來的一種哲學思潮，產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那時，美國經過南北戰爭之後，北方工業資本集團控制了聯邦政府，掃除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資本勢力獲得了廣大的活動區域，技術水平空前提高，經濟迅猛增長。到20世紀，美國成為世界發達資本主義列強之一。這是一個充滿機會、奮鬥、創業與冒險的世界，成功伴隨著失敗，富裕與異化同行，人們在開拓進取中又普遍存在一種不穩定感。正如詹姆士(William James)借上帝之口所說：“我給你一個機會，請你加入這個世界。你知道我不擔保這世界平安無事的。這個世界是一種真正冒險事業，危險很多，但是也許有最後的勝利。”詹姆士自己的回答是：“我是願意承認這個世界是真正危險的，必須要冒險的；我決不退縮，我決不說'我不干了!'”⑤在這種美國土壤中產生的實用主義，用羅素的話來說，是一種“美國工業社會的哲學”。作為美國式實踐的理論概括，實用主義強調從人的“經驗”出發，主張用行為效果來證明思維的合理性，根據事實效果來判定或修正信念，“要把注意之點從最先的物事移到最後的物事；從通則移到事實，從範疇(Categories)移到效果”，⑥帶有強烈的反教條主義和反思辯哲學的色彩，反映了美國創業時期求實與創新的精神，體現出一種開拓、進取、行動和成功超過一切的美國風格。實用主義把“人的問題”引入現代西方哲學，在哲學領域實現一番大改造，杜威說：
如果哲學不弄那些“哲學家的問題”了，如果哲學變成解決“人的問題”的哲學方法了，那時候便是哲學光復的日子到了。 ⑦
這樣以“人的問題”取代“哲學家的問題”，抓住了人的實踐活動這一中心環節，用實踐主體取代了傳統哲學中唯理的抽象的認識主體，推動了哲學主體觀、實在論、真理論和認識論等方面的變革，提出了一系列反傳統的見解，從而在唯科學主義和現代人文主義之間另闢蹊徑，使實用主義哲學顯示出一種既注重科學方法，又富於人文精神的特色；在社會生活中則表現為既崇尚科學，又張揚民主自由的文化姿態。因而受到正在奮鬥開拓而又遭受異化和文化衝突的美國社會的普遍歡迎。總之，實用主義是“美國的工具主義”(杜威)，是一種反映美國社會時代精神，強調獨立自由的主體——人的實踐活動和成效的帶有主觀唯心主義傾向的哲學。
胡適從杜威專攻實用主義哲學，受這位當代“實驗主義領袖”的影響至深。他自己說：
我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教我處處顧到思想的結果。這兩個人使我明科學方法的性質與功用……⑧胡適接受的實用主義影響，主要是在真理論和方法論方面。這對他後來倡導文學革命，倡導白話詩文，考證古史和傳統小說，研究中國思想史和哲學史，以及政治和生活諸方面，都有重要影響。正如他自己所說：“從此以後，實驗主義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個嚮導，成了我自己的哲學基礎。”⑨而杜威則是對他“有終身影響的學者”，對他一生的文化生命“有決定性的影響”。
①據陳鶴琴先生在江蘇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的發言說，中國學生在哥倫比亞大學留學的，“經常有三百人之多”，從辛亥革命起一直到解放以前，這30多年來，在哥大畢業的有“上萬的中國留學生”。陳的講話曾摘要刊載於1955年2月28日的《文匯報》，該報編者所加的題目是《我控訴杜威這個大騙子》，見《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第5輯，第213～218頁。
②《藏暉室札記》卷十二“一○Adler先生語錄”(1916年1月11日)，上海亞東圖書館版，第820頁。
③胡適的博士論文“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胡氏自譯為“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見《藏暉室札記》卷十六“一六我之博士論文”，上海亞東版，第1133頁)。 1922年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英文本)，中譯名為“先秦名學史”；直至1983年12月，才有上海學林出版社出版的中譯本《先秦名學史》，由翻譯組多人譯，李匡武校。
④《胡適口述自傳》(唐德剛中譯)，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第91～92頁。
⑤詹姆士：《實驗主義》(Pragmatism)，參看《胡適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6年8月9版，卷二，第109頁。
⑥詹姆士：《實驗主義》，參看《胡適文存》卷二，第95頁。
⑦杜威：《創造的智慧》(Creative Intelligence)，參看《胡適文存二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9年3月6版，卷二，第270頁。
⑧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見《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4月3版，卷五，第630頁。
⑨胡適：《藏暉室札記?自序》，上海亞東版卷首第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