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續近二千年的君主專制，創建了中華民國，乃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劃時代的大事件。胡適對此，起初也不甚了了。他在海外得知武昌首義的消息，自然也非常關注；並曾譏刺受命於清廷的袁世凱，“真是蠢物可鄙”。然而，他最關心的還是在漢口的大哥與明侄，以及自家在漢口的店業①。待到辛亥革命的周年紀念日，綺色佳天雨朦朧，秋風蕭瑟。這時胡適經過美國民主共和政治生活的陶冶，對已建立的民國，便油然而生“悠悠之思”了。這一年，胡適致胡紹庭信中說：
祖國風雲，一日千里，世界第一大共和國已呱呱墮地矣!去國遊子翹首西望，雀躍鼓舞，何能自己耶!
歡欣鼓舞之情躍然紙上，且表示“吾恨不能飛歸為新國效力耳”。 ②
然而，胡適卻把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國的功勞，全記在堅持改良主義的保皇派梁啟超名下!他認為梁啟超是“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思想界。15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之賜”。並說：
去年武漢革命，所以能一舉而全國響應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③戊戌維新失敗之後，梁啟超逃亡日本，致力於“新民”的思想啟蒙事業，加上他“筆鋒常帶情感”的文字，在青年知識者中間影響確實很大，其思想啟蒙宣傳之功應予適當肯定。然而梁氏仍堅持君主立憲的改良主義道路，反對孫中山一派的革命道路。而胡適如此誇大保皇派梁啟超的思想啟蒙作用，又如此貶低革命派孫中山黃克強領導革命的功績，卻是明顯背離實際的偏私之見，而從中也可看出胡適受梁啟超改良主義思想的影響有多麼深。
對於新建的中華民國，胡適還是愛護的。對種種損害民國的行徑，他都不能容忍。
當時，有一個叫布朗德(JOPBland)的英國人，從倫敦到美國來，四處遊說，詆毀中華民國。布氏曾經在中國海關做過事，他的演說登在報上甚有欺騙煽動作用。胡適讀了很氣憤，當即寫信給《紐約時報》，駁斥布氏的讕言。有一天晚上，布氏在綺色佳演講，講題是《中國的動盪局勢》，胡適也去聽。布氏反對美國人承認中華民國，他說列強不能承認民國，因為民國還未為中國自己的人民所承認。胡適聽了這話，站起來用英文質問布氏，有什麼根據?布氏支支吾吾回答不出來，只好改口，說他沒有說過這樣的話。對於布朗德詆毀民國的言論，中國留美學生都憤激不平，波士頓、紐約與綺色佳的留學生，多有書信往來，商議抵制的辦法。 11月22日，中國留美學生會召開特別會議討論。胡適在會上提出一項建議：
在學生會設一通信部，專門翻譯英美各國反對我國的言論，給國內各報紙刊登，“以警吾國人士，冀可稍除黨見之爭，利祿之私，而為國家作救亡之計”。 ④由此可見他維護民國的誠心。
竊國大盜袁世凱，竊踞了民國總統的寶座以後，仍不滿足，又做起皇帝夢來。他首先把孔夫子抬出來，演出了一場尊聖祭孔的丑劇。 1913至1914年間，袁氏先後頒布了幾個尊孔祭聖的命令和條例。胡適在美國看到，曾大加嘲諷，指斥袁氏“此種命令真可笑，所謂非驢非馬也”；又揭舉袁氏尊孔之令有七大謬誤，一一加以駁斥，說它是“一片空言，全無意義，口頭讕言，可笑可嘆”。當時，胡適雖然未必看到了袁世凱顛覆共和、恢復帝制的野心，卻也指出袁氏尊孔令中把“綱常淪，人欲橫流”，歸咎於國體變更以後自由平等之流禍，是一大謬誤。 ⑤這不也可以說是在為民主共和而辯護嗎?
到1915年8月，在袁世凱的授意之下，袁的美國顧問古德諾(Frank J.Goodnow)，在美國各地演說，並發表了《共和與君主》一文，為袁氏復辟帝制大造輿論。楊度、孫毓筠等緊跟著發起組織籌安會，按照古德諾的調子，加緊鼓吹帝制。胡適從報上得知消息以後，認為“古氏在此邦演說作文，均言中國無共和之程度，其說甚辯，足以欺世。……於我國共和前途殊有影響，不可不辯”。於是，寫了《中國與民主》及《古德諾與中國之頑固反動》兩篇英文文章，分別寄給紐約月刊和《新共和國》週報。文章針對古德諾的謬論駁斥說：
古德諾教授及其他一些好心的立憲權威們認為，東方人不適合於民主的政府形式，因為他們從來沒有過民主政府。恰恰相反，年青的中國相信，正是因為中國過去沒有民主，現在就必須有民主。年輕的中國又相信，如果第一個中華民國民主的生命較長，到那時候就會在中國建立起相當有力的控制，並且有了四年民主政體的政治經驗，儘管這個經驗還是不完善的，而到時候就可以使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了解，什麼是共和政體的真正的意義。 ⑥
這時候的胡適，已經是公開為捍衛民主共和而辯護的鬥士了。
袁世凱終於下令改元登極。然而，這個背叛民國的大野心家、大陰謀家立即陷入了全國人民憤怒聲討的狂潮之中。他的83天皇帝夢也終於破滅了；而且眾叛親離，楚歌四起，終於成了獨夫民賊，在全國人民的唾罵聲中憂懼而死。住在美國的華人也都手舞足蹈，額手稱慶。胡適說這真可謂是“千夫所指，無病自死”；並且指出，袁氏之死，是死有餘辜!因為：
袁氏之罪，在於阻止中國20年之進步。今日其一身之身敗名裂，何足以贖其蔽天之辜乎?⑦
袁世凱的竊國、稱帝、破產、死亡，是中國近代史上君主專制制度的一次垂死掙扎。它給人們提供了深刻的歷史經驗和沈痛的歷史教訓。袁氏倒行逆施，居然有那麼多吹鼓手，有那麼多人為他抬轎子，有那麼多人上表勸進，這就向人民昭示，專制主義在一些人當中還是有市場的，不可能一時消除乾淨。然而，人心所向，時代潮流所趨，是民主共和；逆歷史潮流搞專制主義的人，絕不會有好下場，袁世凱便是活的和死的見證!
胡適也通過袁氏之死總結了歷史的經驗教訓。他猶念念不忘康有為梁啟超領導的戊戌變法，認為“袁氏之賣康梁，其罪真不可勝誅”。如果當年袁氏不向慈禧太后、榮祿告密，戊戌政變不致推翻，“則20年之新政，或已致中國於富強”了。
正是因為這一點，胡適方說“袁氏之罪，在於阻止中國20年之進步”。然而，胡適這時眼界比過去開闊了，美國的政治生活給他腦子裡灌輸的民主共和思想更多了。他想到，20年前的戊戌維新即使成功，也只是君主立憲，不能有“根本的解決”；必然保留清朝帝室、貴族及官僚政治，結果必然是“一種皮毛的新政，暫時的治安，而共和之運動反為阻滯”，革命終不可避免。 20年來國內歷史的進程，又使胡適看到：
徒以戊戌失敗之故，此20年中中國之進步，皆起於下而非出於上。其結果乃有辛亥之革命及今日之革命，遂令數千年之帝制一旦推翻，三百年之滿清亦同歸於盡，今之官僚派餘孽似亦有摧滅之勢；則雖謂吾國政體問題已有幾分根本的解決可也。而此幾分根本的解決，皆戊戌失敗之賜也。 ⑧
這“根本的解決”，說明胡適的思想認識有了一點進步，他不再把辛亥革命的成功，全記在梁啟超名下了，他似乎從康樑的改良主義藩籬中移動腿腳，向革命邁出了小半步。
①參看《藏暉室札記》卷一，1911年10月12日至30日日記。上海亞東圖書館版，第81～86頁。
②見《胡適研究叢錄》，顏振吾編，北京三聯書店1989年2月版，第225頁。
③《藏暉室札記》卷一，1912年11月10日日記。上海亞東版，第122頁。
④參看《藏暉室札記》卷二，1912年11月19日、21日、22日日記。上海亞東版，第120～127頁。
⑤參看《藏暉室札記》卷三“二六非驢非馬之大總統命令”(1914年1月23日)，上海亞東版，第162至163頁；卷七“三八袁氏尊孔令”(1914年11月16日)，上海亞東版，第468～470頁。
⑥參看《藏暉室札記》卷十一“六論袁世凱將稱帝”及“二O闢古德諾謬論”，見上海東亞版，第741～748頁、768頁。月刊(The Outlook)，胡適原譯紐約《外觀報》。此處引文見“六論袁世凱將稱帝”所附之《China and Demecracy》(《中國與民主》)，中譯文曾得武漢大學英文系李子彬教授校訂。
⑦《藏暉室札記》卷十三“十三死矣袁世凱”(1916年6月7日)，上海亞東版，第926～927頁。
⑧《藏暉室札記》卷十三“十四論戊戌維新之失敗於中國不為無利”(1916年6月7日)，上海亞東版，第9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