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春，胡適改進澄衷學堂。這裡的課程比梅溪學堂完備得多，除了國文、英文、算學之外，還有物理、化學、博物、圖畫諸科，使胡適能較多地接觸西方的科學和文化。
那時的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慘遭失敗以後，又遭受八國聯軍蹂躪的奇恥大辱，戊戌變法的維新改良運動也宣告破產了。清王朝的統治，掌握在頑固派頭子慈禧太后的手裡，是更加黑暗，更加腐朽了。先進的中國人更急切地向西方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愛國青年們如飢似渴地學習西方的新思潮和新文化；卻也有不少人悲觀了，失望了，消沉了。嚴復譯述的赫胥黎著《天演論》①，正在這時風行海內。他所宣傳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思想，燃燒著許多少年人的心和血，給那些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及失望悲觀的人們指出了新的希望，在中國思想界起了振聾發聵的作用，並且影響和教育了好幾代的知識分子。
澄衷學堂的楊千里先生，“思想很新”，做過胡適班上的國文教員。 ②他曾經在胡適的作文本上題了“言論自由”四個字。這在清朝末年，仍把皇帝和孔夫子的話當做絕對真理的時代，確是很難得的進步思想。而最難得的，還是楊先生教國文與眾不同，居然用《天演論》做教科書，引導胡適等一班學生讀了這一代名著：
有一次，他教我們班上買吳汝綸刪節的嚴復譯本《天演論》來做讀本，這是我第一次讀《天演論》，高興的很。他出的作文題目也很特別，有一次的題目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試申其義”。 ……這種題目自然不是我們十幾歲小孩子能發揮的，但讀《天演論》，做“物競天擇”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個時代的風氣。
③
胡適最初讀《天演論》的時候，和他的許多同學一樣，並不了解赫胥黎在科學史和思想史上的貢獻，也不真正了解科學的進化論。他們所能了解的，只是“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一類的口號和公式。看看國際上弱肉強食的殘酷鬥爭，想一想中國面臨瓜分滅國的危機，他們更覺得這個天演公式簡直是當頭棒喝，受了絕大的刺激。於是，在他們同學中的第一個反響，便是改名字，有人改名孫競存，有人改名楊天擇。胡適也改了名字：
我在學堂裡的名字是胡洪。有一天的早晨，我請我二哥代我想一個表字。二哥一面洗臉，一面說，“就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適'字，好不好?”我很高興，就用“適之”二字。 (二哥字紹之，三哥字振之。)後來我發表文字，偶然用“胡適”作筆名，直到考試留美官費時(1910)我才正式用“胡適”的名字④。
這“胡適”，便是他開始接受進化論思想影響留下的一點“紀念品”。從此，赫胥黎便成了對胡適生平思想“影響最大”的一個人⑤。
在澄衷學堂，胡適所讀的新書之中，對他生平思想影響最大的還有另一個人，就是梁啟超。
梁啟超是著名的維新黨領袖人物。戊戌變法失敗後，他流亡日本，創辦《新民叢報》，繼續宣傳君主立憲的改良主義，成了保皇黨人。但梁氏堅持介紹西方的新學，抨擊中國社會的黑暗，解剖國民性的缺點和弱點，而且文章“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⑥，在中國思想界仍有相當大的影響，發揮了巨大的啟蒙作用。
胡適在梅溪學堂便開始讀《新民叢報》，讀梁啟超一派人的文章。到澄衷以後，似乎和梁氏更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從梁啟超的文章中，知道世界上除了孔子孟子以外，還有培根、笛卡爾、霍布士、斯賓諾莎、孟德斯鳩、盧梭、康德、達爾文等許多大思想家和大學問家。 ⑦他折服於梁氏文章的魔力，他的思想也不能不跟著梁啟超走。
胡適說，他那時“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主要是兩部著作對他的思想事業影響極大，第一是《新民說》，第二是《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新民說》，是梁啟超有代表性的政論著作。它的主旨，是要改造中國的國民性，把我們這個老大落後的民族，改造成一個先進強盛的新民族，使“吾四萬萬人之民德民智民力”，可以同西方的先進民族相匹敵，成為新民。他說：“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因此，梁氏自號“新民子”，自稱“中國之新民”，他辦的雜誌也叫做《新民叢報》。總歸一句話，他把“新民”
看作是“今日中國第一急務”。
胡適讀了《新民說》，看這十幾篇文字，歷舉西方民族的許多優長，解剖中國國民的奴隸根性，覺得給他打開了一個新世界，使他相信中國之外，還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因此，胡適認為：
《新民說》的最大貢獻在於指出中國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許多美德。 ……他指出我們所最缺乏而最須採補的是公德，是國家思想，是進取冒險，是權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進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義務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他在這十幾篇文字裡，抱著滿腔的血誠，懷著無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筆鋒常帶情感”的健筆，指揮那無數的歷史例證，組織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淚，使人感激奮發的文章。其中如《論毅力》等篇，我在25年後重讀，還感到他的魔力。何況在我十幾歲最容易受感動的時期呢?⑧另一篇《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是梁氏早年的學術著作。他將中國學術思想史分為七個時代。 ⑨今天看來自然有不科學之處。但這是在80多年前，正如胡適所說，這篇文章“是第一次用歷史眼光來整理中國舊學術思想，第一次給我們一個'學術史'的見解”。因此，胡適也最愛讀，而且也給胡適“開闢了一個新世界”，使他知道“四書”“五經”之外，中國還有學術思想。
但梁啟超的這篇文章沒有寫完，只是一個半成品。胡適覺得很失望，很不滿足。
後來梁氏又在《新民叢報》上續作，也沒有完成，中間仍缺三個時代最緊要的部分。胡適眼巴巴地望了幾年，忽然靈機一動：
我在失望的時期，自己忽發野心，心想：“我將來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補作這幾章闕了的中國學術思想史，豈不是很光榮的事業?”我越想越高興，雖然不敢告訴人，卻真打定主意做這件事了。
這一點野心就是我後來做《中國哲學史》的種子。 ⑩
由此可見，梁啟超對胡適一生的思想和事業，影響是何等重大。
當胡適津津有味地讀著梁啟超的《新民叢報》的時候，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已經成立，《民報》也已刊行，正大聲疾呼宣傳排滿的革命思想。與梁氏所編《新民叢報》宣傳的改良主義，正是兩軍對壘，展開了一場大論戰。青少年時代的胡適，顯然是傾倒在梁啟超一派人物的思想主張之下，以至也一步步走向改良主義的道路。胡適後來一直崇拜梁啟超。梁氏逝世時，他正去北平，參加北平協和醫學校的校董會，聽說梁氏去世，便趕去參加樑的大殮，灑了幾滴感恩和傷悼的眼淚。
①赫胥黎(T.Huxley，1825—1895)，英國著名的生物學家，馬克思稱他是“科學界一位權威”(《法蘭西內戰》)。達爾文的一書發表後，他竭力支持和宣傳進化學說，與當時宗教勢力作激烈的鬥爭。他第一個提出了人類起源問題和“不可知論”(Agnosticism)一詞。著有《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動物分類學導論》、《進化論與倫理學及其他論文》等書。
《天演論》，原是《進化論與倫理學及其他論文》一書的前兩篇，嚴復譯述，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由湖北沔陽盧氏木刻印行，1901年又由富文書局石印出版。今譯本書名改稱《進化論與倫理學》(北京科學出版社1971年7月出版)。
②時隔29年之後，胡適仍記得這位先生，1934年2月3日日記中有云：“四點到楊亮功家，見著監察院的楊千里先生，……千里先生帶他的小兒子楊彥歧來，要他拜我為師。千里先生是我師，他的兒子即是我的師弟，我如何敢當?”可見胡適是非常尊師重道的，即使當了大學校長、院長、名教授，仍然不忘乃師，並執師禮甚恭，誠為難能可貴(見台北遠流版《胡適的日記》手稿影印本第11冊)。 （三版註）
③《四十自述》“在上海(一)”，上海亞東圖書館版，第49頁。
④同上第50頁。
⑤參看胡適的《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的第一部分（載《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出版)和《演化論與存疑主義》(載《胡適文選》，上海亞東圖書館1930年出版)。
⑥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二十五，自述戊戌變法失敗後，他亡居日本，創辦《新民叢報》、《新小說》等雜誌的情況，曾自評其文字說：
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煉。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 (見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10月版第62頁)
⑦梁啟超在辛丑(1901年)壬寅(1902年)間，曾致力於介紹西方學說，所撰文章如《霍布士學案》、《斯片挪莎學案》、《盧梭學案》、《近世文明初祖倍根笛卡兒之學說》、《天演學初祖達爾文之學說及其略》、《法理學大家孟德斯鳩之學說》、《近世第一大哲學家康德之學說》等，多刊於《新民叢報》，後收入日本人下河邊半五郎所編輯的《飲冰室文集類編》下冊“學說”內，日本東京帝國印刷株式會社昭和三十七年(1904年)印行。
⑧同註③第52頁。
⑨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第一章“總論”中，說：
吾欲劃分我數千年學術思想界為七時代：一、胚胎時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時代，春秋末及戰國是也；三、儒學統一時代，兩漢是也；四、老學時代，魏晉是也；五、佛學時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時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時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復興時代，今日是也。 (見《飲冰室文集類編》下冊第10頁)
⑩同註③第54頁。
胡適在《丁文江的傳記》裡，曾記述此事：
當時我聽說梁任公先生病重，我很想能見他一面。不料我1月19日夜九點多鐘到北平，任公先生已死了八個鐘頭了。
1月20日，任公的遺體在廣慧寺大殮。在君、叔永、陳寅恪先生、周怡春先生和我，都去送他入殮。看見許多任公先生的老友，如蹇季常先生等，都是兩眼噙著眼淚，我也忍不住墮淚了。 (台北啟明書局1960年版，第73頁；又見台北遠流版《胡適作品集》第23冊，第119～1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