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春天，胡適告別了母親和家鄉，跟隨他的三哥，到上海去求學。他身穿藍呢夾袍，外罩絳色大袖馬褂，腦後一條小辮子，用紅頭繩扎著，蹺蹺的拖在背後，完全是一副地道的鄉里土少爺打扮。當年由績溪上莊出門，只能步行。他們經逍遙崖、江南第一關、棧嶺，沿新安江、富春江而下，至餘杭乘小船，走了七天七夜才到杭州；然後乘火車，來到十里洋場的大上海。 ①這個鄉巴佬要在這裡住下，讀書，尋求那被高山崇嶺封閉著的家鄉所不能夢想的“新學”。
他進的第一個學堂是梅溪學堂。這是他父親生平最佩服的一個朋友張煥綸(經甫)
先生②創辦的。那時是清朝末年，剛剛廢科舉，興學校。這梅溪學堂課程還很不完備，只有國文、算學、英文三門。胡適因為不懂上海話，又不曾“開筆”做文章，所以暫時編在第五班，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
但胡適在家鄉已經讀了許多古書。現在進五班，國文讀《蒙學讀本》，他自然不費吹灰之力，正好可以默默地用全力專攻他沒有學過的英文和算學。
不久，胡適碰到一個嶄露頭角的機會。這五班教國文的沈先生，大約也瞧不起淺近的《蒙學讀本》，事先沒作準備。這一天，講到讀本里的一段引文：
傳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沈先生隨口說這個“傳”就是《左傳》，引文是《左傳》上的話。胡適聽到這裡，心想，這不講錯了嗎?然而，他畢竟剛從鄉里來，不敢冒失；從母親那裡也學得了一點忍耐的好脾氣。直等到先生講完之後，他才拿著課本，走到講台那兒去，用半生不熟的上海話，低聲對沈先生說，這個“傳曰”是裡的《繫辭傳》，不是《左傳》。先生用驚異的目光，望著這個土里土氣的鄉巴佬，臉也有些紅了。於是，發生了下面的對話：
“儂讀過?”先生問。
“讀過。”
“阿曾讀過別樣經書?”
“讀過、《書經》、《禮記》。”
“做過文章嗎?”
“沒有。”
“我出個題目，撥儂做做試試看。”先生出了“孝弟說”的題目，胡適回到座位上，勉強寫了一百餘字。先生看了，點點頭，說：
“儂跟我來!”
胡適捲起書包，跟著沈先生下了樓，走到第二班的課堂。沈先生對那班裡的顧先生說了幾句話，顧先生便叫胡適坐在最後一排的椅子上。這時他才明白，自己已經是第二班的學生了，一天之中，他竟跳了三班!
他滿心高興，坐下來凝神聽課。先生卻沒有講書。抬頭一看，黑板上寫著兩個作文題目：
論題：原日本之所由強。
經義題：古之為關也將以御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③
“經義題”是科舉考試做八股文的題目，胡適沒有學過，不會做。 “論題”雖然可以敷衍，但那個“日本”，在天南還是在海北呢?他也不大清楚，怎麼做呢?剛剛升到這個班裡，他既不敢請教先生，同學中又沒有一個熟人，在鄉里讀的那些古書也幫不上忙。他心裡急得不得了，以至暗自埋怨沈先生不該把他升得這麼高，這麼快。
正在這個“作文危機”的時候，胡適家在上海開的“公義油棧”店裡派人來學校，報告他三哥病危的消息。先生准他帶作文卷子回家去做，下星期再交。於是，胡適抄了題目，逃出課堂，暫時躲過了這一關。
趕回店裡，他的三哥不幾個鐘頭就斷了氣。第三天，他的二哥從漢口的店裡趕到上海，辦喪事。據胡適自己回憶：
喪事辦了之後，我把升班的事告訴二哥，並且問他“原日本之所由強”一個題目應該參考一些什麼書。二哥撿了《明治維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叢報彙編》……一類的書，裝了一大籃，叫我帶回學校去翻看。費幾天的工夫，才勉強湊了一篇論說交進去。不久我也會做“經義”了。幾個月之後，我居然算是頭班學生了。 ④
從鄉里讀的“四書”“五經”，轉到讀《明治維新三十年史》和《新民叢報》一類新書，使胡適的眼光從古代轉到了近代，從舊世界轉到了新世界。他開始如飢似渴地呼吸著新的空氣，吸取新的知識，追逐著時代的新潮流，並自命為“新人物”了。
這個“新人物”所讀的新書，大多是二哥給他的梁啟超一派的著作，也讀反清革命的書。有一天，班裡的同學借來一本鄒容寫的《革命軍》⑤，在胡適等幾個同學中傳看。鄒容是清末著名的“革命軍馬前卒”。他寫的這本《革命軍》，薄薄的本子，書前印著著名革命家章太炎寫的序。全書約兩萬來字，淺近通俗的語言，宣傳反對清廷專制，鼓吹“獨立自由”和建立“中華共和國”，在當時起了很大的革命鼓動作用。胡適等幾個少年人看了，也都很受感動。但那時滿清王朝的統治還很殘酷，這種革命的書印得還不多。印這種書，被抓著便要殺頭；看這種書也只能偷偷地看。他們這本《革命軍》是藉來的，要歸還；捨不得，便輪流著抄。晚上，學堂的捨監來查過夜，他們便偷偷從床上爬起，點著蠟燭，繼續抄。
幾個人連夜趕著抄成了一部《革命軍》。
這個“新人物”又很關心時事，愛看報紙：
這一年是日俄戰爭的第一年。上海的報紙上每天登著很詳細的戰事新聞，愛看報的少年學生都感覺絕大的興奮。這時候中國的輿論和民眾心理都表同情於日本，都痛恨俄國，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仇俄的心理加了不少排滿的心理。這一年，上海發生了幾件刺激人心的案子。一件是革命黨萬福華在租界內槍擊廣西巡撫王之春，因為王之春從前是個聯俄派。一件是上海黃浦灘上一個寧波木匠週生有被一個俄國水兵無故砍殺。這兩件事都引起上海報紙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現的《時報》，天天用簡短沉痛的時評替週生有喊冤，攻擊上海的官廳。我們少年人初讀這種短評，沒有一個不受刺激的。週生有案的判決使許多人失望。我和王言鄭璋三個人都恨極了上海道袁海觀，所以連合寫了一封長信去痛罵他。 ⑥
當時國內的排滿浪潮，反抗沙俄侵占我東北的“拒俄運動”，在胡適的思想上種下了初步的民族民主革命和愛國主義的種子。他“痛恨俄國”，也痛恨那媚外賣國的清王朝和官吏。因此，當梅溪學堂要送胡適和另外幾個同學到上海道衙門去考試的時候，他們幾個“新人物”便不約而同，都拒絕到官廳去應試，不等考試日期到，就都離開梅溪學堂了。
①台北《中國一周》第634期(1962年5月18日出版)載胡鐘吾所作《胡適博士上世源流及生年事蹟考》一文，中說1953年2月10日，胡適在台北鐵路飯店績溪同鄉歡迎會中，“詳述少年時在家，送親友出門，攜帶雨傘乾糧(用麵粉做的菜餅)，由績溪步行經逍遙崖，江南第一關，棧嶺，到餘杭，乘小船至杭州，坐火車至上海的故事”。
②張煥綸，字經甫，上海人。是胡適的父親胡傳在龍門書院的同學和朋友。後來胡傳任官台灣時，在復張經甫的信中說：“厚意深情，即百朋之錫，不足過矣。九頓首以謝，猶自以為不足也。”(見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51年5月印行的《台灣紀錄兩種》下冊，第70～71頁)由此可見他們之間情誼之一斑。胡傳死後，張經甫又代撰《胡鐵花先生家傳》，對胡傳的生平事業記述甚詳。
③“經義”是宋以後科舉考試的一種文體，以“經書”中的文句為題，應試者作文闡發其中義理；明清兩朝形成一種固定格式的八股文體，題目用“四書”“五經”的文句，解釋須依朱熹的《四書集注》等書，不得任意發揮。胡適初入梅溪學堂第二班所見的這個“經義題”，文句摘自《孟子?盡心章句下》。
④見《四十自述》“在上海(一)”，上海亞東圖書館版，第46頁。
⑤鄒容(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縣人。曾留學日本，積極參加反清鬥爭，是清末有名的革命家之一。 1903年7月被清政府勾結上海英租界當局逮捕，判刑二年，1905年4月死於獄中，年僅20。
《革命軍》是鄒容宣傳反清革命的著名作品，1903年作，共七章，約二萬言，用通俗淺近的文字，揭露清政府的殘酷統治，提出建立“自由獨立”的“中華共和國”的理想，起了很大的革命鼓動作用。自序後署“皇漢民族亡國後之二百六十年歲次癸卯三月日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記”。書前有章炳麟(太炎)的序，中說：
“今容為是書，壹以叫恣言，發其慚恚，雖囂昧若羅、彭諸子，誦之猶當流汗只悔，以是為義師先聲，庶幾民無異志，而材士亦知所返乎!若夫屠沽負販之徒，利其徑直易知，而能恢發智識，則其所化遠矣。借非不文，何以致是也。”(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北京三聯書店1960年4月版，第1卷下冊，第650頁)
孫中山在《自傳》中談到清末反清運動時，讚揚說：“鄒容著有《革命軍》一書，為排滿最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為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為力甚大。”(見《總理全集》)
⑥同註④，第47頁。